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期权腐败”及其治理对策

"期权腐败"是一种事后受贿类的职务犯罪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离开一定职位并不是"期权腐败"的必备要件,在职期间的一些受贿行为同样也会构成"期权腐败"型职务犯罪.故"期权腐败"有在职型和离职型之分."期权腐败"型职务犯罪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它的期约性."事先约定"不仅是国家工作人员事后受贿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而且也是国家工作人员此类行为构成"期权腐败"型职务犯罪的认定要件.必须坚持以改革统揽"期权腐败"治理工作,把制度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腐败成因的经济学分析及反腐对策

腐败的实质是"以公权换私利".由于公权具有"商品"的属性,公职人员具有"经济人"属性,所以以公权换私利成为了可能.腐败成本低,反腐制度不健全,以及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诱使腐败发生.制定反腐对策要从经济学角度出发,针对公权的"商品"属性和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属性,通过加强教育、完善制度、公开信息、加大惩治等途径,使腐败得不偿失,最终失去市场.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与预防腐败

腐败既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也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制度现象.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现象进行分析:腐败主体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机理;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监督不力.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的执行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因此,笔者认为应当通过多种途径预防和遏制腐败.     

腐败的文化透视--理论假说及对中国问题的探析

文化因素论和现代化因素论通常是国际学术界有关腐败发生学的两种主要理论假说.腐败的发生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在某些文化背景的社会中腐败现象显然比另一些文化背景的社会中更普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腐败已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或"腐败的民俗学".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腐败的发生是现代化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叠加结果,其中文化因素尤其不可忽视,既有一般性的腐败发生的文化诱因,也有特殊主义的"二元文化结构"的作用,其后果是形成了具有相当广泛性的"腐败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廉政文化的建设对于中国的反腐败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加强当前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几点思考

本文从当前腐败易发多发现象产生的制度原因入手,阐述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分析了当前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提出了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建立教育、监督、惩治的对策,构建党员干部"不想腐败"、"不敢腐败"、"不能腐败"的机制。     

论"制度防腐"与"心理防腐"

运用心理学理论对腐败行为心理进行研究发现,经济、政治、制度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外部条件,而主体的腐败动机是腐败行为产生的内驱力, 腐败行为必定伴随着一定形式的心理活动过程.所以腐败产生的根源是体制缺陷 心理缺陷两个源头.防止腐败必须既立足于"制度防腐",又立足于"心理防腐".     

“过期”权力腐败与法律矫治

离职官员权力的表面退出并不能消除实质上的腐败可能,其仍然可以利用权力的余威来谋取不正当私利而形成与公共利益的冲突,权力过期可以衍化成为权力延期."过期"权力腐败已经成为我国新生的且十分严重的腐败现象.只有充分消减离职官员的"权力磁场",才能有效防止这种"权力过期并不作废"的荒唐现象.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目前"过期"权力腐败的历史和现状,借鉴美国权力"旋转门"调控的法律矫治经验,提出我国矫治"过期"权力腐败的法律对策.     

简论预防腐败的"双重防线"及其耦合机制

社会转型时期预防腐败的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构筑严密的"制度防线"用以减少腐败机会,降低腐败"黑数",使人不易腐、不敢腐;也要筑起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主动抑制腐败动机,使人不思腐.二者双管齐下,并在道德制度化与制度伦理化的实践中充分实现二者的耦合,形成预防腐败的综合防御工事.     

转轨体制下的权力、关系与资源--关于"秘书腐败"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认为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秘书腐败本质上是公共权力寻租,它与我国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转轨体制"是分不开的.由于转轨体制一方面赋予政府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资源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又通过寻租关系网络使这种资源优势为其秘书所分享.因此依托寻租市场,通过"关系优势"获取"资源优势"便成了秘书腐败的内在逻辑和机制.面对这些现象该如何去杜绝,为此我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贪官最"恨"腐败了

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某些贪官的言行,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贪官最"恨"腐败;如果再仔细地分一下,便会发现他们"恨"腐败一般分两个阶段:一是在他们的腐败行为还没暴露前,一是他们的腐败行为暴露后.     

区块链赋能新时代腐败治理的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

信息不对称是腐败行为发生的重要成因,腐败治理需要充分的信息支撑.当前我国反腐工作面临信息来源碎片化、可信度低、查证成本高、缺乏统一规范、部门间信息共享不畅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腐败治理的效率.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兴的去中心化、安全性高、开放透明的扁平化的信息传输体系,能够实现价值传输的泛化管控.合理运用区块链,能提高监督效用,打造"不敢腐"的监督利器;充分发挥信息价值,建设"不能腐"的制度笼子;全社会联动,开展"不想腐"的廉政教育.区块链在腐败治理领域中的有效运用还需一系列支撑条件,重点是优化腐败治理体系、健全法规制度保障、清除利益与观念障碍等.     

