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拿公益活动做噱头

今年8月,昆明的一家企业和两家媒体萌发创意,联手组织云南今年考上清华大学的新生及其家属“包机”赴京。这一活动,由于有媒体参与,宣传攻势颇猛。一时间,“云南学子包机赴京上学”的消息不胫而走,成了一大社会新闻。其实,所谓“包机”,并非真的包下一架飞机,只不过是主办方为包括家属在内的60多人集体购买机票而已。但参与活动主办的媒介偏要以“包机”称之,说白了,无非就是为了夺人眼球,制造某种轰动效应。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主办方还组织了“壮行宴”等一系列配套活动,颇为热闹了一阵子。坦率地说,这一活动,如果纯粹从技术角度来说,倒也…     

英汉新闻编译的“求同存异”策略

英汉新闻编译话语实践的复杂性,使得它无法被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统治与本土抵抗这一后殖民研究范式,新闻编译策略也不能简化为对原作的归化或异化处理。发展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提出的“杂合化”思想,提出“求同存异”编译策略以服务于新闻编译活动的目的,有利于不同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和协商。     

新闻参与感和新闻规律

文章分析了新闻参与感这一新闻现象,分别从审美活动、认识活动、信息传递三个方面论述了新闻参与感的规律性作用。文章还根据新闻审美的特点、新闻美的来源以及社会生活与新闻实践的关系,提出“新闻美是参与生活”的观点。     

理解新闻：隐喻认知框架下的交流

新闻活动属于一种隐喻认知框架下的交流,通过对现实世界识别、构建与理解,确立活动内容与方式：新闻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强调性识别,事实的意义就是“选择它表达意义”,隐喻塑造新闻意义的相对性,关注普遍性主题或原则;新闻通过隐喻系统来构建认知框架,此物与彼物、结构与强调、生发与传染、部分与整体,影响着传播者的价值判断;新闻在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建构理解,新闻话语符号既能为受众提供身份认同,又能为当下提供合法化身份,是一种“意象景观”。     

传续百年：浙江“唱新闻”曲艺变迁的传播社会史考察

“唱新闻”是起源并流行于浙江地区的一种地方曲艺,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说唱形式的口头传播活动。这种传播形态起源于南宋时期的“说朝报”,在近代浙江地区兴起,后扩散到上海等地,是留存至今的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活化石。根据推动“唱新闻”发展的动因和社会传播功能的不同,可将“唱新闻”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唱新闻”的传播者身份、传播的“新闻”内容以及表演的空间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市场和受众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和媒介技术因素是影响“唱新闻”变迁的重要因素,每个历史阶段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又有不同。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唱新闻”的变迁,对于揭示地方曲艺、新闻传播活动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浙东地区“唱新闻”的由来与流传考略

“唱新闻”是一种源于古代歌谣和“唱朝报”的民间口头新闻传播形式,出现于南宋时期的浙东地区,清末民初发展成为一种说唱艺术并盛行于象山等浙东地区。浙东“唱新闻”与古代歌谣和“唱朝报”的新闻传播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邸报之兴盛及浙东繁荣的新闻传播活动为“唱新闻”的发展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唱新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丰富的主题和表现形式。与同源俗文化曲艺形式的民歌和“画新闻”比较而言,“唱新闻”具有独特的艺术表达和底蕴深厚、口口相传的传播优势,但在流传过程中也体现出其代表作品少、新闻传播功能减弱等不足之处。近年来,“唱新闻”说唱艺术逐渐向“宁波甬剧”“小热昏”等形式发展演变,同时创新地融合不同剧种和乐器,不断满足新时代民众曲艺欣赏的审美需求,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保护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国家公关，要在文化层面上对话

自从20世纪李普曼、伯纳斯等人提出“制造认同的国家艺术”概念后，国家公关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 2011年1月17日，正是胡锦涛总书记访美的前一天，一抹亮丽“中国红”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登场，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目光。这无疑是一场有意安排的“巧合”——此时此刻，宣传片制造了注意力经济时代的一次新闻事件。     

从大众传播模式看新闻战线的“走转改”实践活动

2011年以来,全国新闻战线开展的“走转改”活动,深刻地影响并推动着中国新闻业的发展。“走转改”是中国新闻战线浪潮归真、正本清源的一场革命,对于继承光大新闻传统、保持正确方向、提升媒体公信力、树立新闻良好形象意义重大。大众传播中传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是受到潜在的受众所影响的,本文抓住大众传播的这一特质,从传播学中大众传播的四种基本模式对如何在新闻采编实践中全面理解、贯彻“走转改”,进行了积极地探讨。     

“小题”做出“大作——谒读《新闻发现例话》

陈邵桂教授著作《新闻发现例话》,围绕“新闻发现”这一范畴,引用大量实例,由浅入深、生动细致地对相关新闻理论进行了深入阐述,其间更贯穿着作者对新闻记者如何做人与读书的深刻认识,确确实实将“新闻发现”这样一个“小题目”做成了“大文章”。     

从美国的战时新闻政策看“新闻自由”的实质

前一段,在我国新闻界有人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新闻自由”津津乐道,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新闻记者作为“无冕之王”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而力主在中国照搬西方的“新闻自由”体系。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西方,新闻亦属意识形态,其活动也附属于政治,因此,它的新闻若离开了资产阶级的钱袋是绝不可能“自由”的,而且西方资产阶级也绝不允许有违背自己利益的自由新闻。这一点,仅从美国的战时新闻政策方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美国的战时新闻政策看“新闻自由”的实质

