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刘干夫妻墓志考略

洛阳出土晚唐刘干墓志记载了志主的家世生平、科第宦历及其著述等情况。刘干曾于大中年间修订《切韵》12卷及《通纂》、《通例》共10卷,可为研究唐五代《切韵》系韵书演变、补两唐书《经籍》、《艺文》二志之阙提供原始文献线索。其妻太原王氏墓志为当世仅见刘干之著述。     

北宋任布家族世系与婚姻初探

任布家族墓志出土于河南洛阳伊川,这些家族墓志保留了任布家族成员的信息,记载了家族世系、兴衰和婚姻等内容.共有七方墓志,分别为任布之子三人,儿媳二人、孙一人、重孙一人.通过对其家族墓志研究分析,既可了解任氏的家族世系,补史之缺,又可以大致梳理出任布家族从后唐到北宋徽宗年间由盛而衰,复盛复衰的发展脉络.此外,通过任布家族婚姻情况和兴衰史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宋代科举制度对一个家族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敦煌新出土《隋鄯善郡司马张毅墓志》考释——敦煌相关金石整理研究之三

敦煌新出土的隋大业八年(612)《鄯善郡司马张毅墓志》,是敦煌地区现存为数不多的隋代墓志之一。该墓志为考古发掘出土,墓志内容涉及北朝至隋时期敦煌张氏家族、西域历史、府兵制等诸多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志主有可能为隋大业五年平吐谷浑后所置鄯善郡的第一任司马,志文记载可补史籍之阙。     

元代蒙古酎温台家族史事考

河北省曲周县近年新出土元代诺怀墓志。墓志介绍了志主诺怀的姓氏、籍贯、职官、先世职官及生平事迹,为研究元代史提供了新的材料。蒙古酎温台氏家族五代在汉地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受汉文化影响,并融入汉族文化圈,但在婚姻等方面他们族群意识明显。     

石刻所见辽代监察狱案警巡系统职官考——《辽史·百官志》补遗之三

辽代官制承唐仿宋,监察狱案警巡系统的职官亦不例外。但由于《辽史.百官志》的疏漏,大量辽代监察狱案警巡系统的职官不见记载。钩沉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可对辽代监察弹劾类职官、狱案审理类职官以及警巡治安类职官进行考证,以弥补《辽史.百官志》记载的缺漏,并有益于学者对辽代法律监察制度史的研究。     

墓志文体起源新论

墓志既是一种文体,又是古代丧葬制度的重要一环,既有文学的属性,又有文物的属性。关于墓志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但基本上都是着眼于丧葬制度,而没有对制度与文体之间的界限加以厘清。从文体发展的角度看,墓志文经历了从志墓到墓记再到墓志的发展过程;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可以看出,作为有一定行文格式的墓志,是一种起于江左的文体,其出现时间应在晋宋之际。     

宋代通判及其主要职能

1 通判,据《事物纪原》卷六和《职官分纪》卷四一记载:“唐五府长史理府事,余府州通判而已”;《嘉定镇江志》卷一六也载:“唐有别驾,通判列曹”。五代时,南唐燕王宏冀任宣润二州大都督,方讷“以浙西营田副使通判军府”。这些记载说明了通判一词具有全面负责的含义,还不是职官名称。到宋代,通判才作为一个固定的职称,普遍设置于各个州府。 宋太祖建隆四年下湖南,即命刑部郎中贾玭等任湖南诸州通判。次年,又诏翰林学士陶谷及殿中侍御史黄师颂等四十三人,于现任、前任京官、幕职州县宫中各举才能可任藩郡通判者一名。四十三个州府,几乎包括了五代保留下来的藩镇州府的全部。此后,宋政府又逐渐在其他州府设置通判。如乾德三年在眉梓等州,开宝四年在广州,平江南后在处州,陈洪进纳土后在泉州,均先后派任通判。可见,宋初通判随     

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简释

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不仅记述了其家族世系、婚姻状况、历任职官等情况,还详细记载了崇、彝、辟、偁及勖五人墓葬的准确位置,为研究姚崇家族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同时为考古工作者寻找一代名相姚崇及其子孙墓葬提供了重要线索。     

百济人《祢军墓志》考论

《祢军墓志》,近出陕西西安,记载了唐代百济人祢军的家族世系及宦绩功业,间涉初唐重大政治事件,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章根据墓志所载史实,征之以传世文献及其他碑志材料,对百济祢氏、世系与官号、出使日本、职官除授、卒年葬地,以及祢军与祢寔进、祢植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证。     

