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记忆场所融入高校“纲要”实践教学探讨——以湖南文理学院为例

抗战历史记忆场所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遗存的重要遗址、遗迹,包括相关文献资料、学者的重要著述以及散落在民间的抗战故事等。将抗战历史记忆场所融入高校"思政课""纲要"实践教学中,对于建构大学生与抗战历史记忆场所之间的情感关系与文化认同,强化"纲要"实践教学对抗战精神认知、认同和践行渠道,不断提升实践教学实效,培养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当代大学生青年人才,增强民族和国家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抗日战争历史的影像记忆--以战后中国电影为中心

以抗战为题材的电影,以其直观、形象、感性、生动的特点,在中国人对于抗战的历史记忆中起着独有的作用.在战后拍摄的抗战题材电影中,以反映战时间谍战和社会生活题材的影片为主,基本没有反映抗战军事题材的影片.其中反映抗战前后普通民众生活遭遇的社会生活题材影片,以其浓重的悲情意识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吸引了众多观众,在塑造中国人的抗战历史记忆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惨胜"是这类影片给观众留下的抗战历史记忆之定格.但是,这样的历史记忆只是抗战历史的部分而远非全部真实.我们有理由期待描写抗战历史的影片,反映出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令人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壮丽篇章,并以此形成中国人作为胜利者而对抗日战争应有的更为积极、更为光明、更为全面的历史记忆.     

《全唐诗》中的南朝记忆

"记忆"是立足当下而对过在的反思与重构。个时代对历史记忆的生产、传播与重新唤起成为"在之中"的个体诠释"历史"、传承"记忆"、确立自我认同与应对当下危机的重要途径。《全唐诗》中南朝记忆的书写,包含唐人对南朝人物从文采炳焕到风流韵致的述说、对亲历或是想象中"亲在"之南朝地理坐标的追忆与对南朝历史事件道德主义式的评判或基于"历史循环论"而对"在历史中"之个体命运、感受的把捉,对南朝记忆记的书写记录着诗人在危机之下重新确立自我认同、并从传统中寻求资源以应对当下的期许与努力。     

苗族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与贡献述略

70多年前,苗族主动参加抗日战争并牺牲7万人以上的将士.对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仅有一些零星的记述和调查.苗族参与抗战的情况可从五个方面对其进行整体梳理和描述:苗族将士为主的国民革命军部队——82师、85师、暂编5师、暂编6师等对日作战;苗族人(如万式炯、吴绍周等)为主要领导人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同日军作战;苗兵较多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如中国远征军)对日作战;在国民政府、军队任职的苗人在苗区组织开展支持抗战活动;苗族民间组织、参加和支持抗日活动.激发和坚定苗族抗日决心的主要因素是:苗族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届时的抗战形势,促使苗族作出以中华认同和国家认同为前提的抉择;苗族知识分子群体的引导作用;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解决苗区历史遗留问题,取信苗人的作用;届时的军政要人对苗族将士的信任和重用,激发苗族将士和广大民众一心为国的巨大热情和勇气;苗族固有的民族精神和传统动员机制的作用.     

孙中山“国父”形象在台湾的历史形塑与记忆解构

孙中山作为国父之历史记忆自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已开始建构。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又在台湾地区得到强化。国父作为国家认同之符号,蕴涵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及文化象征意义。在两蒋时期,国父记忆通过节日仪式、物质空间、历史教材及事迹叙说等方式传播至民众心里,对增强国家认同、凝聚民心、维护国体有重要作用,也是台湾与大陆维系共同历史记忆的重要内容。但在2000年民进党主政后,台独分子图谋消解民众的国父认同,关于国父地位问题爆发激烈争议,显现台独势力希望借助于解构民众的历史记忆来实施去中国化的目的。台湾的国父争议问题,反映出现实政治权争对历史记忆的复杂影响。     

