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徐复观对儒家道德政治理想的现代转进

评徐复观对儒家道德政治理想的现代转进肖滨被誉为勇者型新儒家的徐复观，晚年把他自己３０年来在文化上所作的努力归结为一点：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民主政治。徐先生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对儒家的道德理想、政治理想进行批判性的反省，指明它转进的现代方向，提出充...     

中国民主政治的道德预设

民主政治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基础之上,因而民族的道德理念是民主政治的精神支柱.本文就政治的合道德性来解读民主政治,进而思考中国民主政治的道德预设.西方民主政治的道德前提是自由、平等,但在西方自由民主框架内,自由与平等具有内在的冲突,导致公共生活式微与道德丧失.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既要高扬公益政治、道德理念,建设和谐社会,也要积极借鉴西方的权利政治、法制思想,实现更加均衡对等的平等,实现公民和国家的自由一致,建设更加人道的共和民主政治.     

论冯友兰对中国自由民主之路的探索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冯友兰先生在建构中国哲学史范式和创立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同时,又对政治哲学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对于中国到自由民主之路进行了深入而又系统的探索.这一探索的成果是:阐发了中国传统哲学所包含的自由民主思想,探索了中国到自由民主之路,高扬了作为自由民主堡垒的大学精神.很显然,冯先生的哲学思想中包含着很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而他对于中国到自由民主之路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当代大陆新儒家批判——以蒋庆、康晓光、余东海、陈明、秋风为例

当代大陆新儒家具有强烈的自我归属意识,他们将自己定位为儒家思想因应时代的阐发者,而非钻故纸堆式的研究者,有将理论运用于现实并指导现实的强烈诉求。蒋庆、康晓光、余东海、陈明、秋风是这个群体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思想差异极大,却共同认为,大陆新儒家之所以区别于港台新儒家,是因为他们主张的是政治儒学,而港台新儒家主张的是心性儒学。大陆新儒家具有相似或相互可沟通的政治主张,并自办学刊,是一个相对紧密、日益壮大的民间学术群体,左右两派都有思想人物向其靠拢。那么,在当前的中国大陆思想市场中,以上大陆新儒家的主张意味着什么?他们对未来中国政治重建和道德重建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大陆新儒家思想是否符合中国未来政治走向?他们的主张是否符合儒家的根本精神?儒家思想如何才能除旧布新,实现转换性创造?这些问题,只有在对大陆新儒家进行系统性述评、批判之后,才能作出进一步回答。     

关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思考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浩瀚渊博,但主要指的是儒家道德,"仁"是儒家道德思想和道德学说中的核心概念。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基本内容主要是通过道德规范表现出来,其基本思想是天下为公、为政以德、德教为先、修身为本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具有历史悠久、良莠杂陈等特点。     

容错性民主:传统儒学现代转换的新途径

大多数现代新儒家未能全面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缺乏普适性,导致其过去近百年来选择了“内圣外王”的错误研究路径.在批判西方民主理论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容错性民主,将“委托试错权、保护政治精英的试错权和履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修正错误的义务”视为民主的核心,而不是西方自由民主强调的多党竞选.以容错性民主为标准,通过挖掘儒家君子的道德内涵,便可初步实现传统儒学与民主之间的融通.具体地说,就新外王而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政治精英需要履行的义务;就新内圣而言,“公开自我批评”的精神和行为是一种美德,符合儒家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容错性民主理论的提出,修正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路径:从“返本开新、内圣外王”转变为“开新返本、新外王新内圣”,初步解决了困扰现代新儒家的世纪性难题“传统儒学现代转换问题”,并在制度层面与深圳市、重庆市建立的“容错机制”相呼应.     

论新儒家的民主理论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传统儒家便面临着一个现代转化的问题,新儒家在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过程中选择了民主作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核心工作。民主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在制度层面上,古代中国的君主世袭制度无法摆脱一治一乱的循环局面,要打破这一局面,唯有系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在文化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民主思想的因子,而只有发展民主制度才能使人们真正树立起其道德主体的地位,儒家所倡导的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新儒家剥离掉传统制度而强调心性之学的重要性,认定中国文化为一活的"客观的精神生命",这正是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的根本所在。     

也谈“儒家能否开出民主”——接着李明辉先生的话来说

就李明辉先生申发的第二代新儒家＂儒家可以开出民主＂的观点进行辩驳,指出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天赋等差＂与民主的基础即天赋人权思想有本质的冲突,因此不能从实践上导致所谓＂道德主体＂向＂政治主体＂的必然演变。同时,人并非仅是一个所谓道德实践主体,人类社会的构成及进步也并非仅是一个道德使然,新儒家从道德开出民主的观点与史实不符。但儒家对于中国的民主建设有所补益。     

李泽厚的“两种道德论”述评

李泽厚有关伦理学的思想,是以"两种道德德论"的区分为中心、为主体的。李泽厚"两种道德论"的主题是受到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的牵动而发展出的一个结果。这就从一开始决定了,"两德论"要解决的不是伦理学和个人道德问题,而是政治哲学和政治价值的问题。他的"两德论"在概念上区别了"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他所关注的是,现代的社会性道德如何确立,其基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把两种道德合二为一,现代社会必须把两者拆分,使现代社会性道德独立发展。由于他讲的现代社会性道德主要包含的是政治社会价值,所以两德论的趋向最后指向的是政治哲学的讨论,而不是真正的道德论。     

中西方政治哲学的起点分析

儒家通过"天地道义"来揭示人的道德权利,再以道德权利为基础推导出人的政治权利,通过"贤能政治"实现自然权利、道德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有机统一,所以中国传统实行"德政民主、贤能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近现代西方的政治理论源于自然权利思想,根据自然状态下的人性"恶"和自然权利平等,由此形成西方法制与民主的国家治理模式,由于权利的核心是"利",西方以"利"立国,而传统中国则以义治天下.     