隋河南郡鹰扬府汇考

兵制度是我国中古时期重要的军事制度之一,对府兵的研究历来为治史者所重视,但隋代史料甚少,《隋书》还无兵志,这给研究隋代府兵制度带来困难,前贤便以考证隋府兵名目来扩展研究材料,但后世出土堪称宏富的墓志资料及一批虎符资料为继续扩展新材料提供了可能。文章在继承前贤研究基础上,着重搜检史籍、墓志资料对河南郡兵府的记载,共捡获河南郡14兵府,并对其进行系统归理与考证。     

新出百济人祢军墓志

《祢军墓志》,全称《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并序》,近出陕西西安。墓志一合,志盖阴刻篆书4行,行4字: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四杀饰以几何纹样。志石高广59cm,厚10cm,四侧竖面阴刻蔓草纹。志文凡31行,满行30字,共计884字,记载了唐代百济人祢军的家族世系及宦绩功业,间涉初唐重大政治事件,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祢军,百济人,事迹散见于《三国史记》及《日本书纪》,未成系统,本志有简传性质,可补史阙。     

太原王氏北方宗支世系居地考

在永嘉之乱南迁浪潮中,太原王氏家族王柔、王泽两大宗支族人大部分迁往建邺。王柔宗支中的王沉后裔王浚却留在了北方,据《华芳墓志》与《王温墓志》记载,王浚有庶子五人,嫡子二人,庶女二人,嫡女三人。其居地,王浚在其父死后与王泽宗支别居,后因王浚封地与任官于幽州,在北方战乱不已的情况下,永康年间举家迁徙于幽州;永兴元年(304),王浚母姑儿孙具聚集于幽州;至建兴二年(314),王浚被石勒所杀,其庶子之子王准率族人迁往乐浪;至北魏时期,在统治者"辟召贤良方略"政策的感召下,王氏后裔又在王评的率领下于北魏兴安二年(453)迁往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后随北魏迁都,徙居洛阳。     

北魏《鄯乾墓志》《鄯月光砖志》与西域鄯善国

鄯善国为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在西汉时期为西域设置的“西域都护”所统属,是丝绸之路西域南道重要的门户之一。东汉至魏晋十六国时期,鄯善等国基本沿袭了西汉以来为内地王朝所统属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洎至公元5～6世纪,在《魏书》《北史》等史书中也有关于北魏鄯善国的相关记载。本文主要以洛阳出土的《鄯乾墓志》《鄯月光砖志》为主,进一步探讨了北魏时期鄯善及车师前部等国的历史,补充史书记载的不足。     

彭州竹瓦街青铜器窑藏

彭州是古蜀人从岷江上游地区进入成都平原的重要通道,《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鱼凫王田于前山,忽得仙道"的传说就位于这一区域。1959年和1980年,彭州濛阳镇竹瓦街分别出土过古蜀时期的青铜器窖藏,其地理位置距离三星堆遗址仅十公里,应当属于以三星堆为中心的古蜀政治、文化圈层的组成部分。这些窖藏青铜器所显示的最重要的历史信息,是继承延续了三星堆以来的古蜀十二桥文化,通过对中原殷周礼仪的模仿与整合,进一步改造原有礼制,并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礼仪文化。     

唐龙朔二年左右司郎中改名左右“成务”考——以出土文献为中心

唐龙朔二年(662)尚书省左、右司郎中改名史有“承务”“丞务”和“成务”三种不同记载。因行用时间仅有八年，传世文献可资辨别者甚少，加之目前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将原本“成务”校改为“丞务”,更使“丞务”一说几成定论。1965年新疆吐鲁番出土《唐乾封二年(667)郭■丑勋告》是龙朔二年百官更名之后的唐代官方公文书，原样保存的当时中央三省相关部门的职官称谓和吏员，可与文献记载一一印证。而敦煌写本乾封二年《氾文开告身》及近年出土乾封三年《苑大智告身》等“王言之制”,新出薛元超、崔安敬墓志等石刻材料也俱提供了更名期间行用新名的实例，且以抄本和石刻形态确证了相关字形。因此可以断定，此次左、右司郎中改名应为左、右“成务”。     

