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地区行政伦理责任

本文从分析行政伦理责任概念入手,提出民族地区行政伦理责任是以一种伦理的视角去关注行政责任问题,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价值取向、一种复合责任观。加强对民族地区行政伦理责任的重视,既是力求解决民族地区公共行政实践中不同责任冲突的需要,也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需要。     

责任政府理念下的行政问责法治建设探讨

行政问责法治化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对推进行政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存在着行政责任不够清晰、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行政伦理建设不足、配套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我国必须进一步明确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加快完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大力加强政府官员行政伦理建设和行政问责配套法律制度建设,以使我们的政府真正成为具有强大公信力和执行力、令人民满意的责任政府。     

公共行政行动理论的行政责任观述评

公共行政的行动理论是将现象学与公共行政相结合的一种理论。公共行政行动理论的行政责任观强调个人责任和面对面的情境,认为通过面对面的情境中的互动可以考虑到民众面临的问题的特殊背景,因而这种互动的价值高于法律、制度等,公务员必须与民众展开真诚的互动。     

略论行政责任的培育机制

任何一项行政活动,其发展趋势与结果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行政主体特定的行政责任倾向的影响,从而使培育与优化行政责任成为行政改革不可忽略的一项重要内容。提高公共行政人员的行政责任,既须重视制度设计,完善包括道德立法控制、组织控制、利益控制在内的外部控制机制;同时需要从道德自身的发展规律出发,培育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信念。     

论行政责任

责任行政是我国公共行政改革追求的一项重要价值。为此,我们应从行政责任体系的涵义和内容、公共行政实践中行政责任的缺位及其原因、行政责任培育的途径等三个方面对行政责任问题深入认识。     

使回应运转起来:线上互动中的多维问责与有效回应——以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为分析对象

回应民众诉求是基层官员的内在责任.要求官员履行回应责任的主体有两个:上级行政主体与基层民众.这两个主体既是对官员回应行为进行问责的主体,也是官员有效回应行为的外部驱动力.通过对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的跟踪观察和分析发现,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使用使民众诉求表达和村干部回应有了一个透明而开放的载体.这激活了对干部回应行为进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条件,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在实际运作中又分别发展出多种形式且彼此有机关联的问责方式,并形成问责合力,驱动了有效回应行为.这种回应机制在本质上是"多维问责式回应",多维问责是有效回应的驱动力.基层官员基于多维度的问责压力而选择采取有效的回应行动.问责的多维性决定回应的有效性.问责的多维性越强,问责的压力越大,回应的有效性也越高.高强度的行政问责和高强度的民众问责下更容易驱动官员的有效回应行为.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强度并不总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其表现强度的差异性生成不同强度的问责压力,从而组合生成不同路径的"多维问责式回应"行为以及不同程度的有效回应.     

略论责任政府及其在我国的实现

责任政府是一种政治理念 ,更是一种人民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政府必须积极回应、满足和实现公民的正当要求 ,并承担相应的道德、政治、法律和行政责任。构建我国责任政府 ,关键在于完善各种政府责任机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行政问责之研究：一个基本知识层面的分析

西方国家行政问责的研究基础源于问责内涵之界定,主要形成行为说、过程说和社会关系说三种观点。行政问责不是固定概念,它因国家政治制度确立的不同权力关系形成多元类型,也随着公共行政范式的转变而发生变化。目前西方行政问责研究的主要趋势有三:一是探讨公私伙伴关系中公共组织的问责缺失;二是研究地方分权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问责机制的转型;三是关注公民参与社会问责的形式与绩效。借鉴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有利于促进我国行政问责系统的建构与完善。     

公共行政的责任与民主

本文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性演变为研究的逻辑起点 ,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将由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这样 ,公共行政必须把政治哲学层面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体现在其运作机制和运作过程之中。为此 ,公共行政改革必须着眼于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要强化与其宗旨和职权相对应的责任意识 ,以树立“责任政府”的形象 ;二是推进行政民主 ,以达到公共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和谐与合作     