苏联的"增量腐败"及其当代警示

苏联的腐败是"增量腐败".腐败是俄罗斯传统的顽症毒瘤,曾一度被严打重压所抑制,但最终迅速增量以致积重难返.苏联增量腐败的基本特征是:由个人向集团发展;由下层向上层发展;由经济向政治发展;由物质向制度发展.其悲剧结果在于:影响了经济建设;催化了政治独裁;助长了文化专制;败坏了社会风气;导致了亡党亡国.其当代警示是:反对腐败必须防微杜渐、高压重拳、狠抓党建、科学发展.     

政府采购中的腐败风险及其防范

政府采购腐败风险是政府采购权力的行使者违背政府采购制度基本原则,使政府采购的实际结果与政府采购的预期目标相偏离的可能性.表现为职权划分的腐败风险、制度执行的腐败风险、方式确定的腐败风险、信息发布的腐败风险、人员自身的腐败风险等形式.其存在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主要包括:政府采购制度的不健全,导致腐败滋生的漏洞;政府采购权力本身的腐蚀性,导致腐败寻租的可能;政府采购人员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利益驱动,导致腐败行为的出现;政府采购腐败风险防范机制的缺乏,导致腐败风险的易发.要防范政府采购腐败风险就必须建立相应的识别、评估和预警机制,从而达到预防政府采购腐败,提高治理政府采购腐败的效率的目的.     

反腐是治党强国万策之本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顽疾,腐败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针对中国腐败形势,深入论述了腐败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危害,分析了中国社会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并结合国外反腐败经验,提出了治理腐败的几点建议.     

论初次分配领域中的政府责任问题——以"福利腐败"现象为例

面对我国转型期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再分配制度显得十分乏力甚至扭曲,其根源在于我国的初次分配的不公平性.垄断行业的"福利腐败"问题是我国初次分配不公的重要表现形式,"福利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扩散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外部负效应,造成了国家的制度僵化症.确立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责任,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铲除"福利腐败"、解决初次分配不公问题,成为新时期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医疗体制改革中的职务犯罪预防

我国在医疗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以药养医"体制,由于使公立医院逐渐丧失了公益性,并强化了医护人员的逐利动机,因此导致医疗腐败,特别是职务犯罪案件日趋严重.而医疗腐败的加剧,又进一步加重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为此,新一轮医改必须将治理医疗腐败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在加大公共医疗投入力度,确保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回归,优先发展基本卫生服务,完善医疗考核分配制度的同时,要加强医疗系统的内部治理.     

防止利益冲突与廉政风险防控对接机制研究

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因为不经常反腐,腐败就会本能地扩大蔓延.因此不能只将腐败看做是普通的犯罪或违法,要看到腐败的危害性,将反腐作为国家的基本职能对待,就像国防职能一样[1].经过多年实践,我国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将反腐败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加大了预防腐败的力度.防止利益冲突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预防腐败的有效措施,自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后,防止利益冲突成为国内廉政学界关注的重点,一些地方政府开始进行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试点工作.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理论、方法与观点

国内外从经济学视野出发研究腐败的文献众多,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经济学家研究了腐败问题这一特殊而又普遍的社会现象.按照经济学家们分析腐败所依据的经济学理论,将腐败的经济学分析的理论、方法与观点做一述评.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认为,腐败的产生与现行社会的市场机制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反腐败目标不应是幻想如何彻底消除腐败, 而应定为如何最大范围和最为有效地遏制腐败.     

“预算国家”:一项防治腐败的基本制度供给——基于2008年国家审计署审计公告的思考

我国现行的预算制度对公权力行为的导向力和约束力比较软弱,预算失规已成为我国当前腐败滋生的一大引因.长期以来,我国通过规制用人来防治腐败方面已取得长足的进展,但在"宽松用财"的制度背景下,防治腐败的努力往往不功而果."预算国家"是从财政上约束国家公权力行为的系统化制度,其中蕴涵的反腐败机理是审查预算-规制政府用财-规制政府行为-防治腐败.规制用人的制度和规制用财的制度是制度化反腐败的两手,建设预算国家制度有利于将两者统一起来,是我国防治腐败的基本制度供给.     

中国人情网络里的腐败行为——基于负债感的分析

人情与关系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价值、规范及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许多腐败案件中,人情网络经常是诱发腐败行为的起点,不少被查处的官员将走上贪腐之路归咎于"交友不慎"。文章进一步透过表层的人情因素进行分析,揭示出人际交往中的"负债感"是导致官员做出腐败行为的重要动因。这种"负债感"源起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欠人情"、"回报"观,受到社会交往中的"互惠规范"的强烈影响,最终引发腐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