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论梅尧臣诗歌风格

欧阳修与梅尧臣一生互为诗友,梅尧臣诗歌创作风格特点得到了欧阳修及时的总结和评价;欧阳修分析了梅尧臣诗歌风格早、中、晚三期的特点及其变化;其晚年《六一诗话》对梅诗＂闲远古淡＂的概括比较符合梅尧臣诗歌风格的总体特征。     

试评欧阳修对梅尧臣及其诗的评价

自元明以下,论及宋诗者,往往称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陆(游),很少有推崇梅尧臣的。可是在北宋当时的诗坛上,梅尧臣却是一位声名显达的人物。北宋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及南宋陆游、刘克庄等人都对他的诗歌创作成就推崇备至,十分钦慕。在所有对梅尧臣及其诗的品评议论中,欧阳修的意见尤其具     

论欧阳修的诗歌与宋诗风格的形成

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论及欧阳修和梅尧臣的诗歌:“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次第来。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从整个宋诗发展的角度,高屋建瓴地评价了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的历史功绩。欧阳修和梅尧臣、苏舜钦等人以丰富的创作实践,纠正了西昆体的流弊,使“风雅之气脉复续”,从而开启了一代诗风。元祐以后,才有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突出地体现宋诗风格的创     

记忆的场景:洛阳在欧阳修文学中的象征意义

许多研究欧阳修的学者皆曾从不同角度讨论过洛阳在欧阳修研究中的意义:或以之为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的起点;或以“对洛阳盛游的追思”为形成欧阳修主体风格的切入口和契合点。笔者以为,不管是从诗文革新,还是追忆的角度来作探讨,洛阳都只是个实存的空间,是欧阳修曾经生活,而后追忆,并且影响其一生文学发展的场域。但这正是笔者以为未足之处。笔者以为,洛阳不只是一个实存的空间,它其实更是一个记忆的场景,并且在欧阳修之文学中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由此入手,希望能对欧阳修其人与其诗文有更深入幽微的阐释。     

尊师重道 薪火相传——论苏轼与欧阳修的三代交谊

苏轼家族与欧阳修家族交往密切,苏轼终身对欧阳修充满敬意,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公的角度说,欧阳修在为人、为文、为政方面为苏轼树立了标杆和楷模;从私的角度说,欧阳修对苏轼父子有知遇之恩。欧阳修不遗余力提携人才和苏轼的知恩报恩,即使在今天也还具有现实意义。     

天圣、明道间欧阳修与洛中“七友”、“八老”交友考述

天圣、明道间,欧阳修初入仕途,任洛阳留守推官。在此期间,他与众多洛中友人相交往,其中最为密切的当属被称作"七友"、"八老"的几人。欧阳修常与他们宴饮出游,诗词唱和,以"文"相交,不仅增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还为将来"主盟文坛"奠定了基础。     

梅询年谱

梅询,字昌言,安徽宣城人,北宋官员、诗人。生于太祖乾德二年(964),卒于仁宗康定二年(1041),太宗端拱二年进士,历仕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官至翰林侍读学士。梅询是梅尧臣叔父,曾长期带梅尧臣宦游,若要了解梅尧臣早期生活,亦需了解梅询之官宦履历。现存有关梅询的资料较少,主要有《宛陵宦林梅氏宗谱》、陈天麟所编《许昌梅公年谱》、欧阳修《翰林侍读学士给事中梅公墓志铭》,惜其所载并未完备,且相互之间有所抵牾,兹再钩稽搜弋资料,制成梅询年谱。     

梅尧臣诗的历史评价

<正> 梅尧臣(字圣俞)是宋代杰出的诗人。在青年时期,他与欧阳修,尹洙、苏舜钦等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诗文革新运动,并以其诗歌创作的理论与实践,为宋诗开拓了新的道路,使之形成了不同于唐诗的新面目。对于自南宋至清末的诗坛,他的诗曾有过程度不同的影响。最早全面评价梅尧臣的是欧阳修。他的《书梅圣俞稿后》称赞尧臣青年时期的诗:“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十余年后,他又写了《水谷夜行寄子     

欧诗在北宋诗文革新中的地位

北宋的诗文革新是宋代诗文显示出独特面貌的契机。散文方面,取得了古文运动的最后胜利。诗歌方面,塑造了宋诗的新貌。这场革新,在散文领域,欧阳修、苏轼的领袖地位是没有争议的。那么,在诗坛上谁是盟主呢?自宋代的陆游、刘克庄以来都推梅尧臣。而欧阳修在当时诗坛上的地位究竟如何?本文打算谈些看法。     

沉寂中的酝酿──论晏殊诗及其在宋初诗歌发展中的地位

历来宋诗研究者多认为欧阳修、梅尧臣始矫昆体、开创宋调。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这一转变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必然有一个过渡阶段。具体地说诗从晚唐五代的低谷中挣脱出来，独树一帜，经历了一个由模拟到求变再到自立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地表现为从西昆体到欧、梅之间的转变。基于此，本文选取了有重要影响的后期昆体作家晏殊为例，从精神气质、诗歌题材、风格特征等方面阐述了他在昆体与欧、梅之间的承上启下的变化和独特地位。     

