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组织与乡村治理

农村冲突的不断升级以及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使得中国农村面临着形势严峻的治理危机。农村冲突主要针对基层政权和乡村干部 ,反映了基层组织既没有发展成为代表乡村社会利益的自治组织 ,也没有发展成为代表国家政权利益的代理组织。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以及国家政权的利益之所以分离 ,是因为授权来源的变化 ,自身的优势地位以及生存危机的驱使。治理和善治乡村社会 ,必须依靠乡村自治运动和国家政权建设 ,必须再造基层组织体系特别是乡镇政府 ,必须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和建立农民协会     

形式化治理:村级组织性质的再认识

税费取消后,村级组织逐渐从原来的半正式或非正式的治理方式向以干部管理科层化、村务管理文牍化、村庄治理行政化为主要特征的形式化治理方式转型。形式化的治理是后税费时代村级组织经济基础的转变、治理内容的转换以及乡村两级治权的弱化所共同形塑的。这种治理方式使得基层组织既没有实现规则之治,又失去了原本简约治理的内涵,造成干群关系疏远、基层组织权威下降、农村的矛盾纠纷无法解决和农民上访增加,同时还造成了村庄内生资源和国家输入资源的极大浪费。在乡村社会与国家对接的这一灰色地带中,半正式治理仍然是一个合理且有效的选择。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从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策略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组织传播策略,依靠文件、开会、口号和广播等路径,将国家意志传递到乡村,从而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普及,大众传播已经成为国家整合乡村社会、开展乡村治理的主要策略.相对于组织传播而言,大众传播是一种“软性”治理策略,并且建构了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三角”关系,容易形成乡村社会博弈力量的均衡,有利于趋向乡村善治.     

数字下乡“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必由之路,数字下乡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家主导和行政化推动的数字下乡,遵循科层本位和技术中心主义的运作逻辑,偏离了乡村社会整合与数治秩序再造的目标,在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行政控制的同时,面临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问题,造成数字下乡而乡村不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数字技术在空间上进入乡村社会,更需要在机制层面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国家、农民与社会有效连接,激活乡村自主性力量,达成行政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促进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和数字治理秩序重构。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要立足农民主体地位,发挥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基础的有机适配,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     

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逻辑理路——基于“势能—效能—动能”框架的分析

新时代以来,面对农民增收的应然需要与实然状况之间的张力,基于“政治势能—治理效能—内生动能”的分析框架,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是国家在场、外源嵌入、组织振兴的综合过程。其中,以国家在场凝聚政治势能是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起点,以外部资源要素嵌入乡土社会释放乡村增收治理效能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关键,以组织振兴培育农民增收的内生动能则是农民增收的保障。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最优行动策略就是通过构建国家政策链、完善乡村产业链、优化村社组织利益链,形成“三链同构”的合力推动。     

新时代十年我国加强乡村治理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启示

加强乡村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展现。新时代十年的乡村治理致力于保持基层稳定以及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它突出以统合治理健全“一核多元”乡村治理体系,强化以系统思维推进“三治”融合发展,注重以改革创新推动末梢治理转型,重视以农民为主体促进乡村治理有效实现,从而筑牢基层基础。创新和完善我国乡村治理,要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更加注重横向协同、纵向赋能与条抓块统;彰显并践行“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突出积极治理、系统治理与共同缔造的结合;通过引领型协同治理来驱动新时代乡村善治,实现基层社会的安定有序且充满活力,进而更好地建设农业强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发展。     

论乡村治理中的资源耗散结构

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来说,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资源耗散结构的形成与约束,始终是国家政权建设和完善基层治理体制绕不开的问题。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并随后大规模向农村输入资源,但一个新的资源耗散结构的形成,蚕食了国家输入的各项资源,使乡村治理陷入新一轮困境。要完善基层治理体制,实现国家与基层社会、国家与农民的有效对接,关键在于改变资源输入体制、激发村民自治活力、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培育农村中间阶层、增强基层社会自主性。     

新型综合性农协的发展路径探析——以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为例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一个以农民精英为主导的,集经济合作和公共服务为一体的,跨乡镇的新型农民自治组织.该社区组织是在乡村治理出现诸多问题时应运而生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内外环境的困扰.综合性农协会走出困境,需要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支持,以及农协会自身制度建设,并与基层组织和村两委形成乡村治理中的互动关系.     