李大钊对儒家理想社会观的继承与创新

儒家理想社会观与共产主义虽有极大不同,但也有某些相通之处。正是在这一基点上,李大钊对儒家理想社会观加以继承与创新,把“大同”思想发展为共产主义理想,把“仁爱”思想发展为社会主义道德,把“民本”思想发展为无产阶级民主,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大同主义、仁爱主义与民本主义是李大钊从传统文化走向共产主义的三大思想桥梁,而且每一桥梁之中都有几个中间环节或发展阶梯。它们是儒家理想社会观走向民主主义的转变形态,并由此再转变为共产主义。     

论古琴音乐文化中的儒家审美观

古琴作为古代文人教化理想的寄托,必定要在教化的实践上有所表现。它深受儒家乐教思想的影响,体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德音"审美观;"中正平和"的雅乐审美观;"物我两忘"的"移情"审美观。分别强调了音乐的道德性、演奏的悦耳性、欣赏的情感性。古琴音乐文化承载起中国传统音乐形式与内容、善与美、历史与未来的神圣使命,并通过古琴音乐文化中所蕴含的传统哲学思想来培养文人的音乐价值观,从而达到"成其政"的政治目的。     

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危机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伴随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等不断加深,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渐行渐远。西方左翼思想也反映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困境。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全球,资本主义民主政治都面临合理性和合法性危机,不能解决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金融危机等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超越资本主义民主模式,必须走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并不断走向完善。     

董仲舒与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实践化——儒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模式研究之五

儒家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儒家政治理想走向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董仲舒是使儒家政治从理想走向现实的奠基人,也是使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从理论走上实践之路的开拓者。他构建了汉代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推进了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运动。     

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儒家化及其历史启示

"无讼"是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的司法价值追求,是儒家德、礼、政、刑综合为用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最终归宿。在西汉复兴整合先秦政治法律文化的社会思潮中,先秦儒家的"无讼"理想成为地方治理中一些地方郡守县令的政治法制理想,从而使儒家"无讼"思想由理想的殿堂步入具体的政治法制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开创了中国古代地方治理儒家化的历史。地方治理儒家化在汉代的开创及其具体实践,对后世的地方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今天的社会治理也有启发意义。     

从“圣王”到“素王”:公羊学视域下的德性政治

“素王”问题导源于孔子有德无位的生存处境和儒家“德位合一”思想信仰之间的理论张力。在公羊学中,它内嵌于“素王改制”的义理结构,以独特的政治思考传达出强烈的道德意识;在德性政治脉络下,它则凸显出儒家关于“德位合一”这一理想政教的思想路径与价值诉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素王”可以成为我们理解春秋公羊学乃至整个儒家政治哲学的关键枢纽。     

儒家理想人格略论

儒家哲学本身是人学,对天人关系的论述,对人性问题的揭示,对道德伦理的设定,其最终落脚点皆旨在解决理想人格的构建问题。儒家将理想人格区分为圣人、贤人、君子以及仁人、大丈夫、成人等不同的层次序列,并赋予每一种人格以不同的内涵。儒家与道家同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关于理想人格的设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儒家理想人格实际上也是一种道德人格,道家理想人格则表现出了明显的非道德倾向;儒家理想人格是一种人伦人格,道家理想人格表现为一种非人伦人格;儒道理想人格皆具有自由的属性,但儒家理想人格是一种道德世界的自由人格,道家理想人格是一种自然世界的自由人格。     

梁漱溟“中国式民主”思想探析——兼论儒家思想与协商民主的关系

梁漱溟在肯定民主理念之普遍价值的同时,更为强调民主制度与中国特殊文化传统的适应性,对"中国式民主"进行了理论思考和制度设计。在其乡村建设理论中,他继承了儒家的政治传统,提出"人治的多数政治",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两大基础"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和"法治原则"予以颠覆,凸显了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的特质,表现出鲜明的协商民主的色彩。儒家思想与协商民主具有很强的亲和性,能够成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积极资源。     

唐君毅文化哲学的世界视野与圆融思想

唐君毅作为当代新儒家巨擘,其文化哲学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方面,他以"十字架"之说区别中西文化精神各具特色的精神气质,强调中西文化之"不同"。但另一方面,他提出"道德理性"是文化的本源,中西文化是"道德理性"的两种"发用",由此将中西文化的差异统摄在"道德理性"的观照之下,强调二者的"和而不同"。在贯通中西文化精神的基础之上,他提出"太和世界"的人文理想、"纳方于圆"的文化构想,以期儒家心性学传统的"返本开新"。唐君毅文化哲学的世界视野和圆融思想作为儒家传统面向现代化转化的一个典型范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新加坡式民主”新论

建政50余年来,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的带领下发展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新加坡式民主"之路。新加坡政治中宪政体制、政党政治、选举机制、法治等民主元素共同构筑了新加坡民主的基石,建构了"新加坡式民主"的主体框架。"新加坡式民主"的建构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加坡历代领导人为"新加坡式民主"注入了不同的特色。东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交融让新加坡在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制度框架中融入了儒家精神的内核,衍生出了"新加坡式民主"的核心内涵体系,主要包括:维系社会共同价值观、建设"君子"执政的"好政府"、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循序互动以及"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