前一段,在我国新闻界有人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新闻自由”津津乐道,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新闻记者作为“无冕之王”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而力主在中国照搬西方的“新闻自由”体系。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西方,新闻亦属意识形态,其活动也附属于政治,因此,它的新闻若离开了资产阶级的钱袋是绝不可能“自由”的,而且西方资产阶级也绝不允许有违背自己利益的自由新闻。这一点,仅从美国的战时新闻政策方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回归本义的"新闻价值"研究

新闻价值可以分解为两个层次进行理解。一个是作为选择标准的新闻价值,即新闻传播者对于新闻事实和素材进行选择和把关时所采用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可将其称为“尺度性新闻价值”;另一个层次是作为社会功能的新闻价值,也就是新闻传播活动和事业对于整个人类与社会的有用性,我们称之“功能性新闻价值”。这就是新闻价值的两个所指层面。而对于这两个层次的新闻价值内涵,还要从其具体的构成要素方面进行研究和解释。     

建筑在实践理性之上——评徐新平《新闻伦理学新论》

伦理研究的核心 ,是人与人、与事的关系的道德准则和评价。与人 ,构成社会公德和个人私德 ;与事 ,则为职业道德。新闻伦理学 ,其话语内涵不外乎是新闻人的职业道德 ,但为什么是这样一种职业道德和为什么对这一职业作这样的道德规范 ,在已有的新闻伦理学论著中大多忽视了对“事”即新闻的本质特点与新闻道德之间内在关联的阐释 ,或是将这一点作为预在的前提而忽略不计。其实正因了这种“懒得说”或“无需说”,倒使这一种道德规范缺失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而徐新平教授的《新闻伦理学新论》 (以下简称《新论》)则首先解决的是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     

大众对越轨新闻“特殊偏好”的原因及影响

从大众媒体兴起之时，大众便表现出来一种对于越轨新闻的“特殊偏好”，本文在对越轨新闻偏好这一“坏消息综合症”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这一现象存在且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原因，并从正负两个方面阐述了这一现象带来的影响与后果。     

试论提高学生新闻采编与写作能力的方法

新闻采编与写作理论与一股理论课相比较,它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在教学中如何采用科学的方法,探索新闻采编与写作课的教学改革途径,切实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新闻采写能力,这是一个很有探讨价值的课题。有句话说的好: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本文试从激发学生学习新闻采写课的兴趣入手,探讨提高学生新闻采写能力的方法。一、在传授理论知识方面,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变“要我讲”为“我要讲”传授理论是新闻采编与写作教学的重要环节。理论知识是采写实践的源头,如果学生不掌握采写的理论知识,实践活动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近年来,由于受狭隘的功利主义影响,轻视理论,注     

广狭之义与名实之争：“报人”称谓源流与在地化诠释

“报人”一词的衍生与演化是一个从古汉语到近代新名词的概念演变过程。这一称谓曾经出现在晚清民初时期，但并未成为时代话语。1925年，留美报人汪英宾采借中源汉字词“报人”对译西洋术语Journalist,最早从职业类型的角度对这一词汇进行广义新闻学的诠释。长期以来，“报人”一词的在地化在知识界存在着广狭之义与名实之争。实际上，关于这一问题的各种讨论，其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新闻职业、新闻道德和新闻教育问题。这是早期中国报人对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在地化的探索与努力，也是近现代中国报界从业者向职业化、专业化形态转型的一个缩影。     

论新闻“真实”的主观性

传统新闻学执著于“新闻真实”与“客观真实”的一致性、符合性和同一性,以致形成 “真实性”神话的新闻乌托邦。在哲学向度上,这是一种混淆“认识论真实”与“存在论真实”的理论错位。新闻真实只是一种叙事的真实,一种被主观性侵淫后的真实。新闻真实主观性是隐匿存在的先验主观性作用于传播主体、受众和语言的结果。正视新闻真实主观性的确然性,不仅不会否定新闻的客观性价值,相反,却丰富和拓展了新闻真实的理论内涵,也使新闻实践找到理论皈依。     

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是新闻传播人才成长的关键点

知识结构是在长期的积累与内化中形成的，具有自己的存在形态和表现方式。新闻传播实践活动对人才质量的检验，实际上是对其知识结构的一种整体考量，是对其知识“博”与“专”及其结构状态和由此生成的“知识力”的一种权衡。     

位移、再现与回想：民国时期的剪报活动及其影响

民国时期，剪报活动逐渐兴起。剪报不仅体现个体的兴味，也是一项技术，一种事业，一种社会现象。在整个剪报活动中，剪是前提，存是结果，重读是价值再现。因此，从阅读史的角度看，剪报是通过个体对报刊新闻的“位移”，在空间上生成新的文本关系，形成新的阅读链条。对于读者而言，剪存报刊资料的最终目的，在于“日后”阅读，“重访”历史场景，回想新闻事件。从探寻意义的层面看，读者在日记中留存的剪报资料，更能“活化”报刊新闻，展现“剪”与“存”，“剪”与“写”，“剪”与“思”的关系。剪贴的新闻文本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证据”，供读者在日记中予以说明和评论，体现“作文”中论据和论点的关系。与剪报册呈现的多元话题不同，日记中的剪报材料较为零碎，但它融入读者的叙事和评论中，产生了“根植”意义，与作者的言说融为一体。因此，从“剪”的角度探讨读者的兴趣、体验和想象，是阅读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议题。     

论法制新闻

法制新闻,是新闻学中的一个分支,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法制新闻的作用日益明显.本文对此略作论述,旨在抛砖引玉.一、广阔的题材和新闻的价值取向法制新闻是以法制生活为题材的新闻,是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发展中的独有现象.它与社会新闻、国外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法院新闻”、“犯罪新闻”等,虽然有某些联系,但它有自己特定的内涵.法制新闻是社会生活各方面新近发生的与法制相关的、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报道.它的本质是法制活动的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