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赈灾研究——以湖南为例

中国古代每遇自然灾害,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为维护政权长治久安,不能不对灾民加以赈济安抚。古代赈灾类型从灾因上分为水灾赈济、旱灾赈济、虫灾赈济、疫灾赈济;从赈源上分为朝赈、官赈、民赈;从施赈方式上分为急赈、蠲缓、平粜、工赈。尽管各种赈济方式均存在弊端,但对救民于垂危还是颇有成效的。     

清末北洋集团的赈灾救济政策——以直隶赈抚局为考察中心

直隶赈抚局是清末直隶地区专门办理赈灾救济机关。袁世凯、杨士骧任直隶总督期间,出台各种优惠政策,通过直隶赈抚局动员各方募集大批赈捐款,并将赈灾救济所需置于优先考虑位置。他们还通过赈抚局,积极办理工赈、水利、平粜、发放赈灾款项与物资等事宜,扶助福利事业,举办垦荒,对缓解清末直隶的各种灾害起到巨大作用。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述论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是民国时期专门赈济我国天灾的最大的民间性国际赈灾机构。为防救农村灾害并复兴农村,华洋义赈会举办了急赈、工赈、农赈,在河北倡办了农村合作社,后来逐渐推广到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陕西等省,还举办了农事、林事试验场、农事讲习所等,从实践中提出并实施了“建设救灾”、“防灾救灾”等颇有特色的指导思想与原则,发展、完善了一套赈灾运作机制,并成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     

从国家无偿赈给到"劝谕"富民出资——唐宋国家实物救灾职能转变之考察

唐代前中期,国家赈灾多采用无偿赈给的方式.唐中叶以后,在无偿赈给之法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唐政府一方面改行有偿赈贷之法,另一方面则开始积极引导富民出资出力参与社会灾荒救济.宋代赈灾分为政府直接赈救与利用社会力量赈济两个方面.政府直接赈救,继承并发展了唐后期以来用富民之资恤救贫民之宗旨;利用社会力量赈灾,国家荒政逐渐演变为"劝分"之政,即"劝谕"富民出钱米参与灾荒救济,并表现出两个重要特点:第一,视灾伤程度与官府赈灾能力而行劝诱力度.第二,"劝分"举措的制度化与优待性特征越来越明显.若受灾地无富民或富民较少,则地方政府让富民赈灾的"劝分"之政无施展之余地.     

抚按与明代灾荒救济

抚按是明中后期灾荒救济的核心力量,他们奏报灾伤,请蠲请赈;踏勘灾伤,核实灾情;受命赈灾,主持赈务;监督赈济,澄清吏治。二者职任有交叉也有分工,巡按侧重勘灾和救灾监察,巡抚侧重报灾和领导赈灾,共同推动了灾荒救济的进行,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因执行救灾程序的机械化及抚按自身的贪腐和不为,也严重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     

民族情怀与政府旌奖：晚清赈济中的华侨

中国是个多灾荒的国度，晚清时期亦不例外。晚清赈济除官赈外，民间义赈亦颇为显著。其中逐渐获得“正名”身份的海外华侨日益成为协赈的新生力量，并在普赈、工赈等环节表现出色。从“丁戊奇荒”到徐海水灾，在全国各地的水旱灾害中，华侨以多种方式募捐赈款汇寄灾区，与国内官赈和其他义赈相辅相成。晚清华侨的跨国赈济行动除近代性这一最大特征外，还呈现出祖籍地施善与跨省际赈济并存，主动捐赈与劝募施赈并存，精英领捐与群体集捐并存，以及注重救助物品的适宜性等特点。具有深厚民族情怀的海外华侨通过赈济，积极参与晚清事务，并获得了官方嘉奖，成为其提高国内政治地位，并与晚清政府构建新型官民关系的重要切入点。     

民国时期赈济慈善业运作机制述论

民国时期的赈济慈善业不仅有较为完善的管理机构及社会慈善组织,而且有较为完备的成文法规和组织制度;在实际运作上,在救灾赈灾、战争赈务、安老、育幼、扶孤、助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国民政府在指导思想上打破消极赈济的观念,注意将赈济与生产创业结合起来,这些都体现了民国时期赈济慈善业的新特点。     

1922年湖南华洋筹赈会的活动

民国十年（1921年）,湖南省发生春荒秋旱且受灾面积广大。“因政府放米出关,致失中外信用,不能募集巨款”（长沙《大公报》,1922年1月5日,以下凡引自该报者只注日期）,湖南省政府无法应付荒灾。时值凤凰人士熊希龄由京返湘,见情势颇急,加上历年向国内各方募赈已成弩末,且旅京筹赈会在湖南办理义赈会4年已精疲力竭,于是借鉴办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灾赈务时赖外侨人士筹募巨款的经验,决意在湘组织赈团。湖南华洋筹赈会应运而生。湖南华洋筹赈会是由中外人士共同组成的赈灾救济团体,推熊希龄、赵恒惕为会长,谭延闿、聂其杰及美、…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用人机制与荒政社会化——对1931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调查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机构出现了组织社会化的新动向,为救济1931年江淮大水而成立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灾区派出机构(以下统称"国水委")堪为其例."国水委"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或倚重社会资本或倾向文化资本的上下有别的用人特点.在对赈务职员聘任的流程中,"国水委"设计出担保与督察双管齐下的风险防控机制.这种趋向于社会化和公开化的用人机制,使"国水委"选拔出了从基层到中、高层的赈灾人才梯队,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救灾队伍的自律和赈务事业的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国水委"不啻为中国荒政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官方组织.     

