清代秘密教门中的民俗医疗现象与社会影响

明清以降,民间秘密教门在乡土社会传播极为广泛,尽管官方对其打压不遗余力,并不断针对秘密教门的传布制定法律条例,但是仍未能阻止其传布蔓延。作为乡土社会中的常见现象,民众在生活中对秘密教门有不少实际需求,如祈福、治病、丧葬仪式的主持等。清代民众求医问药的方式有多种,而秘密教门的做功运气、茶叶符咒等民俗疗法,是民众易于获得的医疗方式,秘密教门因此吸引大批信众,并获取钱财,不断发展;在此过程中,秘密教门与乡土社会发生密切联系,并成为民众生活中的组成部分,本文拟通过对秘密教门医疗现象及其社会影响的初步分析,勾画出秘密教门在乡土社会的生活实景。     

清末民初秘密教门向会道门的转变——以政府法令为视角的探讨

中国的秘密教门源远流长,并作为民间文化的一种重要体现而备受瞩目.秘密教门本质上是民间宗教,后来由于官方正统思想的敌视和明清法令的禁止,不得不转入地下,成为秘密教门.晚清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诸多秘密教门开始转型,宗教色彩逐渐淡化,而结社性质日益显著.民国以后,秘密教门进入了新的会道门时期,政府在法律上承认了集会结社和宗教信仰自由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并力图将宗教、结社活动纳入政府管理之下.同时,由于民国初期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会道门得到了迅速发展.     

明代灾荒中的官员劝赈

在明代救灾中,为了充分调动民间救灾力量,明政府施行劝赈.在执行明政府劝赈政策时,官员们首先遵循民众自愿的原则,然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强制逼迫的情况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在劝赈过程中,一些灾区官员公开捐出自己的俸禄,给民众作出表率.有的官员亲自深入民间规劝民众力所能及地为救灾作出贡献.在劝说的过程中,官员均能注意劝说的方式方法,如勤政以感动民心、不扰民、消除富民的顾虑等.     

晚清秘密教门与近代社会变迁

晚清秘密教门大多数是从青莲教和八卦教派生出来的，基本上属于罗教系统。步入晚清社会后，由于近代社会变迁，秘密教门的发展出现了相对的停滞。晚清的秘密教门从其宗教色彩、组织结构和与会门的关系来看，应该处于由民间秘密宗教向民间秘密结社的转变期。晚清秘密教门的活动虽然触及到一些时代主题，但从本质上而言是对近代社会的一种反动。     

宗族在近代社会中的控制作用——以晚清湖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在晚清湖南社会,宗族通过建祠修谱,管理族内民众,维护封建纲常和伦理道德,维持地方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成为与地方政府官员共同管理地方事务的基层力量。处在晚清社会中的湖南宗族在时局的变化下,和团练、保甲等相结合,通过所掌握的宗族权力,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控制地方社会的责任。     

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权力系统之比较

尽管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内部都是实行“家长制统治”,但就权力系统而言,两者存在如下区别:第一,在权力的来源上,民间教门的创教者及其教首主要依靠自我神化的方式来获取对信徒的控制,而秘密会党中“大哥”地位的取得主要依靠自身的实力与威望;第二,在权力的运行方面,如果说民间教门的教首相当于封建家长制统治中的家长的话,那么,秘密会党的会首则只相当于封建家长制统治中的兄长。因此民间教门的教首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其组织的运行,而秘密会党中的会首只是拥有维持组织正常运行的权力;第三,在权与利的关系上,民间教门中教职的高低与现实利益的大小呈现出对等的关系,而秘密会党中的职衔绝对不是获取个人利益的资本;第四,通过血缘关系世袭教权是民间教门中权力继承的基本方式,而秘密会党中鲜有父死子继的情况出现。     

华北游民在反洋教与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

光绪前期(19世纪后期),西方宗教在华北的扩展及其劝诱秘密教门的信徒改奉天主、基督的活动,日益引起各派教门的普遍憎恨和拼死反抗。华北历次教案的发生大都是秘密教门的信徒及游民冲锋陷阵。从教案的轨迹考察,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教案多发生在南方和长江流域;70年以后西方宗教在华北迅速发展,被西教教会拉去的秘密教门的信徒也日益增多,教门与教会的矛盾迅速激化,成为19世纪后期多次教案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活跃在热河、直隶、东北等地的“金丹、在理两教,与天主教教民素不相能”,并在1891年发动了“杀洋灭教”的武装起义,它的打击目标和斗争口号等仍然局限在焚毁教堂、     

清代中期庐州地区的社会状况

在经历＂康乾盛世＂之后,至清代中期,清王朝的统治进入了衰退期。位于皖中的庐州地区同全国其他很多地方一样,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奢靡趋利之风盛行,溺女、逼醮等社会陋习屡禁不绝,地区社会治安环境也日趋恶化,欺行霸市、争讼斗狠、私枭匪患等现象普遍存在,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封建末世的景象。这些社会顽疾不仅破坏了地方经济与社会秩序,妨碍了当地民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而且严重地影响到地方统治秩序的安定,具有很大的社会与政治危害性。为了应对这些社会问题,当地的官府与士绅采取了一些具体的应对措施,或颁布告示,予以严禁,或订立乡约家规,以作劝诫,但他们终究无法扭转历史发展的大势,大清王朝已开始出现严重的统治危机。     

清代河道总督与地方督抚河务职权关系及其演变

清代为治理黄、运两河专设河道总督,但是,河道总督与两江总督以及河南、山东巡抚等地方督抚职权存在重叠,客观上形成了清代河务的复杂管理体制。清初,河道总督专理河务,地方督抚有兼管之名,而权力较小。雍正以降,地方督抚在河务中的权力增大,甚至一度凌驾于河道总督之上。嘉道时期,治河难度加大,官员动辄得咎,双方互相推责。这种职权体制的存在对清代河务产生了消极影响。     

中国政府应对公共危机能力论析——以汶川大地震为研究背景

公共危机管理是现代政府公共行政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是现代政府综合实力和能力的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中国,融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政府行政能力于一体的各级人民政权是我国有效应对各种公共危机的治理主体.此次汶川大地震是对我国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巨大考验.在应对汶川大地震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表现出卓越的应急能力,彰显了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政府危机治理的效能.但是,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我国政府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基层政府要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应对公共危机的体制、机制,不断增强我国政府的应急能力和治理本领,把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作为政府能力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和基本目标之一.汶川大地震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模式的现代转型.     

