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时代的贤能政治——儒家贤能政治传统的现代意义探寻

近年来,贝淡宁的“贤能政治”学说引发许多关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争论。要摆脱对二者贴标签的做法,不能简单地将二者对立,并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首先,要更深刻地理解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利弊,认清只有贤能才能克服民主政治潜在的德性危机。其次,要更全面地理解儒家贤能政治的传统,儒家贤能政治不仅强调以德性为根本的“德治”,还重视以制度保障为根本的“礼治”。在与君主制彻底剥离后,儒家贤能政治传统可以在当今中国民主政治的德性教化和制度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贤能民主：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融合

近年学界对贤能政治讨论比较热烈,但是基本上把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对立而论,且主要从干部选拔角度论之。中国政治现实更应称之为贤能民主,是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融合,融合着公意民主和众意民主,融合着根本利益与具体利益。贤能民主,就是选出优质的人并通过优质的人做出优质的决策,不只体现于“用干部”,更体现于“出主意”。用干部方面,“政绩突出”体现着“贤能”,“群众信任”则是“民主”的要求。出主意方面,“民主的决策”是“民主”的要求,“科学的决策”则体现着“贤能”。     

儒家后嗣观念对历史意识、宗教意识的影响

后嗣观念是人类文化观念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嗣观念的强烈程度与历史意识成正比,与宗教意识成反比.中国儒家后嗣观念重视父系嫡亲男性后嗣的单线传承,这在中国历史上居主流地位,且与中国人分外突出的历史意识相互强化;而中国儒家这种特殊的后嗣观念对中国人的宗教意识起到了一定的替代作用,使中国人的宗教意识相对淡薄.     

贤能政治:意义与限度

以贤能治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儒家的政治理念.儒家对贤与能既作了不同定位,又关注其统一.较之政治领域中的体制、程序,贤能更多地与人的内在品格、能力相联系.与此相联系,肯定贤能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对于避免仅仅将政治的运作限定于体制、程序等形式的层面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贤能作为个体性的品格和能力,其作用本身无法完全与体制、规范、程序等相分离,贤能者本身之进入政治实践的领域以及对其可能产生的消极趋向的限定,也需要体制、程序等层面的担保.由此实践主体层面的贤能与政治体制层面的程序系统并非彼此相斥.     

清代权利观念研究

在传统社会中,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并对法律观念产生影响.在清代,儒学"欲"的观念的改变使权利观念有所发展,但仍是传统范围内的,只是展示了权利的限制,要求人们相互向自我克制的方向努力,并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     

儒家空间观念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影响

儒家空间观念主要包含在<周易>所体现的宇宙观之中.<周易>中所描述的空间是一个合乎礼制秩序的空间,变动不居生生化育的空间,浑然一体天人合一的空间.它与自然空间并不完全一样,它是古人礼制制度同自然空间规律的融合.总之,儒家空间观念呈现出一种显著的人文色彩,它为绘画空间提供了一种创作的模本,对中国古代绘画中的空问布局、空间形态、空间意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商人与儒家思想观念

明清时期 ,儒家的思想观念广泛影响和规范着商人们的言论与行动 ,对仁、义、礼、智、信、诚、孝、俭和以德服人、以义取利的提倡与追求 ,具有极强的实践色彩。儒家思想观念成为促进商业经营活动有序进行和商人获取利益的重要因素。在商业实践活动中不断拥有和集聚着经济实力的商人及其后辈 ,所渴望和追求的并不是创造出一种属于商人自己的社会文化及价值体系 ,而是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实践 ,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儒家诚信观念与网络信任危机

当下,网络社会的信任危机日益严重.儒家传统的诚信观念倡导人们诚实守信、真实不欺,网络社会同样需要儒家的诚信意识.诚信是网络社会的生存之基,只有遵从诚信原则,增强自律意识,才能确保网络社会的净化和成熟.     

钱穆的贤能政治论及其政制史研究的典范意义

钱穆先生针对中国近代以来主流学界的“专制政治论”展开了从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哲学等诸多层面的反驳与论证,其中的政治学论述集中于作为政制史研究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及作为宪制时评集的《政学私言》,其基本目标在于建构一种有别于又可适当兼容西方民主政治的贤能政治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展现了钱穆对一种类似于剑桥学派之“历史情境主义”的方法论自觉,通过区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以及确立政制研究的“七步法”而典范体现于该著作关于汉、唐、宋、明、清的政制个案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非专制论”,并对中国新政治的建构提出若干建议。《政学私言》代表了1945年前后民国制宪过程中相对缺席之儒家立场,从传统政治论角度对五权宪法给予肯定和支持,并从宪制的多重制度层面提出契合于传统政治原理的意见和方案。钱穆的贤能政治学对中国当代政治学及政治制度研究产生了某种典范影响,贝淡宁的“贤能政治论”以社会科学方法推进了钱穆政治学基本命题的当代展开。中国传统政治对当代政治乃至于全球治理的可能贡献,恰恰在于在一个“民主民粹化”的失序时代重建最低限度的“美德—贤能政治”。     

