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营利组织的“二重性”及其监管问题

"官民二重性"既是造成现阶段我国非营利组织特殊性的主要原因,又是对其特点最精确的概括.本文从我国非营利组织"官民二重性"的发展历史及其与政府、民间的关系等三方面对其进行历史、客观、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非营利组织应从自身的"二重性"事实出发,通过政府的有效监管来规范自身行为,更好地发挥和发展其公共性的一面.     

1927—1937年京津地区国家政权与民间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近代以来,民间慈善组织在社会慈善与救助事业的建立与发展方面,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家权力对民间慈善组织在人事任免、日常事务管理、资产支配等方面都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干预态势,使民间慈善组织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受到了极大压抑,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局面。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对社会慈善救助资源的整合,也加速了社会保障法制化的建设进程。     

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的资源依赖关系研究——以对孤残儿童的救助为例

通过对孤残儿童慈善救助事业中的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互动合作研究,发现一方面政府机构缺乏为孤残儿童弱势群体提供覆盖全面的特殊服务的供应能力,亟待民间组织的补充介入;另一方面民间慈善组织因其组织优势而利于开展相关救助服务,但亟须制度支持和资金等来自政府的资源。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较明显的资源互补依赖关系:民间慈善组织对政府的依赖主要体现在组织身份的合法性、组织架构的人事支持和资金支持这几个方面;而政府较为依赖民间慈善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快速反应、志愿精神等资源。并且在此关系模式中民间慈善组织得以保持一定的组织独立性。     

半官方社团与战时民间外交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的抗日外交呈现出官方外交斡旋与民间外交努力双管齐下、官民互动、相辅相成之局面。国民政府充分利用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以及中缅文化协会等半官方社团,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活动,取得了相当的效果。而这些社团的半官方色彩,又使其在抗战时期开展的民间外交活动颇具特色。     

慈善:政府与民间的责任边界

政府与民间在慈善中的责任边界是不同的.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实践模式:美国是“民间主导型”的,英国是“合作伙伴型”的,而加拿大则是“志愿者参与型”的.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形态决定了我国慈善事业必然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补充,慈善组织必然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从慈善的本质来看,政府应该扮演好慈善政策的制定者、慈善精神的培育者、慈善行为的保护者、慈善运行的监督者、慈善环境的营造者等角色;民间应该扮演好慈善组织的培育者、慈善资金的筹集者、慈善活动的动员者、慈善平台的搭建者等角色.从社会转型的历史趋势来看,我国慈善事业必将由“政府主导型”走向“民间主导型”.     

民间商会的慈善参与机制研究——社会资本的视角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民间商会慈善参与的动力机制，体现在发挥中介桥梁作用及网络内互动优势等方面，其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有一定的积极表现，但同时存在民间商会慈善参与的社会资本不足、内部管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对此，可从政府、社会及商会组织自身角度加强构建与整合，增强慈善参与的效果。     

保护型经纪: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色实践

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具有官民二重性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对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有着特殊的功效,充当了政府与社会双重代理人角色,发挥了保护型经纪的功能。作为支持型民办非企业性质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不失为强政府弱社会格局下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类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规范化自主运营、专业化实体服务、能动性个体与团队是其保护型经纪功能发挥的重要机制。     

国际宣传处与战时民间外交

抗战爆发后,中国的抗日外交呈现出官方外交斡旋与民间外交努力官民互动、相辅相成之局面。国际宣传处因时成立,并积极开展以舆论宣传为主的民间外交活动,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四"新文学与民俗学运动——以民间信仰为中心

"五四"时期,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是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和建设而共生与同步的.本文以民间信仰以及相关的民俗文化为考察视角,以文学史进程为线索,试图勾勒出"五四"及其以后的新文学与民俗学之间共生、互动的历史轨迹.     

反思与前瞻——中国社会慈善救助发展六十年

以改革开放为历史分界线,我国福利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身份化福利转变为生活化福利.社会福利安排的生活导向和割裂状态为体制外社会慈善救助的发展拓充了制度空间,同时,党-国家治理手段的变迁和国家-社会的分离,也为慈善公益事业培植了生长土壤.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救助中,慈善救助通过对政府救助的有益补充,实现了从边缘到主流的位移.促进懵懂化的自愿施舍向外显化的公民责任转变,必须夯实和完善慈善救助的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将正视公权主导的"政府慈善"的合理性与维护私力参与的"民间慈善"的灵活性相结合,将激活关系本位的"差序互助"的传统性与创新权利本位的"制度慈善"的现代性相结合,将培育志愿参与的"公民慈善"的权利观与倡导和谐共生的"尚公重私"的公私观相结合.逐渐形成富有本土特色、彰显中国经验、符合国际潮流的慈善救助发展模式.     

多元慈善合作及其法律规制

民间慈善乃至其他单一慈善形式不足以自足,其长期发展必然走向多元慈善合作之路:由单一制慈善走向混合性慈善,从"中慈善"走向广义的"大慈善",从慈善冲突走向慈善合作。从其深层社会根基而言,多元慈善合作之本质在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现国家与社会之合作;通过确保私人利益实现公共利益;通过市场和社会途径解决民生问题。在现实国情之下,多元慈善合作在实践中可能出现基于合作的掣肘、基于选择的偏私和基于资源的依附等现实问题,故而,必须对其进行制度规范与资源平衡,在个人层面、民间组织层面和国家层面均做出努力。     