1933年冀鲁豫黄河水灾与救济

1933年7、8月间,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其中以冀鲁豫三省灾情最重,受灾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00多万,财产损失2亿多元.国民政府在灾后成立了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对灾区进行急赈、工赈和卫生防疫.尽管这次赈济活动有健全的组织和制度,但由于投入太少,成效甚微.这场水灾救济的失败,既加重了当时中国的农业恐慌,也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在救灾方面的无力和无能.     

民国义赈募捐机制探析——以1931年江淮水灾救助为例

1931年的江淮水灾对国民政府与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在政府救灾缺位与不足的情况下,民间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自救与援助灾区的义赈活动。此次义赈募捐,在机制方面多所创新:组织了纵横交错、辐射力很强的募捐网络,成功运用了各种新式传媒,发动了企业界营业助赈,开展了社会的义赈与慈善公益教育活动,展现了全民参与式的动员广泛性,收到了明显成效。     

南京国民政府对赣闽边区战争难民的救济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闽边区成为国共激烈争战的战场,涌现出大量难民.针对不同性质的难民,南京国民政府采用了急赈、冬赈、设立收容所等消极赈济,工赈、农赈等积极赈济,以及“免政”等不同方式或政策分别加以救济.其明显特点和作用有:国共争战难民救济的需要催生了地方现代的社会救济事业;战时难民救济工作的重心在于救急;难民救济工作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是,多种救济举措的施行,毕竟给部分难民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不仅保证了他们基本的生活权利,而且为全体难民支撑起一片希望的天空.这为战时社会的延续和战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重建,奠定了良好基础.     

元代的信用和信用机构

元代的信用和信用机构叶世昌一、赈贷及同赈济有关的信用中国古代对饥民的救济有赈济、赈粜和赈贷等。赈济是无偿的；赈粜是以较低的价格粜粮给饥民；赈贷则是有偿的，归还时不付利息或付较低的利息。这三种方法历代政府多有采用，重点可能有所不同。元朝较多采用赈济和赈...     

晚清"义赈"与中国近代早期彩票

随着晚清"义赈"的出现,义赈同人为筹集资金,解应急所需,遂仿效西洋吕宋票实行变资助赈,从而催生出了中国近代本土早期彩票.在此过程中,"义赈"这一新的赈灾机制不仅为晚清本土彩票的产生提供了契机,还由此提供了迥异于传统射彩之法的社会土壤."救荒济难"的赈灾旗号不仅为晚清彩票的合理化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撑,还使其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因其"迹近赌博"而可能招致的官厅的禁令.     

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

1931年的水灾是民国时期最为严重的天灾之一。南京国民政府为此特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简称“国水委”)。该文主要考察国民政府这一新设的救灾行政机构的特征与民间义赈的关系;从中国荒政史的角度,分析南京政府时期救灾行政体系的特点,进而联系民国史的研究,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国家权力(官赈)与社会势力(义赈)的关系。     

宋朝以工代赈述论

以工代赈在宋朝赈灾措施中占有重要地位,熙丰变法时期,工赈成为制度化的赈灾措施.工赈的组织者分官府和民间两种,民间工赈是宋朝赈灾事业中的一个亮点.工赈救济的对象是流民中的少壮者.工赈所兴之役主要是兴修水利和修筑城寨,其经费主要来自常平钱谷和转运司省仓、上供粮.工赈在宋朝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     

清末社会变革中的灾荒赈济

晚清社会急剧变革,促使我国灾荒赈济呈现出许多新的时代特点近代工商企业捐款助赈;民间义赈逐步成为灾荒赈济的重要方式;近代交通、通讯、报馆等新兴行业推动了荒政近代化;外国人员在华赈济活动开创了灾荒赈济国际合作的新渠道.     

清末社会变革中的灾荒赈济

晚清社会急剧变革 ,促使我国灾荒赈济呈现出许多新的时代特点 :近代工商企业捐款助赈 ;民间义赈逐步成为灾荒赈济的重要方式 ;近代交通、通讯、报馆等新兴行业推动了荒政近代化 ;外国人员在华赈济活动开创了灾荒赈济国际合作的新渠道。     

清中后期山西乡村的民间灾赈——以灵石县静升村为中心

清中后期,山西灵石县静升村频繁遭受各类灾异侵袭。在国家荒政体系衰败、乡村社义仓赈济收效甚微的大背景下,静升村西王氏在乾隆年间多次开展捐输施赈,除本族人外,亦兼及族外乡民。随着西王氏的式微以及异姓乡民实力的增强,静升村逐渐形成以村社为核心,通过捐赈公项购粮救济全体乡民的民间灾赈机制。历次灾荒赈济过程中,静升村不仅有效地救济了乡民,而且捐赈公项往往留有盈余,甚至在丁戊奇荒赈济后还有余额。静升村的个案研究表明清代华北以村社为核心的民间灾赈具备持续开展较大规模赈济的能力。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中的用人制度及其自律——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催生了各种救灾组织。这些组织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运营有方的机制。新机制选拔出一支新型的救灾队伍——官民合组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国水委系统职员群体的社会文化资本构成进行分析,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严格的用人制度与有效的自律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提高赈灾组织的工作效率和提升组织的公信力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