试论清后期金丹道教与帮会组织的融合

中国历史上的秘密结社主要分为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两大系统,至清代后期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出现了融合的趋向。从金丹道教与天地会等会党组织的交互关系,可以看出这一社会现象的一般规律。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与地方官员的博弈策略分析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是我国为缓解人地矛盾、解决土地资源供给与需求失衡而制定的一项政策.地方官员作为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其行为动机与行为模式对政策执行效果产生了直接影响.基于人性假设和公共选择理论,对地方官员、中央政府、地方民众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多重博弈关系进行探析,有助于透视地方官员的行为驱动力结构.为规引地方官员行为,推动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政策的顺利运行,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地方官员绩效评估机制、地方官员行为监督约束机制和地方群众民主参与机制.     

从白朗起义看袁世凯政府的危机应对

白朗起义是民初政府面临的重大政治危机。袁世凯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存在如下问题：官员重视不够,大意轻视;官军素质低下,腐败无能;官军之间协作缺失,关系不睦;基层政府力量薄弱,疏于防备;未能有效阻断白朗与革命派之间的互动联系。白朗起义之所以能够转战5省、持续3年有余,对民初袁世凯政府造成沉重打击,上述因素值得关注。     

晚清中外官员的往来仪节问题

自签订《中英江宁条约》後,清政府陆续开放通商口岸,各国政府也纷纷在这些通商口岸,设置领事馆,负责与中国地方官交涉商民事务。但因中外双方没有明文规范官员间的往来仪节,中外官员多自行其是,接待规格有高有低,容易产生误会。时间一久,各国领事和地方官员都感到困扰,屡生龃龉。经过几十年的磨合後,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以"马嘉理案"为契机,要求清政府明确规范中外官员往来的相关仪节,遂制订《中外往来仪式节略》。由於中西礼仪概念的差异及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让《中外往来仪式节略》虽提高了外国领事与外国传教士的礼秩位阶,得与越级与地方督抚公文往来,却未能彻底解决中外地方官员交涉冲突的问题。     

清末械斗与政府应对

清末械斗与政府应对问题,是学术界研究的缺失所在。清末政府应对械斗的举措之一是劝谕息争以遏其萌,其中政府与舆论界相互呼应,相得益彰;二是借助民间资源消解民间械斗,从而强化政府的控驭能力;三是借助军警弹压以控制事态,这是最主要的控制事态的手段;四是事后严惩以儆效尤,此乃立竿见影的治标之策;上述之外,清末针对械斗还有其它一些举措或建议,如强化法制、机构建设及提升地方官员的执法能力等。上述清末政府在械斗应对方面的举措,其经验教训在今天看来颇多借鉴意义。至于附带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应高度重视并防范械斗的矛头转向政府、收缴民间枪炮等武器及警惕械斗的职业化等。     

我国政府干预金融危机绩效评价与对策

应对金融危机离不开政府干预。金融安全、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以及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等是评价政府干预绩效的主要指标。据此评价,我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救市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还存在一些失误与问题,应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干预绩效。     

地方政府官员的搭便车行为及其制度约束

在提供属于地方政府部门的俱乐部产品时,地方政府官员会基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比较,做出搭便车与否的理性选择,其行为受俱乐部产品供给的成本收益比较、地方政府部门的规模、官员工作能力的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规范地方政府官员的搭便车行为,需要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两个层面入手,采取适当的制度来予以约束。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伦理道德、信赖与互惠规范、社会网络等,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政治规则、产权制度、惩罚机制等。通过适当的制度约束,可以降低地方政府官员在俱乐部产品供给与消费中的搭便车动机。     

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与条件

地方政府创新对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来自于民众认同的需要、地方政府间竞争的需要以及官员政绩的需要等多个方面.推动地方政府创新必须提供制度的激励与保障、适当的宽容与参与等条件.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政府危机公关

危机公关已经成为政府应对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危机公关不仅是树立政府良好形象的必要手段,也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应在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三个阶段全面展开危机公关,采取行之有效的公关策略.     

浅析公共危机意识与教育的政府引导与规范——基于北京居民的调查分析

危机意识的树立对于减轻危机的危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危机教育应在危机管理的框架下进行。根据对北京居民的调查走访与统计数据分析发现,北京居民普遍缺乏危机意识,缺乏必要的应对危机的知识,应对危机的能力有待提高。因此,政府应提高危机应对能力,建立全社会的危机应对联动机制。政府应有重点、多层次地开展公共危机教育:注重公共危机的学校教育,重视专业培训和演练,让社区成为危机应对最基层、最可靠、最核心的堡垒,成为有效提升危机意识和应对能力的教育基地;同时,保险可以作为公民用来提高自身风险抵抗能力的方式之一。全过程中政府引导与规范是关键,应形成以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为支撑,以社区教育、媒体教育为辅助的完善的危机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