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理由的详略之辩:基于判决的可接受性

由于能够弥补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缺陷,可接受性标准能够用来对司法过程作出综合性评价,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衡量判决理由的质量.虽然加强判决理由的说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呼唤,但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不能简单地认为判决理由越详细质量就越高,而应当在综合考量之后,以提升判决的可接受性为目标对判决理由的详略作出规划和设计.     

司法判决证立的理由

司法判决证立的积极理由是人们接受司法判决正当性的有效根据,其在简易案件和疑难案件裁判中有多种表现形式.司法判决证立的消极理由是导致法律论证本身和司法判决不具有正当性的论据,是法官应该避免适用的理由.消极理由有多种类型,批判性检验是其识别方法.应当建构全面的司法判决理由评判体系.     

判决性实验的历史追源

自迪昂对判决性实验提出质疑,经由蒯因的进一步加强,“迪昂-蒯因论点”便成为了判决性实验唯一不变的问题症结.其实,判决性实验有其更深远的概念渊源和更细致的历史态度.文章在考证基础上,力图还原判决性实验的概念渊源和历史态度.     

从法律规范的可反驳性到法律知识的不确定性——法律论证中融贯论的必要性

法律规范在其内容的可改变性意义上,具有可反驳性的特征.建立在可反驳性规范基础上的法律知识体现出三种特性,即可衡量性、跳跃性和可转变性,这表明法律知识是建立在非常不稳固、不确定基础上的,以这样的规范为前提所进行的三段论推理,只能获得逻辑上的有效性,无法保证内容上的正确性.为满足法律知识正确性要求,论证理由必然涵盖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政治规范,甚至伦理规范,使它们形成一个融贯的命题体系,为法律决定提供实质性理由支持.     

论司法判决的合法性根据

在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司法判决的合法性是关系到司法权威的根本问题之一。而要解决司法判决的合法性问题,必须首先要解决司法判决的合法性根据问题。所谓司法判决的合法性根据问题是指司法判决的效力来源问题,也即是公民为什么要遵守司法判决的问题。从外在视角看,司法判决的合法性根据主要有社会契约说、公共利益说和外在强制说;从内在视角看,司法判决的合法性根据主要有法律正义说、法律真理说。由于法律真理说具有其他学说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因而成为司法判决合法性的终极性根据。     

从刘涌案看司法判决的社会公众认同

刘涌案二审判决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的反响 ,未能获得公众的认同 ,最终为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刘涌案的审判折射出我国司法运作过程中固有的一些问题 :司法在体制上不能真正作到独立 ,司法审判容易受到媒体报道的左右 ,审判未能充分公开 ,判决不注重说理。这些因素的存在不仅影响到司法权威的塑造 ,更直接影响到社会公众对司法判决的认同     

荀子伦理学的理论特色——从“国家理由”的视角说起

在先秦儒家中,荀子第一次明确地为政治国家的存在提出了逻辑清晰的辩护,而将"礼义"赋予"国家理由"的形式,使其获得"权力"与"道德"的双重身份,则构成了我们理解荀子伦理学之理论特色的不二途径。在荀子,国家是以"圣王"和"礼义"来表现的,礼义所具有的止争去乱的功能以及规范行为的性质,其实质是以"国家理由"的形式出现的;国家之所以必须并且必然,乃是因为其深深地根植于人的性恶的天性之中,而荀子所说的人性的"恶",并不是在特定的伦理或道德意义上的恶,而应当被理解为政治意义上的"偏险悖乱"。如果说以"圣王"和"礼义"为代表的政治国家,其创立之初意原在遏制人之性恶的话,荀子似乎对此一政治国家抱持了过分的道德期许,远未及严肃思考政治国家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恶。     

判决抑或调解——基层法官行为选择的政治学分析

司法调解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法系统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富含中国特色政治元素的党政体制深刻影响着每一名扎根于中华大地的官员,即使是位于政法系统末梢的基层法官也不例外。民商事案件是法院业务的主要部分,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我国基层法官考量运用司法判决或司法调解结案时往往优先选择后者。基于实证考察发现：受党政体制下政法逻辑和司法逻辑的双重影响,党政体制下的政治约束、党管政法的奖惩机制、网络时代的社会舆论和乡土社会的民众认知共同驱动人民法庭的基层法官选择司法调解。因此,持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亟需用本土学术话语讲好党与政法的中国故事,以期向世界传播中国特色司法治理经验,共享人类司法文明发展成果,共建司法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试论司法判决的合理可接受性——以修辞学为视角

修辞学是司法判决可接受性概念的理论来源,它关心裁判听众对裁判的态度,强调判决通过修辞对听众的说服;说服不能保证裁判证成的合理性,因此需强调以体现交往理性的法律商谈为路径去实现合理的可接受性。修辞论辩作为一种具体方法论,是对逻辑功能缺陷的填补和主体行为的互动;以法律修辞的方式可提升司法判决的合理可接受性。     

论儒家"孝治"司法实践中"孝"与"法"的矛盾冲突

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后,儒家孝道伦理便逐渐演化成为一系列"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其中,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各种不孝行为,采用司法手段严惩不孝犯罪,是"孝治"施政的重要方面.由于"孝治"与"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施政手段,因此,儒家"孝治"原则付诸历代封建王朝的司法实践,往往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的结果,通常是"法"屈从于"孝",封建法律原则或司法理性被儒家孝道伦理所扭曲,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常见现象.     