新媒体与“善治”的可能——基于中外网络慈善监管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中外九国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各国政府、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协会利用新媒体加强慈善监管的模式与特征虽各不相同,可在信息披露方面都取得了可喜进展,但在利用新媒体加强互动方面也都还有待改进,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并未如期带来慈善监管"善治"。究其原因,一方面,各国政府,或因片面强调社会自组织的作用,或因缺乏福利共治的经验,结果都在促进慈善监管机制整合方面踟蹰不前,另一方面,慈善组织使用新媒体主要旨在获取资源,并非真正以受助者为导向,也不愿加重自身监管负担。因此,各种社会主体应进一步构建互动和回应更加充分的新媒体平台,加大监管和问责的力度,提高慈善行业的公信力,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关系生态系统的演化与建构

伴随着劳动关系实践的“生态”转向,亟需理论上做出劳动关系生态系统的回应与创新。劳动关系生态系统是指工作场所内多行动者互动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集合体。其随生产关系变化经历了以物质资本驱动的劳动过程控制—以人力资本驱动的人力资源管理—以数据资本驱动的生态圈治理的演化路径,这种生态圈治理的本质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数据资本三方共同博弈的结果。共同价值支撑下的偏利共生、互惠共生、互补共生和共享共生是劳动关系生态系统的共生行为模式,处于更高级别的共生形态将推动组织向更有生命力的方向演化。劳动关系生态系统作为动态平衡的复杂系统,我们可以从分布式系统基础架构、以组织整体的生态战略观实现内外部耦合协调以及从生态思维认知高度加强数字素养培育等方面建构策略,推动系统向共生更高级态发展。     

农民工城市融入缘何依托共生型组织——基于Q市L镇多重组织互动的地方性叙事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是依托共生型组织.共生型组织是一种共生单元之间互为主体、价值趋同、资源共享以高效合作、高度协同为特征的组织化形态.组织共生强调在不同组织之间或同一组织内部构建一种以信任为基础的共生关系,关注不同组织之间和同一组织内部的有效互动.不同于以往"权益—冲突"的视角,基于"组织—共生"的角度,探讨多重组织与基层政府、本地居民三者互动的现实样态,揭示农民工组织化的"共同体"意识,推动农民工"本土化".对于城市治理而言,农民工组织化为单一个体(共生单元)的城市融入降低了交易成本,它既构建了农民工共生型组织与基层政府、NGO及本地居民的"共生关系",又形成了城市社区"以外治外"的治理逻辑.     

文化与生态共生图式初探——兼论奥康纳与萨卡的文化生态思想

文化作为一种力量与生态相辅相成。文化与生态共生于人类实践活动,文化价值与自然生态和谐统一是二者关系的理想图式,超越"经济理性"和"自然理性"的"文化理性"是人类实现这一图式的积极应对。奥康纳和萨卡的相关研究在这方面有一定启示意义。科学发展观是文化与生态共生图式的生动展现。     

当前我国慈善事业的行政治理困境剖析

对慈善事业的行政治理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慈善组织的准入,反映政府对于民间慈善力量的态度;二是对慈善组织的监督,这是促进慈善组织自律、减少违规行为的重要制度保障。但就目前我国慈善事业的行政治理来看,在以上两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导致一方面大量民间慈善资源处于无序状态,缺乏监管。另一方面现有慈善组织频发违规事件而失去公信力。如何挖掘民间慈善资源,引导和规范慈善事业有序发展是当前我国慈善事业行政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妈祖文化热的再认识

妈祖文化的影响力不但超过任何一种民间信仰,就连五大宗教也望尘莫及。其表现待征可以归纳为两岸互动、官民互动、知识界和信仰者互动三点。妈祖文化在增进民族感情,增强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促进文化遗产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也有明显的收效,而且是开发旅游经济的一个新热点。     

日本对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国际协作活动的行政扶持

日本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国际协作活动自 2 0世纪 90年代初始迅猛发展 ,其原因之一在于政府的行政扶持。文章认为 :日本政府通过确立官民协调机制、多样化的资金援助、协助培养人才等制度 ,使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和影响力得以强化。     

传承与再造:中国慈善发展转型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慈善的发展转型,从古至今,是一个传承与再造的过程。中国传统慈善深深扎根在传统文化的土壤,其发展的历史格局是政府慈善、宗族慈善、宗教慈善和社会慈善交相运行。传统慈善救助是以政府为主体承担,民间慈善只起辅助和补充的作用。传统慈善救助方式以养济为主。传统慈善发展到近代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开始向近代慈善转型,其最突出的标志是慈善的民间性。近代慈善发展到现当代,本应进行第二次转型,但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其转型被延缓下来。直到改革开放后,经过从1981年到1994年十四年的中华慈善的全面复兴,此后又经过十四年的发展历程,以2008年出现的"全民慈善"为标志,才开始中国慈善史上由近代向当代的第二次转型。第二次转型是对政府和慈善组织的考验。政府应当从慈善官办的位置上退出,民办官助才是中国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慈善组织机构的发展运营,其科学合理的路径选择,应当是走民营化(非政府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和普及化之路。     

商会与审判机构:清末民初商事纠纷调解关系考

清末民初时期的商会调解主要有"官批民调"和"邀请调解"两种基本模型,官批民调是在传统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之外生成的一种特殊的调解形式,其包含了官府(审判机构)和民间在纠纷处理上的互动,呈现出半官半民属性,邀请调解同样蕴含了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合作关系,但二者在主导方式和调解程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历史考证得知,促成官商(会)互动合作的主要因素有:"调解偏好"的社会治理结构与理念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重刑轻民"的司法体制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切入机会;商会调解优势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现实基础;统治压力驱动下的"振商"运动是推动官商(会)互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直接因素。清末民初商会与审判机构互动的制度创设和实践样态,可为当前的法院与商会联动调解实践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