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实施现状及改进空间

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从局部尝试、试点探索到上升为国家意志,再到全国自上而下全面推行铺开阶段,是一个制度创新与扩散的演变过程。地方政府创造性地实现了权力清单制度的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同时也展现了权力清单制度运行平台与细分标准的差异性。从目前来看,地方权力清单制度实施的主要问题有:制度规范性不足,法律法规改革滞后,制度体系间"信息孤岛"现象突出,关键事权下放不充分,放管脱节,部门协同难,执行力度逐级递减等。改进权力清单制度,要进一步提升权力清单构建的法治思维,创新权力清单编制理念、公开形式及载体,做好权力清单的衔接配套,完善权力清单制度的标准,扩大权力清单制度的开放性,增强改革的系统性与协同性,强化权力清单制度的执行力。     

市县政府推行权力清单制度问题研究

市县政府处在履行管理服务职能的第一线,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势在必行,意义重大。市县政府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应提高市县政府对权力清单的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和监督;重视顶层设计,推进权力清单的规范化、全面化;建立法律法规与兜底条款相配套的权力清单制度确定依据;完善市县政府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保障机制;引入地方人大审议机制,保证权力清单制度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建立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实现权力清单的动态管理;权力清单的建立必须与责任清单结合起来,同步推进。     

权力清单制度的法理学透视

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标志着我国政府法治建设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作为一项新型的制度建设,有其深刻的法理依据:其合法性在于其将现行有效的单行法律法规所授予的政府权力汇总,为政府依法行政奠定基础;其正当性在于法律正当程序所要求的实现法权的公开化;其目的性在于框定公权力作为的尺度,限制公权力活动的范围。权力清单制度在实现法治价值、制度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及变革传统法文化观念方面彰显出深远的法理意义。目前我国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必须通过摒弃法律工具主义,实现立法上的配套及制定主体的多元化、细化与落实行政责任、疏浚司法救济途径等方面对其进行法治化的完善。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研究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化是通过法律规范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权力以清单的形式详细清晰地予以公布,并产生强制性的约束力,规范政府的权力边界,要求政府必须按照清单所列权力依法行政,不允许越权执法,旨在制约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本文基于行政法定原则、行政公开原则、行政便民原则阐释了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的理论基础,然而,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应当从权力类型的科学化管理和权力清单范围全覆盖等方面优化权力清单的内容,从权力清单制定主体、权力行使的程序和清单制度的实施方式等方面提供程序性的保障,从权力清单的责任约束和有效监督方面建立刚性制约机制,以此来完善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化,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     

推行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法理反思与制度完善

当前权力清单制度具有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路径、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最佳方式、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等现实功能。然而由于规范权力清单的法律文件缺位、参与编制人员法律素养参差不齐、贯彻实施和更新机制不完善等现象的存在,导致权力清单的外延和内涵不统一、权力清单效力模糊甚至违法、贯彻实施行政权力清单效果不明显等问题。所以我国急需出台《行政权力清单条例》,以全面规范权力清单的编制、公布和实施;同时,应建立、完善相关制度,为权力清单的更新、完善和贯彻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的实践探索与优化思路

我国地方权力清单制度的实施经历了一个在中央有关精神指导下,因地制宜地探索,在初步探索的基础上上升到国家层面进行全面推广实施的过程。目前第一轮的地方权力清单制基本完成,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出现以下问题:清权不彻底,权力不入单,入单者含金量低、借机扩权增权现象严重;清单不够规范统一,在权力类型的划分标准、发布主体和发布载体等问题上存在各自为政的乱象;清单体系不健全、不平衡,存在负面清单、公共服务清单等重要清单形式缺失,重"权力清单"轻"责任清单"的倾向;权力清单运行所需的制度体系建构不完整,权力清单因缺少配套制度的协同而使效能大打折扣。深化权力清单制改革需多方位优化:以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为权力清单制开辟新空间;以标准化建设推动权力清单制统一规范化运行;以大数据和互联网+的理念打造信息化权力清单制;以系统思维健全清单制各环节的制度,实现清单制度链条的无缝链接。     