抗战大后方歌谣调研的思考

抗战大后方歌谣调查研究是针对抗战大后方历史的一项基础性专题文献考察探索。一方面,用历史眼光来探析抗战大后方歌谣不断演化的历史概念;另一方面,从历史文献保护的视角来探讨抗战大后方歌谣文献整理的紧迫性、必要性及其开发利用的历史需要和时代需要。同时,论述了抗战大后方歌谣的政治威力、艺术魅力等历史影响,并揭示出抗战大后方歌谣搜集整理与研究探讨中出现的词曲分离、视野屏蔽等问题。     

以历史记忆固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实践路径探析 ——以淮海战役为例

历史记忆是共同体认定的"历史",是共同体成员对往事的共享。历史记忆是生成国家认同的重要前提。符号记忆、情节记忆、价值记忆与自然认同、强化认同、理解认同之间的对应关系,为历史记忆生成国家认同提供了内在逻辑。淮海战役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的历史记忆,是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历史资源。以淮海战役历史记忆固基大学生国家认同遵循以下实践路径：强化思政课承载历史记忆的价值功能、通过仪式操演深化历史记忆的情感体验、发挥媒体优势营造历史记忆的社会氛围。     

失地农民身份认同及其分异——基于生命历程范式的解释

在失地农民规模急速增长背景下探讨其身份认同问题并推动其向积极认同转变具有重要意义。生命历程理论为之提供了可能的分析视角。各代际群体在土地依附、乡土记忆、互动空间等要素上呈现的不同组合样态,决定了失地农民在身份认同的结果上并非是普遍"危机"的状态,而是宏观制度和社会结构变迁下的分化,呈现出老年群体身份认同的"内卷化"、中年群体的"边缘化"和青年群体的"市民化"特征。这为政府部门制定失地农民市民化政策提供了新的借鉴。     

忆“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日血战,是我国八年抗战的序幕之战。参战兵力之多,战斗之激烈,将士奋战之英勇,牺牲之惨重以及战果之辉煌,实为罕见。兹记其经过: 一、抗战前之准备 (1)陆军整编与指挥官训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又相继挑起“一·二八”上海战争和长城战争,我国一再忍让,但也预料到日本侵略者必将由蚕食而鲸吞,抗战无可避免,必须密为准备。1935年在武汉行营设陆军     

关于培育新时代基层官兵自我认同的思考

心理学认为,自我认同是个体体会到自我价值以及社会承认和赞许的关键环节。新时代的强军事业,是我军历史上划时代的篇章,需要我们广大基层官兵砥砺奋进,不断书写新的胜利篇章,而培育基层官兵自我认同,对自觉投身强军事业,实现官兵的强军梦大有裨益。本文通过对强军目标、战斗力标准、意识形态以及共同关切问题四个角度对培育基层官兵自我认同进行论述,为不断提高基层官兵自我认同提供有力抓手。     

身份与认同：非遗纪实影像的“记忆之场”构建

纪实影像既是摹写记忆的载体,也是重塑记忆的场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对象的纪实影像作品开拓了国产纪实影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呼唤民族集体记忆的精品化路径。从近年来的创作实践来看,其建构“记忆之场”的方式在于：一方面,以时间维度联通历史记忆与时代语境;另一方面,以空间维度重塑大众在地性的身份认同。非遗纪实影像的“记忆之场”除叙事的表述以外,还含纳象征性意味,是一种符号化的记忆再现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非遗纪实影像本身构成了国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在影像建构的“记忆之场”中,人们未知或误解的非遗不再是“迷思”一般的存在,而是成为其坚定身份归属、增强文化认同的精神力量。     

明初洮岷河湟地区的江淮移民研究——基于移民群体类型、来源地和数量的考察

通过史籍、方志等史料的梳理,对明初洮岷河湟地区的江淮移民群体多样性来源、来源地的差异以及数量作详细的考察,充分证明明初江淮人士移民该地区的可信性。明代初年到民国初年近六百年洮岷河湟江淮文化的存留是移民群体的历史记忆,是移民群体文化认同的表现。     

技术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向度与创新表达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彰显和群体生活经验的历史展示,蕴含着国家、民族的生活和文化记忆。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见人见物见生活,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数字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积极融入现代生活、当代审美、当代情感和文化认同,利用数字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表征、消费、认同和规则方面进行赋权赋能,使其呈现更多元的表现形态和发展向度。     