革命中的乡村——土地改革运动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中叶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既是生产关系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也对乡村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网络,扩张了国家权力的组织边界和功能边界,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间的关系,改变了乡村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形成了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模式,发明了种种动员技术和治理手段,使国家权力真正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治理,也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乡村"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奠定了坚实基础。     

农地制度变迁与农村社会管理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是乡村治理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历史上,每一次土地分配及产权归属的重大变化,最终都引致农村社会结构及组织管理制度的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赢得农民的认同,重建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随着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发展,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摧毁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经济基础,村民自治成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制度。但是,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的加剧使农村社会日益开放多元,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乡村治理机制,推动村民自治逐步向新型农村社区自治转型。     

文学现代转型语境中的农民国民性考察

乡村现代性转型与农民“国民性”有着互动关系。新世纪农民的“国民性”呈现“过渡性”、“矛盾性”、“成长性”特质,并呈此消彼长的趋势。作为“半新半旧”的人物,他们是“熟悉的陌生人”,时代赋予他们求新求变的努力,农民的“全面发展”与“现代化”应成为不懈的共同追求。     

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现状及措施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近年来,广大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从目前农村党建工作现状来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和核心作用,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政治保证和必然选择.当前,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措施,包括: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着力建好抓好农村党支部;有效加强党组织和党员的作风建设;抓实抓细保持农村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教育;不断壮大党员队伍,切实提高党员素质;大力提高农村党员致富本领;切实加强制度建设等.     

村民自治条件下农村封建迷信沉渣泛起现象透析

在村民自治条件下,一些农村封建迷信大有抬头蔓延的趋势,农村封建迷信泛滥的原因有历史的遗留、农村基层组织权威的下降、经济分散化、精神文明建设滞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封建迷信泛滥给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造成严重的危害.治理农村封建迷信现象要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契约环境、社会资本与农合组织形式

本文把农合组织的行为抽象为农户和企业的二元博弈,分析了在契约环境和社会资本的影响下农合组织的产生、多样性及其内部治理结构的演化。研究结果表明:契约环境和社会资本之间是互补的,它们共同制约了农户和企业的策略选择;农合组织的存在性和差异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大小,尤其是在契约环境较差时;契约环境的变动,会影响发起人和参与人的分成比例,即影响农合组织治理结构的演化。     

论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关系网络的重塑与优化简

在现代乡村政治生态系统和乡村治理中,存在着物种丰富的政治生态种群和多元治理主体,包括乡镇基层政权、村民自治组织、村民、驻地企业等种群,其中乡镇基层政权是乡村政治生态最为重要的政治生态种群和权力主体。乡镇基层政权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生态个体和（亚）种群,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信息、资源和利益的交换。共同构成了乡镇基层政权种内和种间交互作用的政治生态关系网络。由于受到外部政治生态环境以及种群自身内部因素的影响,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关系网络中的个体和种群出现了数量失衡,局部结构失调和部分功能紊乱现象,从而不利于和谐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的构建。因此,乡村政治生态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系统探讨如何对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的数量合理控制、结构和功能予以协调与优化,从而形成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的良性发展。     

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乡、村组织变革与创新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切实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和条件,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谐与繁荣是当前的工作重心。而长期以来,乡村组织在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环节上作用不明显,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一度成为乡村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因此,后税费时期发挥乡村组织在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成为今后乡村发展的根本任务。本文从乡村公共产品的角度,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分析了乡村组织在不同时期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认为须打破传统上我国乡村组织在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监督失衡等方面的弊端,重视乡村组织特别是民间组织的建设,通过构建对乡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够有效制衡的乡村组织,促进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创新。     

社会化小农与乡村治理条件的演变——从空间、权威与话语维度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小农快速社会化,逐步从传统小农演变为社会化小农。小农的社会化或社会化小农对乡村治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不仅改变了治理的基础、治理的资源,也改变了治理的条件。通过对小农社会化对乡村治理的空间、权威、话语的影响来考察乡村治理条件的变化可以看出:小农的社会化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空间、削弱了治理的权威、建构了新的话语体系。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乡村治理的生长点

乡村治理是指以增进乡村公共利益、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和构建良好乡村秩序为目的的公共权力的运用过程和状态,它以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为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组织化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远不能适应农村社会利益分化及乡村治理的需要,分散化与低组织状态已经成为制约乡村治理的主要瓶颈。因此,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再造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是完善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     

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提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度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转型期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背景下开始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期,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乡村基层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必然性,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出路与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