服务型政府的伦理责任探析

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政府在服务型政府将中扮演新的角色,由过去经济社会的领导者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者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者转变。在公共行政新语境,出现的大量行政道德和道德责任缺失的现象,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伦理责任,坚持权责一致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确立职能角色,使服务型政府的伦理责任真正得到实现,这是当前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任务和课题。     

服务型政府时期的行政伦理建设研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在行政改革中所追求的目标.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与传统政府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其对以服务为价值取向的伦理诉求,主要表现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公民权利、承担服务责任、体现法治精神等一系列理念上的改变以及对服务精神的现实追求.基于服务型政府对行政伦理的特殊要求,结合其他国家在建设行政伦理过程中的经验,本文试图从内、外两种控制途径的角度为我国新形势下的服务型政府及行政伦理建设提出几点建议.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及其法治化建设

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经历了一个从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再由制度问责趋向于法治问责即问责法治化的过程。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治化对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加强公民权利保障和完善反腐倡廉机制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治化的基本理念应该包括公众参与、规范统一、程序公正、权责一致、救济有力五个方面,其中公众参与理念是核心。     

社区治理中的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社区治理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治理的最佳状态是实现善治。在善治的构成要素中,法治是实现善治的基本条件。在立法方面,我国的社区治理已具备一定的法律基础,但是相关法律仍具有滞后性、缺乏系统性、缺乏效力等缺陷。在依法行政方面,我国在社区治理实践中也还存在一些诸如职责不清、偏离法制轨道等问题。     

我国实现责任政府的理念转变与制度保证

“责任政府”既是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又是一种制度安排，对我国行政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其内容可按不同标准作不同的划分。 在我国，要实现责任政府，不仅需要在理念上完成从管制向服务、从重权轻责向权责并重和从非完全责任向完全责任三大转变。更需要通过制度的创新和建设来保证政府对其政治、行政、法律和道德责任的承担。     

香港特区政府的问责制改革

香港特区政府于2002年7月开始实行主要官员问责制改革。这项旨在适应社会和市民对政府的问责性要求和提高政府能力的改革措施的推行,构建了一种在非责任政府体制下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问责制”实施两年来,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改革的路向是正确的。它在香港政治发展的历史上首次彰明,政府及其主要官员要以民意为依归,要向民意负责。     

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及制度完善

内部行政问责作为一种从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权力进行自我监督、自我制约的机制,对于我国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实践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现有理论主张外部主体的问责还存在不足之处,无法全面彻底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为此必须从新的视角探求我国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同时应从行政机关内部加强行政监察问责、完善审计问责、加快行政伦理立法三个方面发展和完善内部行政问责制度。     

转型社会中的行政发展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急剧的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政府类型也要随之转变。政府转型的实质是从以往的政府本位型政府向社会本位型政府转变。新型政府的职责在于调整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培育、完善社会自组织能力,更新转型期的社会秩序,积极提供社会服务,并在行政关系、政府职能、机构设置模式、行政文化体系等方面实现更新。     

给付行政中的法律保留原则理论与适用研究

法律保留原则最早产生于政府实施“警察权”的背景之下,意义在于约束侵害行政和保障公民基本利益,要求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有明文法规可依。而随着现代社会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越来越从管理向服务发展,给付行政的兴起要求行政机关根据需要作出授益性的行政行为,并随之带来了法律缺位时行政自由裁权和公民权利的处理难题。因此,传统法律保留原则必须在给付行政的适用中,进行修正和重新释义。     

话语民主与公共行政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理论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行政模式。后现代语境中的话语民主理论与公共行政精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普遍形成与善治的实现。     

论行政法的平等理念——概念与观念

行政法中的平等是一个相对和动态的概念①,它不仅意味着行政主体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而且还意味着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相互平等。改变行政法现状首先在于确立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相互平等的观念,具体体现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人格、地位、法律适用以及权利义务分配方面的平等,它排斥矫情的“公仆”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