朱祖谋《沧海遗音集》误收宋词考

正《沧海遗音集》(《彊村遗书》本)是晚清民国词坛宗师朱祖谋编定的丛刻类遗老同人词选,收录沈曾植、裴维侒、夏孙桐、王国维等11位词人别集。此书是朱祖谋晚年为遗老词人群体发声而编定的心血之作,反映和记录了新时代里清室遗老们独特的身份认同和历史记忆。朱氏临终前,将该书托付给龙榆生,并由后者整理付梓。     

论绥西抗战的地域概念兼及新史料与牺牲人数考证

旧时称谓的“绥西”一般指包头以西的黄河“后套”地区,即巴彦淖尔盟地区。“绥南”一般指包头地段黄河以南、宁夏省以东、山西省以西、陕西省以北的地区,即伊克昭盟地区。1938年,宁夏省的八十一军等部队出兵抗战驻防地是绥西地区,如中公旗的乌布浪口、乌镇等地。而1940年5月之后,宁夏部队奉命移防绥南的伊克昭盟,在包头黄河以南的李玉山圪哒、王爱召等地驻防抗战。惨烈的恩格贝之战和王爱召之战,至今犹是宁夏抗战历史研究的空白。因此相关考证至关重要。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军政机构改组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为应对军事上的不利形势和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向大后方转移等各种战时特殊状态,在蒋介石主导下,中国国民党在党政军决策体制及其架构方面作出了一系列调整和改组。通过设立国防最高会议、扩大改组军事委员会以及南京失守后的政军机构改组,不仅有助于稳定国民党的战时领导层,巩固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而且有利于贯彻国民党的抗战决策,并使国民党领导层尽可能做到一致对外。     

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

瞿林东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的统一进程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考察历史上各民族的历史及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发展;另一种是考察历史上人们在历史文化认同问题上的思想观念的发展;而从历史认同的传统、文化认同的传统等角度论述这种思想观念之发展尤其需要加强。许殿才对先秦到两汉时期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进行了考察,指出这种认同对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巩固产生了积极影响。李鸿宾从西晋江统的《徙戎论》的冷落命运谈到隋唐“天下一家”的格局,认为排斥文化认同的狭隘民族观念并不符合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势。向燕南认为,从10世纪到19 世纪的中国史,无论是分裂阶段,还是统一阶段,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意识都在不断发展和加强。周文玖论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大中华的民族意识对全民族抗战的兴起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坚持的深层次作用,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民族认同和民族精神的胜利。张越梳理了从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共同纲领》所展示的民族认同思想的发展脉络,认为确立正确的民族观,对促进全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所罗门之歌》和《接骨师之女》的记忆书写比较

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和谭恩美的《接骨师之女》是美国当代族裔文学的代表力作,二者都在现实矛盾的激发下以记忆重述过去、重构历史。然而,由于记忆的社会框架相异,两部小说在记忆书写中具有叙述记忆的体裁、存储记忆的媒介和传播记忆的载体等方面的形式差异,进而体现作为记忆媒介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各族裔作家正是通过策略地书写个体和族裔相异的记忆,解构美国整一的、同质的主流历史话语,表达族裔群体不同的、多样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诉求。     

“地方性知识”构筑“文化共同体”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今天,其文化的走向与认同的建构成为了当下国家/民众的焦虑与诉求之所在。在此,本文通过对冯骥才先生《俗世奇人》等文化小说与城市保护行动的文化再阐释,从其对转型期长时段历史的把握、城市文化记忆的书写,以及地域集体性格的塑造三方面,提供了理解作家对全球化时代如何以"地方性知识"构筑"文化共同体"思考的钥匙。     

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格萨尔》史诗的文化功能

史诗往往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基础,包含并传递悠远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格萨尔》是藏族人民对自身久远历史的整体记忆和文化传统的深层积淀,同时,《格萨尔》作为藏民族民间文化的最高成就,在强化族群记忆、维护族群文化认同方面具有独特功能。本文从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两个方面论析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