黑水城出土元代亦集乃路选官文书

黑水城出土的北元时期推荐任官文书和其他几件选官文书反映了元代亦集乃路官员选任的三大要求,一是自身要具备职位所需的各种条件,二是任其他职务时的表现是官员升迁的重要条件,三是需要有举保人推荐,是北元时期铨选制度发生变化的重要体现。文中还涉及亦集乃路官员对调现象,甘肃行省的仓库官经历了由各路自行选任到行省选任的过程等问题。文中所引用的黑水城文书尤其是罕见的北元时期文书,作为了解北元历史、补充以往关于元代选官制度记载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宋代的监军

两宋始终存在着监军一职,且多系统多类型。军队系统的监军有三个类型:宦官监军、官员监军、其他名目的监军如都监、走马承受、兵马都钤辖等。宦官监军以及走马承受从北宋中期兴盛,后期达到高峰,至南宋销声匿迹。南宋的监军比较随意,呈现出长官即可任命、不限文武、有更多带兵权等特点。最常见的是地方系统的监军,属于常设的地方武职,分布于南北各地州、县乃至路、镇各级地方,职能是管理驻军、带兵作战、监督地方官、向皇帝报告当地事务等,可能是兵马都监、监押的统称或别称。监军制度是宋代一项重要的军政制度、军事监察制度。宋代监军一词不同寻常,包括多种职官,或为本名,或为俗称,因而或名实相符,或有实无名,或名存实亡。     

流寓文学:明代宁夏流寓群体生存空间转换的文化结晶——以明代《宁夏志》、《嘉靖宁夏新志》、《万历宁夏志》为例

特定历史背景下人群的流动形成了流寓文学,尤其是文人谪戍与文人官员异地为官。流寓文学是地域历史与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梳理明代《宁夏志》、《嘉靖宁夏新志》、《嘉靖固原州志》、《万历宁夏志》关于流寓文学的记载,可理清明代宁夏流寓文化的类型有宗室群体、与宗室相关联的朝廷高层文化人、谪戍群体、从事管理的各类文化人群等,他们上自"朝使",下至入幕文人。《嘉靖宁夏新志》里已专门罗列了"流寓"一类,明确记载了谪戍宁夏有代表性的文化人及其谪戍的原因。流寓人群与地方文化生成关系密切:一是移民生成地域文化,二是流寓人群带来地域文化之繁荣,三是留下了延生的文化根脉,四是体现了特殊的时代性,五是流寓人群直接彰显地域文化的特殊性,深层影响着地域历史与人群的文化成因。     

两晋之际的士族生态与幽冀形势——以王浚为中心的考察

魏晋之际的党争继续存在于西晋社会,士族升降与党派分野息息相关。太原王浚家族是西晋党争的积极分子:有的王氏成员投靠贾充集团,有的则反之,呈现出分流的家族生态。《华芳墓志》丰富了以王浚为中心的士族网络的认识。王浚家族的政治动向是两晋之际士族生态的缩影:政治斗争的复杂多变决定士族生态的多元化。西晋末年以州郡为地理单元的士族交游圈呈现出分崩离析的样态。王浚都督幽冀诸军事的力量凭借与该地区各种族的居民结构密切相关,军事上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依靠鲜卑段部和乌桓人,对付羯人的兴起;所依靠的汉人力量则立足幽冀二州,整合资源。王浚的力量构成体现出血缘性和地缘性的双重特征。刘琨、王浚在经营北部中国方面存在异同,关于二人的史料记载体现出史家笔法有意增删的特征。刘琨、王浚经营北部中国的失败,标志着胡汉力量强弱消长的重大变迁。     

帝制晚期江南出身官僚的一个侧面——以《浙江苏郡同官录》为中心

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会发生种种变化,即为社会流动。其中包括了居住地区、生活程度、地位贵贱、经济收入、职业职位等诸多方面的变化。文章通过对清代末年编纂的《浙江苏郡同官录》的仔细研读,为我们描摹出帝制晚期江南出身官僚的诸般面相。第一,叙述了官员履历、特别是同官录的史料价值。第二,利用《浙江苏郡同官录》中记载的165名官员的履历,分析了他们的籍贯、出身资格、年龄分布、职官分布、任官资格的取得、家族婚姻情况等,探讨了他们的社会构成。第三,在概述清代捐纳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分析了山西票号商人与苏州地区捐纳的关系。第四,论述了清代末年,捐纳已经被视为与科举同样的出身途经,甚至成为一部分社会成员在选择社会流动手段时的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