论孔子的孝道思想及其转化和发展

孔子对孝作了两个方面的解读:一是以礼解孝,一是以仁解孝。孔子前期主要继承三代之礼,主张以礼解孝,由于礼体现为制度性规范,以礼解孝,则孝极易沦为外在形式,因此孔子后期则着眼于以内在仁爱之情解孝,为孝礼奠定了深厚和坚实的伦理情感基础。以仁解孝,更能够反映和契合孔子原创性的仁的思想。他引仁入礼,以仁释礼,以仁解孝,孝道思想实现了从外在向内在的转变,其内涵较以往更加充实和丰富,这是孔子对孝道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然而,孔子同时又兼顾两者,并不偏废,只是有所侧重。以礼解孝和以仁解孝既各自独立又融为一体,成为孝道思想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     

传统"孝道"在当代家庭代际伦理中的意义

代际伦理问题是现代社会中逐渐凸显出来的一个伦理问题。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所引起的社会各个层面的变化,在目前的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表现在代际伦理中,如家庭中两代人之间的新型关系,空巢家庭中单向度的亲子关系,以及传统教道在当代的阐述与发扬问题等,都体现出现代家庭中旧伦理关系的式微与新伦理关系的生长。代际伦理不单单是家庭关系中几代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推而广之,从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维度来看,代际伦理实际上体现了当代人对逝去的人和未来的人的一种单向度的义务关系。     

儒学和基督教"孝"伦理观之比较

"孝"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伦理实践中具有基础地位与核心意义,而对西方社会及其伦理生活同样具有深刻影响的基督教对"孝"观念问题也存在着种种教导与论述.从发生逻辑、内在结构、价值取向诸方面考察,前者主要体现为一种自然之孝、身份之孝、人本之孝,后者则基本上属于一种启示之孝、契约之孝、神本之孝.立足于全球化视野,如何能够在努力卸载两种"孝"观念政治性、宗教性等意识形态方面之历史负担的基础上,充分而自觉地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沟通、补充和修正,从而为建构全球普遍伦理提供某种契机与资源,应当是一更有意义的重要课题.     

从《二年律令》论汉代"孝亲"的法律化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亲”在今天看来主要属于家庭伦理道德范畴,但在汉代更属于国家政治和法律问题。汉代对孝的特殊重视有其特殊的原因,即“五德终始”学说的影响。在汉代不孝被认为是十分严重的犯罪行为,对不孝之人的惩处也非常严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提供了这种处罚不孝的原始法律条文。     

孝结构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以《大学》、《中庸》为中心的文化阐释

孝文化的最基本意义在于孝顺父母尊敬亲长,这构成以孝为本的理法规范要求。对父母"孝"的情感的扩充和延展,形成儒家传统中的祭祀祖先的"家——国"集体无意识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孝道始终都被看作儒家仁爱伦理的底线。孝伦理往往表征出东方人伦所止的身份意识和行为规范。儒家文化中的孝心理不是仅仅止于孝敬,而是强调这是一个由家及国的人伦扩展程序,一个逐渐放大的人伦心理结构完美的进程,由家及国的人伦扩展。孝政治成为君子齐家治国的基本前提。     

试论宋代民间孝行规范

宋代民间孝道相关记载所见事例表明,家庭内部对于子女孝行期待与规范总体包括态度上的恭敬和行为上的爱护。对于孝与不孝之界定,最根本的是子女面对年老体迈的父母长辈,其行为和态度处理是否得当。法律与道德是规范孝行的两个方面,因法律规范孝行遇到血脉亲情与惩处力度缺乏合理性的双重阻力,具体实施过程中收效有限,实际上成为一种颇具震慑性作用的条文。在民间真正对孝行起到规范作用的是伦理道德,法律仅仅是一种辅助性手段而已。     

“孝”的传承与转化：本土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现代社会对孝文化精神的强烈诉求与孝文化现代语境中遭遇的发展困境,使孝文化陷入尴尬境地。孝文化急需现代转向,找准孝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点尤为关键。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孝文化的单向传承方式不再是主流,孝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本土文化资源,挖掘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法律制度的保护对象、经济发展的产业模式和社会治理的多元形式等,都是孝文化在现代语境中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儒家孝论的发生及其变异

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 ,一种文本一经问世 ,文本作者就已丧失对它的阐释权。注重自然亲情、追求人格独立与平等的原生儒家孝论 ,自秦汉以降便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愚忠与愚孝一同诞生 ,强调子女对父母尊长绝对无条件的顺从是秦汉之后孝论最大的特点。愚孝风气的产生 ,与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此 ,如何创造性地回归原生儒家孝论将是关系到儒家孝文化能否真正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     

传统孝道的百年境遇与当代价值

孝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始德与首德,是传统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中一个根本性、始基性的价值观念,是中国文化的鲜明特征。在百年前孝曾受到一些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激烈批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传统孝道又逐渐得到重视和弘扬。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肯定孝是中华传统美德,这具有重要的历史里程碑意义。在当代中国,孝道应该重新回归其家庭子德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孝在当代社会仍然能发挥其重要价值:第一,有利于改善家庭亲子关系,促进家庭关系和谐稳定;第二,有利于促进以孝为基础的家庭养老;第三,有利于增强当代中国社会基层社区的和谐稳定与发展;第四,有利于立德树人,培养现代中国人的道德责任感,提升公民道德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