儒家诚信观念与网络信任危机 

当下，网络社会的信任危机日益严重。儒家传统的诚信观念倡导人们诚实守信、真实不欺，网络社会同样需要儒家的诚信意识。诚信是网络社会的生存之基，只有遵从诚信原则，增强自律意识，才能确保网络社会的净化和成熟。     

从公私观念的演变看儒家价值观

儒家价值观与儒家对公共性的理解及其公私观念的形成密切相关。儒家"推己及人";"修"、"齐"、"治"、"平";"三不朽"以及"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路径显示出儒家理解公私观念的独特方式。近现代的公私观念与对国民性的反思交相呼应,实则都是儒家价值观的入世表达和中西合璧式的改良。     

儒家乐教观念的审美精神

从古至今,儒家乐教观念对中国人的政治、道德、艺术、人生及其审美观念产生着深远影响,这成为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的组成部分.儒家乐教从不把音乐视为纯粹满足口腹耳目等感官欲望的手段,而视为实现政治安定平和、培养人的高尚道德及审美人格的重要途径.     

天人观念中所见之儒家人文传统

儒家讲天文与人文的统一, 以人为顺天而继成者; 而此继成, 其要在于 “自成”。在此自成中, 乃有天人合一之超越价值的实现。此即儒家以德性自成为途径达致超越的“人文精神”。其根据在于： 第一, 对天或天命作内在的区分, 由此规定人存在之界限, 从而发现人之最本己的可能性和天职在于其德性的成就。第二, 在 “性”即心而显诸 “情”的意义上发现了人之德性的先天内容。儒家“连续性”和内在关系论的观念, 表现在对个体性的理解上, 就是普遍性价值原则内在于人的形色实存性并即实存而显。由此, 道德的法则, 非抽象的形式或出自生存必要性的承诺和假设, 而是为人的心灵所能亲切实证的 “真实”或“实有”。中国文化“人本论”的特质, 即本于此。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应是现代生活的确立。儒家传统的人文精神, 对中国的现代化仍是有现实意义的     

汉晋之际儒学信仰的危机与演化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儒学教义在各个层面上的日益普及,儒学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仰。其后,儒学信仰却发生失效的情形“。道”的迷失,生存忧患以及形上困惑,导致儒学信仰危机的发生。西晋采取诸种手段,欲重建儒学信仰,但经过时代精神洗礼后的儒学已玄学化。     

两晋之际儒家“家国”观念的演变

迫于西晋末年的国破则家难存的现实教训 ,两晋之际士大夫意识到国家的重要性 ,在渡江前后逐渐认同了司马睿为国家的象征 ,由西晋后期关注自身生存和家族利益 ,于东晋初期转向对晋室的拥戴。家国一体、忠君报国等儒家传统家国观念得以复苏 ,因此 ,关于魏晋士大夫不顾社稷的安危而惟求身家自保的传统观点 ,似不适于东晋时期 ,值得商榷     

儒家仁学思想的现代意义

儒家文化产生的基础是宗法社会和小农经济。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和经济基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如此,儒家思想在当代仍具有积极的意义。儒家仁学思想以仁爱为核心,在当代具有对伦理价值的补偏救弊之功,有助于财富分配的解决,有助于克服资本中心论。     

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对中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对中华民族的心理和文化影响至深。它构建出由“君子”到“圣人”的丰富立体的理想人格模式,并从多方面探讨成人之道的思想,对现代人的人格完善具有重要价值。     

论四川藏区宗教观念的新变化

新时期,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进一步落实与完善,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加上藏传佛教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使四川藏区宗教观念朝着市场化、弱化、融合化、民主化、规范化、世俗化方向发展,整体上呈现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格局。     

明清之际“私”观念的兴起及其社会史关联

有关中国“公私”这一思想史上的问题 ,海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一些讨论。我也曾发表过一篇论文 ,题目是“中国哲学中的‘公私之辨’”。[1] 在这篇论文中 ,我从宏观上讨论了中国哲学中“公私”观念的基本意义及其演变 ;其中第三部分的标题是“‘私’的抬头及其合理化倾向” ,我简要地考察了明清之际作为与“公”相对的“私”是如何被自觉并被合理化的。作为结论性的东西 ,最后我指出了中国“公私之辨”存在的问题及其克服的途径 ,强调要形成良性互动的“公私关系” ,就需要划定“公私”的界限 ,因为“大公无私”就容易成为其反面的“大私无公…     

儒家的情感观念

在汉语中,"情"从一开始就兼有两层基本含义:情感(人情);情实(事情)。在中国观念史、儒学史上,当"情"浑然不分地兼指人情与事情并且"情"与"性"并无截然分别的时候,此"情"为本源之情,这是原典儒学的观念,也是当代儒学正在复兴的观念;当"情"严格地分别各指情感与事情并且情感被置于"性→情"架构之中的时候,此"情"为形下之情,这是帝国时代儒家形而上学的观念。总之,在本源层级上,儒家的情感观念不是一个伦理概念,而是一个存在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