沈遘的使辽诗初探

沈遘是北宋著名科学家、政治家沈括的从侄,皆属钱塘沈氏。沈括与沈遘主要活动在神宗朝,有别于以欧阳修为首的嘉口名士与苏轼主盟的元口文人集体,属于王安石新党～派的作家,沈遘在北宋中期享有文名,梅尧臣、王安石、苏轼、曾巩、黄庭坚等多与之酬唱,实为一代名流。     

试论欧阳修《新五代史》的写作特色

公元一○三六年(宋仁宗景祐三年)仲夏,年方三十的欧阳修因替指陈时弊而遭贬逐的范仲淹申辩,身遭诬陷,被逼即行离京,从水路调赴一千多里外的峡州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县)。他满怀悲愤来到这远离洛阳、开封的荒僻小邑,开始了坎坷的生活道路。这是欧阳修在仕途初次遭到的挫折,此后又几经调移和再贬滁州;虽是不幸,却也使欧阳修的思想与创作起了变化。他从一度繁荣富庶的京都走到贫困多难的基层乡镇,     

天圣、明道间欧阳修洛阳交游考述

天圣、明道间,欧阳修担任西京留守推官,结识了一帮年龄相当、意气相投的朋友.吏事之外,欧阳修与他们徜徉山水,热衷于诗酒文会,形成较紧密的交游圈.本文在考证欧阳修洛阳交游对象的基础上,探讨了其交游的"群体性"、"文学性"特点,从而透视洛阳交游对欧阳修日后的政治生涯及其成为文坛领袖的影响.     

试论北宋元祐诗坛兴盛的原因

宋末元初的诗论家方回在《孙后近诗跋》中说:“近世之诗,莫盛于庆历、元祐。”而比较起来,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为代表的庆历诗坛,其诗歌创作兴盛的局面和所达到的成就,远不如以苏轼、黄庭坚为首的元祜诗坛。那么,元祜诗坛何以兴盛呢?本文试作探讨,以求教于宋诗研究的同行。元祜之前的宋诗发展,我们认为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真宗景德、咸平之际,西昆体为代表,二是仁宗庆历前后,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为代表,三是仁宗嘉祜前后,王安石为代表。描述这三个时期的宋诗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诗如何从五代芜杂萎靡的诗风中振起,又如何逐渐摆脱唐诗而形成宋诗的个性,这些,都为元祜诗坛的兴盛准备了前提条件。     

《和刘原父澄心纸》解读

<和刘原父澄心纸>是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一首七言古诗.全诗以"澄心纸"为线,将叙题、议论与抒情相结合.在吟咏澄心纸的同时,欧阳修对自己的三位挚友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的才华由衷赞美并为他们的不幸发出不平之鸣.此诗怀人、伤时、自叹兼而有之,人生的感慨、个人的遭遇与历史的兴衰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欧、梅对韩、孟的群体接受及其深层原因

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对韩孟诗派的接受不仅可从个体接受的角度去考察,更须从群体角度认识其特殊意义。推名、唱和、联句、拟作是欧梅群体接受的主要方式;诗歌表现手法和形式技巧、美学风格、创作理论等是其接受的主要内容;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革新诗风的强烈愿望、相似的生命体验和知己之情是其接受的背景原因。     

梅尧臣诗歌理论的历史贡献

<正> 梅尧臣(1002——1061),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安徽省宣城县双溪人。以诗闻名于世。他一生“少达而多穷”(欧阳修《梅尧臣诗集序》)。其家居生活甚至穷困到“妻饿儿啼无一钱”(《日自青龙呈谢希直》)的地步。但存诗二千八百多首。他的一生,是真正诗人的一生,也是清贫穷困的一生。他的后辈如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均对他交口称颂。王安石说:“我得圣俞诗,于身果何如,留为子孙宝,胜有千金珠”。(《哀挽诗》)从中可见一斑。     

《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

《孟子》散文的最主要特色,就是善于辩论。孟子说:“我知言”,“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说明孟子掌握了一套辩论技巧。正是由于“不得已”而“好辩”,才必须讲究辩论的艺术和效果,形成了《孟子》散文雄辩犀利的艺术风格,《孟子》散文的风格对后世散文创作的影响是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唐宋以来,《孟子》文章一直为许多古文学家所取法,潜移默化地继承和发展了《孟子》散文的艺术传统。宋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欧阳修、梅尧臣共同评判试卷,梅尧臣曾对一代才子年仅二十二岁的苏轼的文章大加赞赏,“以为有孟轲之风”,取为第二名。苏轼之文如行云流水,功力却来自《孟子》,可见影响之深。     

欧阳修与北宋馆职学士诗人群述论

北宋庆历、嘉佑时期,馆阁与学士院聚集了一批优秀的文学才士。欧阳修作为由馆职到词臣的著名文臣和文坛盟主,继景德杨亿、钱惟演、晏殊等馆职学士之后,与苏舜钦、梅尧臣等共同完成诗风的新变。由贡举锁院产生的唱和诗集《礼部唱和集》,成为馆职词臣学士诗人群唱和的典范。     

宋诗的"开山祖师"--梅尧臣

北宋宣城诗人梅尧臣,早年受西昆体诗派的影响,后突破西昆窠臼,积极参与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写了不少关注国计民生、抨击社会时政的好诗,后被陆游誉为"名家",更被刘克庄尊为宋诗的"开山祖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