职责优化与组织调适: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双重进路

政府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行政载体。从功能结构的视角出发,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是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维度,二者是绩效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的辩证统一。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在职责体系优化层面,应坚持权责一致的基本原则和"以能定责、以责赋权"的创新理念,明确职责体系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构建相互匹配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厘清政府纵向、横向以及条块职责体系的内在关联,构建运行顺畅的职责运行机制;在组织结构调适层面,应坚持优化协同高效的价值标准和目标取向,注重强化政府组织内部组成要素的衔接配合,构建协同型政府,着力强化政府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新型互动关系,构建协同型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地方政府责任的问题与化解

在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责任新内涵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地方政府责任落实受到体制机制与复杂环境的影响,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制度缺陷导致的"唯上不唯下"的责任向度;"条块"关系导致的权责不清与责任冲突;社会的多元复杂性与网络政治对政府责任带来的新挑战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责任面临的问题。对此,化解路径需要从调整制度结构、完善权责清单,强化问责、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提高利用大数据的能力几个方面展开。     

“中产悖论”与政府转型

统治发展型政府模式所具有的"制度困境"在制造"中产崛起"幻景的同时,也在为"中产"生产和再生产制造着"中产陷阱"。破解这一制度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政府转型,即由统治发展型政府转变为治理服务型政府。政府转型意味着统治(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这一根本性转变将为"中产"——"中产阶层"——"中产社会"的成长路径提供制度空间。以中产为主体的公民社会权力的成长为形成"中产社会"——改革政府——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消费需求结构改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产"——"中产阶层"——"中产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路径,提供动力基础和物质条件,从而从根本上破解"中产悖论"。     

权力清单的定位不能僭越法律

在当前权力清单制度的构建中,出现了"各部门不得在公布的清单外实施其他行政审批"和"清单之外无权力"等规定和认识。此类规定和认识使权力清单的定位僭越了法律,这不仅有违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也会直接导致迟延法律生效等问题。权力清单是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和第10条规定的一种具体形式,属于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其基本功能是实现行政权力的公开透明,是实现透明行政的重要举措,并不能划定权力的界限。权力清单应当明示其与法律规定不一致时以法律为准,权力清单公开的责任主体应为相应的权力行使机关。     

行政审批权力下移与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以当前我国扩权强县政策为中心的研究

为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和治理方式。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将行政审批权力下移,施行扩权强县政策。但由于现行政府层级管理中存在着体制性与结构性问题,如省级政府制度供给不健全、县域公共管理基础薄弱等,使扩权强县政策真正落实遇到困难。这就需要重新考虑行政区划与政府机构的设置,不断探索县域新型财政体制的构建和各级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在分权与赋权结合的基础上理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逐步下放行政审批权,以促进我国政府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     

自贸试验区“责任清单”的规范及其有效实施

建立健全责任清单制度,厘清政府的职责是前提,依法制定清单是灵魂,体现服务政府的理念是落脚点,而提升政府的工作效能是根本。自贸试验区作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应当积极探索责任清单制度的规范和运行,为解决政府的懒政、怠政问题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措施。在责任清单内容的规范上,应当着重围绕细化各类权益保护的规则、体现各片区特色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在责任清单的实施机制上,应当着重建立健全责任清单的合法性审查制度、责任清单实施中的社会监督制度、不履行责任清单的法律责任制度等三项制度。     

从有限政府到有效政府:价值·过程·结果

本文从对有限政府模式再审理入手 ,认为有限政府是以三权分立为理论基础 ,以官僚体制为主导思想的政府模式 ,政府权力应该受到制约 ,权力应该在一定范围内行使是有限政府的根本旨趣。但 2 0世纪末期政府治理的实践已证明 ,有限政府理论的缺陷和它所遭遇的严峻挑战 ,治理实践的紧张呼唤政府模式的转换 ,树立起有效政府是其目标取向。以有效政府作为政府改革和政府运作的根本价值 ,有助于走出行政改革的误区     

