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与后现代美学

广告虽是以实用为目的和追求明确的功利价值的文化形式,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美学属性,并且这种美学属性也要与时俱进地受到新的历史语境的影响,比如后现代美学的影响,但在现行的广告文化研究中后现代美学对广告的影响的研究却比较薄弱。在后现代美学中,环境美学、媒介美学、文本美学对广告文化的影响更为直接,它们最大的影响可以归结为"互文美学"的广告应用,具体表现可概括为:与世界互文、与符号或意象互文、情节化叙事互文、与既有文艺作品互文、与字词谐音互文等。广告的"互文化"还涉及到更为复杂、广阔的意识形态批评等文化空间。     

“互文性”视阈下的《孤独者》的想象空间

<孤独者>是一篇内涵很丰富的小说,在"互文"的研读视野中,文本内三个人物的"孤独"命运形成互文式循环:魏连殳与鲁迅其他小说的人物构成了互文式"孤独者"谱系;<孤独者>对"魏晋名士"、"零余者"这两个前文本进行了互文利用;文本中关于"孩子"话题的讨论与鲁迅"孩童现"发生了互文引证.在共时和历时的网络体系中,在此文本与他文本、文本和文化语境的相互指涉和映射下,建构起多雏度的语言形象、文本语义结构、互文符号范式.     

网络文本的“互文”特征及意义

"互文"及"互文性"是20世纪西方解构主义一个重要概念,网络时代为网络文本的互文性赋予了更加深刻的内涵.网络文本的互文活动建立在网络媒介不同于传统媒介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上.网络传播的交互式、虚拟性和多媒体是网络文本互文活动的特性和基础;网络传播的超时空、超链接、超复制是网络文本互文活动的中介.网络文本的互文活动有利于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沟通;有利于推动大众文化的建设;有利于促进艺术门类的交叉和融合;有利于对传统文化的扬弃、继承和发展,促使各种异质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整合.     

互文性视角下的广告语篇分析

互文性作为语篇的基本特征,通常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本文拟从互文性的理论源泉、确立及划分把握互文性的理论脉络,根据"具体互文性"和"体裁互文性"的划分简要分析广告语篇中的互文现象,探讨广告语篇是如何利用互文性获得强烈的审美效果和受众的心理认同,从而充分实现广告的劝诱功能。     

谈丁玲与胡也频创作的“互文”现象

1930年,丁玲与胡也频的小说创作出现一个"互文"现象,在创作素材、关注焦点和小说表现形态等方面显示出一致性.由"互文"现象反映出他们创作上的伙伴关系和尝试长篇写作的努力;这一现象与早期普罗小说有密切的联系.     

谈古汉语“并提”与“互文”两种修辞手法

"并提"与"互文"是古代汉语常用的两种修辞手法."并提"可使句子紧凑,文辞简练;"互文"可使语意含蕴丰富,避免重复.     

"对文"及相关概念辨

"对文"是修辞表达、词义训诂中的一个常见方法,但往往界限不明,与其他概念相混,使用缺乏规范.须知,"对文"与同义词辨析中"对文、散文"的"对文"是同名异实,两者在含义、对象、功用诸方面都有不同."对文"只能施用于两个和两个以上的复词与词组,故不能包括意义相同、相近的两个单音词连用的连文."对文"也不能混同互文.互文者,相对的文词有互补性,要上下相结合来解释,所解释的不是词义,而是特定语境中的语意,故不能将对文结构中为了避免重复而错综使用的同义词称为互文.     

“对文”及相关术语辨析

"对文"这一术语在训诂实践中存在着"同名异实"、"异名同实"的现象,在使用过程中也常常与"互文"、"变文"、"连文"等有关术语混用纠葛.这些都应当加以规范、限定,以顺应训诂学科专业化发展的趋势.     

何以“图说中华民族共同体”： 基于语图互文的研究

"图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指涉运用视觉修辞的手段,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发的历史文化联系。互文共律的语图叙事、互文隐喻的转义生成、互文语境的图像释义构成了语图互文的理论框架;图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对话叙事、跨域映射和情景生产,以造型表意和意指空间的对话、"源域"和"目标域"的图式转换、"生存""共生""发展""复兴"的情景创设,构成了图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互文之维;图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叙事""转义""释义"策略,则以承载内容主题和增强参照联想的信息加工,凝练转换装置和深化理解认知的概念迁移,集成情景图像和形构象征解码的文化场域,构成了图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互文策略。     

论“互文”的英译

"互文"是古汉语特有的修辞手段,它为了行文的需要将本应合在一起说的词语分开,使它们在上下的话语中各出现一个,参互成文,合而成义.本文讨论"互文"两种常见的形式,分析其内容与其形式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译例的剖析,提出在翻译有关"互文"的修辞时,应把握其内容,不要简单地复制其形式.     

"虚静"理论视域下的"消极能力"说--中国古代哲学理念与济慈诗论比较研究

"消极能力"(Negative Ability)是济慈最重要的诗歌创作理论之一,"消极能力"说体现的是诗人对创作主体的创作状态的思考."虚静"说首先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理念,后为文艺批评采用,也体现了对创作主体的创作状态的思考."虚静"理论与"消极能力"说颇为契合,以作为哲学概念和文艺批评术语的"虚静"理论审视济慈的"消极能力"说,不仅可以阐释济慈"消极能力"的内涵,还可以为该理论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野.     

为学三情:《论语》中“学”的情感体验探析

与"学而时习之"所表达的"悦"体验相关联,<论语>文本中的"学"作为经典世界中的叙事,其实涉及多种不同的情感体验.文本中的"学"与"悦"、"学"与"恐"以及"学"与"忧"等三种不同的情感体验,共同呈现出"学"这一经典叙事在<论语>文本中更为丰富的情感景象.     

堕胎还是坠胎——兼谈“堕”和“坠”的用法

古书中"堕"和"坠"当"落、落下"讲是同义词,二者都有使动用法,但"堕"的使动用法比"坠"普遍,这对"堕胎"与"坠胎"的出现以及二者使用上的普遍与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堕胎"开始出现于魏晋文献,"坠胎"较为可靠的起源当在明朝,且使用的频率远不及"堕胎"普遍.<现代汉语词典>不收"坠胎",当是出于规范化的要求.今天,尤其是网络上普遍使用"坠胎",从历史渊源上看并没有错,然而从规范化的角度看,这是不合规范的.我们应该自觉地为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健康而奋斗.     

帝制中国的两种基本"公""私"观及其制度表现——一个从制度回溯观念的尝试

在帝制中国的政治制度背后隐含着两种不同的"公"私"观和制度设计原理,一则肯定君权的绝对性,以是否满足君主个人意志以及皇家利益为"公"私"标准;一则以是否符合儒家式"天理"与"民心"价值观、是否符合较为抽象的国家共同体利益为"公"私"分野.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演变史,可谓两种"公"私"观相互摩擦、渗透的过程.尤其是儒家式"公"私"价值观对专制制度的濡染与重塑,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某种平衡、约束君权的机制,使得专制国家往往能够逸出"私"的原初目标而兼具公共性和自主性.     