经济责任审计服务国家治理路径研究

经济责任审计不仅是加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重要方式,更是提高国家治理效率、推进依法治国的有力举措,是国家审计参与国家治理的最佳切入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经济责任审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全新的挑战,探索经济责任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化经济责任审计需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完善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创新平等互动的审计模式和加强责任政府文化的培育,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     

当代政府治理视阈下“有能力”与“有限”间的平衡逻辑——兼论有能力的有限政府之构建路径

治理能力以具备权力为基础,而控制政府权力是“有限政府”的追求目标。在西方传统语境中,政府“有能力”与“有限政府”两个目标间难以平衡;即使有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提倡,政府也不占据优势位阶。伴随当代治理问题面临多重危机,过度强调限制而忽略政府能力建设的观念已不再适用。经考察,政府“有能力”与“有限”的对立根源于西方社会的有限政府理论传统,具体指公民社会理念、社会中心主义制度变迁史与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与之相比,结合了特色政党制度和治理经验的、具有统合与平衡气质的中国之治更为契合“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内涵与基本原则,即政府主导的治理主体多元化、多元主体赋能化和治理理论的“去普适性”。     

文化网络、科层控制与乡政村治——以村庄治理权力模式的变迁为分析视角

村庄治理权力模式受制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二元关系.并以其构成单位的来源、构成单位的组织形态与权力的运行规范三者为身份标识.文化网络模式是准社会自治阶段"经纪统治"的产物,社会性赋权是其根本特征.科层控制模式是管理型治理阶段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赋权为根本特征.乡政村治模式是准合作治理阶段村民自治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和社会性双重赋权为根本特征,展示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态势,亦展示出村民参与不足和社会自治生成不完全情况下准合作治理推进中的诸多障碍和难题.     

我国现代政府制度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政府制度在制约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就需要现代化的政府制度。我国政府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现代政府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但和现代政府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少问题,需在"十三五"期间加以解决。当前,可采取改革公共预算与公共财政制度、改进信息公开制度、健全政府问责制度、发展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等措施,进一步改进完善我国的现代政府制度。     

权力清单制度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及消解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在党的报告里提到要推动权力清单制度。当前,不论是中央国家机关还是地方各级政府,都在积极开展和推进权力清单制度建设。权力清单制度建设中会面临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行政机关消极应对、形式主义;清单本身规范不够、覆盖不全以及保障机制方面存在立法滞后和监督乏力等方面。消解这些问题需要从加强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统一领导;推进权力清单制度的标准化和全面化建设以及加快权力清单制度的专门立法工作和监督机制创新三个方面着手。     

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理念变革

政府职责体系涉及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职能配置与权责结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本位和责任本位是政府职责体系建设中的两种价值理念取向。权力本位价值理念强调政治权力在政府职责体系中的支配作用,责任本位注重责任配置对于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关键性影响。从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过程来看,在价值理念层面经历了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的转化过程。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政府职责体系优化应坚持责任本位的价值理念,以权责一致为核心原则、以协同高效为追求目标、以法治制度为基本依据、以究责问责为坚实保障。     

“以级别定权力”:地方政府“升级锦标赛”原因探析

在"以级别定权力"的权力设定模式下,地方政府"升级锦标赛"背后,折射出的是地方政府之间在权力市场上的竞争与角逐。地方政府竞相晋级会给地方治理制造诸多问题和麻烦。因此,有必要从法律层面赋予不同类型、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与其实际发展情况相匹配的权力运行空间。在给地方政府设权时,不仅要考虑行政级别因素,同时也要充分考虑行政建制单位的性质和地方政府治理的实际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