从“盗亦有道”到“春秋无义战”——香港“黑道”电影中的身份、价值和社会认同的演变

香港“黑道”电影是香港电影中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作为商业类型电影而存在的香港“黑道”电影,在更大的意义上,并不是社会现实的简单反映,而是艺术家们对自己的社会理念和想像所进行的隐喻性表达。从20世纪80年代的“英雄片”,到90年代的“卧底片”,再到新世纪初的“交叉卧底片”——《无间道》系列以及更晚近的《黑社会》系列,香港“黑道”电影完成了由“盗亦有盗”到“春秋无义战”的基本转型,并经由传统中的“情义”到现实中的“利益”追求,诉说着“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与困惑。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黑道”电影与现实社会之间在某种意义上的同构关系,为香港“黑道”电影的阐释与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以及现实思考的深度。在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香港电影中的“黑道”,其实并不是以一种完全负面意义的形象出现在香港类型电影中的。1980年代的“英雄片”作为最早得以表现黑道生活的现代电影类型而广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成功地将古装武侠片里的“侠义”精神巧妙地移植到对黑道生活的想像性表述之中。在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化中,“侠以武犯禁”包含着复杂的价值建构机制。江湖道义、社会准则和法制伦理构成的复杂的认同与反叛的交织,形成弥补官方价值体系缺陷的一种另类价值认同体制,与官方伦理共同参与了中国人价值体系的建构。当然,这一经典类型呈现的比较外在的价值取向在今天的香港“黑道”电影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盗亦有道”的独特价值认同方式和“正义战胜邪恶”的简单区分和解决矛盾的方法已经被没有明显价值判断的“春秋无义战”所代替。但我们当然不能愚蠢地把它看作是简单的“礼崩乐坏”,而应当向更深刻的人性思考寻求答案。无论人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类影片在香港已经开始走出回归后经济文化的低谷,在港片越来越以大陆市场作为预期目标的今天,其出现决不是偶然的。     

解析《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

贯穿<老子>一书中的"无为"思想,并非消极的无所作为,从<老子>所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这一命题来分析,无论从哲学上、政治上或是待人处世方面,"无为"只是手段,"无不为"才是目的."无为"是现象,"有为"是本质.因而,老子的"无为"实质上是积极的"有为",只是不正面去进取,而是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其最终都是为了"无不为".     

“优歌”“秧干”辨

广灵秧歌,又有＂优歌＂、＂秧干＂等异称,但文献中并不见其作为＂秧歌＂的记载。笔者在详尽辨析之后认为,＂优歌＂非＂秧歌,＂＂优歌＂很可能是一个泛称;＂秧干＂是＂秧歌＂一词的读音在广灵方言中发生音变所致。此外,舞台题壁中的＂洋歌＂、＂洋干＂、＂洋哥＂等称呼,除方言原因外,亦与书写者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书写随意,不求文字的准确性有关。     

启蒙与权力的黑色书写——毕飞宇小说解读

对“启蒙”话语及“民间”生存秩序的考察与思索是毕飞宇小说的两个中心主题。在他的笔下,“神圣”的“启蒙话语”被粗野、蒙昧的“民间话语”一再地冲击、颠覆,“启蒙者”被羞辱、愚弄,毫无还手之力,这构成了对“启蒙神话”的质疑。而另一方面,“民间”的话语环境中也渗透着强烈的权力意识,“民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具有权力“规训”力量的空间,成为极权政治获取其合法性的土壤和源泉。“民间”不再是想象中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牧歌之地,它的复杂、蒙昧与野蛮也粉碎了知识分子的文学性想象。     

从“是”的英汉比较看中西哲学的差异

通过对英语"to be"与汉语"是"的比较研究,表明正是英语极为普遍地将"to be"当作"to exist"使用的这一语言事实,决定了西方哲学围绕着"to be"或"Being/being"盘旋的状态(ontology由此而来),而汉语中没有以"是"落尾(即其后什么也没有)且又以"是"表示存在的句子使用,所以从汉语中盘旋不出以"是"为本的哲学范畴来。"是"与"to be"的关系问题不再仅仅是一个词对词的翻译问题,而变成了中西方哲学互诠互释的一条通道,由此开启了一条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进路。此外,对照"to be"式的言语构造与汉语中的存在表达式,还提出了汉语中"存在性动词束"的概念。     

故事、品式和西晋赋税的"品式章程"

"故事"流行于两汉,指"旧事"、"往事前例",据之以行"吏事",西晋被规范为"常事"的"品式章程",而收存它的档案亦称"故事",后又为一种史学体裁的名称。"品式"亦流行于两汉,许多制度都分品有式,品、式结合。"式",样也,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魏晋时"品式"更加盛行,"常事",即一般事务,都有"品式"和"章程",品式与章程往往结合一起。西晋时,赋税被视为"常事",有"品式章程",留下了"品式"制的一个最宝贵的实例。"式"(样),用作"比","依样定户等上下",是西晋"户调式"的主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