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取士”制度促进了“诗唐”的形成

汤燕君撰文《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指出,以诗取士是唐代统治者为了实现文德政治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其根本用意旨在以儒家文化来规范文学,并通过这种被规范化了的文学来塑造儒性人格、选拔录用诗儒型官员。伴随着以诗取士的推行,习诗研诗之风获得不断延展,诗歌开始广泛进入唐人生活,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形成;同时,     

论《唐贤三昧集》中的孟浩然诗

王渔洋根据他的"神韵"诗说选编的<唐贤三昧集>,精心结撰了一个分别以王维、孟浩然的为神韵诗头号、二号样板的盛唐诗歌体系,为我们进行王、孟诗歌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和阐释框架,为正确评价"神韵"说诗歌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参数.孟浩然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比王维诗更可爱,诗中画面更加朴拙,但在禅境诗方面却乏善可陈.诗禅相通的可信性和可行性是有限度的,"神韵"诗论和<唐贤三昧集>的选诗口径不能作为评价盛唐诗歌的唯一尺度.     

唐代“奉试诗”辨略

唐代"以文取士","试诗"称谓繁多。毛奇龄谓唐代进士登第后"又有试"即"奉试";臧岳则认为"奉试"为"覆试",由此而有"奉试诗"之称。古今学者沿用不疑,但语焉不详,分析归纳不细致。实际上,"奉试"和"覆试"既不是相同的考试制度,在诗歌体制及难易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别。毛奇龄所指为"奉试诗"的作品,亦非"覆试"之作。唐代人创作的"奉试诗"主要包括"赎帖诗""帖经日试诗"以及其他"奉命"之作。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与"诗"性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多以议论出之,"以议论为诗"是王安石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他的议政诗是作"诗",而不是写政论,没有因政见的阐发而改变诗"带情韵以行"的审美特质。他在议政诗的创作中经常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强化"议"的情感力度,使其许多作品成为独具艺术风貌,诗歌艺术价值颇高的优秀诗篇。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唐代送别诗意象营造的个性化

唐人送别诗色彩缤纷,情深意长,成绩显著,意象使用的个性化是主要因素之一.不同的诗人,受理想愿望、个性气质、情感类型、审美趣味等主体品质因素的影响,其诗歌在取向方面不尽相同.观照唐人送别诗中诗人取象与意象营造方面的特征,对于探寻诗人熔铸在意象中的深层意识,挖掘诗歌作品的文化内蕴,评价诗歌的美学风格,均不无裨益.     

略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的以"理"入诗

中国古典诗歌虽以“吟咏性情”为主要特质,却并不缺少“理”的艺术构成。在中国古代诗学中,“理”的合法性虽曾受到质疑,但以“理”入诗则又是历代皆有的诗学现象。无论先秦、汉、魏晋、唐、宋及至明清,理性光亮在古代诗苑中一路闪耀,从未停息。随着诗歌发展的不同阶段,理思的构成显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程度。以“理”入诗的高层境界不失形象宛然、情韵悠长的诗性品格,而直下理语、缺乏情致的粗陋说教则多为人所诟病。     

浅议唐代送别诗的审美追求

送别诗是唐人诗作中一个重要的题材,历来受到人们的传咏。唐人送别诗从情感和艺术上体现了和以往不同的美学风貌。这种审美追求只能存在于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与人生际遇跌宕起伏相结合的背景之下,唐人送别诗的独特的审美追求可从唐代特殊的社会背景,特别的人格追求等方面进行探讨,借此可以窥测唐人审美价值取向的变化。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孔子诗教中的诗性意识

孔子诗学是以诗教有核心的,在孔子诗教中体现了诗性意识。汉儒以“经”解诗,诗性之汩落了。     

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

“诗赋取士”的提法并不准确 ,但这一说法来源有自。作为科举考试的新概念 ,唐人对“诗赋取士”多所批评 ,但并未废止 ,实包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势。从唐代学术文化思想角度来理解“诗赋取士”的命题 ,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 :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 ,诗赋遂成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 ;诗赋作为科举与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 ,使考试具有了更大程度的“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声律工拙论高低 ,可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文学 ;唐代诗赋文学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 ,保存了哲学的良知     

论唐代七言古体边塞诗的声韵特征

检索和考察唐代七言古体边塞诗 ,发现在各种诗体并存、各擅胜场的唐代诗坛中 ,七言古体边塞诗独树一帜 ,既深受古诗泽被 ,体式自由不羁 ,又浸润于格律诗潮 ,具有律化趋势 ,呈现出独有的艺术特质 ,最适宜表现边塞题材 ,因此成为唐代边塞诗成就的主要代表。     

"盛唐之音"的声韵辨析

"盛唐之音"是时代的强音、唐诗的骄傲,高棅在<唐诗正声>里标举的"声律纯完",是对盛唐诗歌美学特质的提炼,确立了有明一代"诗必盛唐"的审美理想.明人以体格声调论唐诗,试图将盛唐诗妙不可言的声韵落实为有章可循的诗法,造成得其皮毛而失其精神的流弊.若专就诗的兴象风神而言,盛唐之音所表现的高蹈流走的生命情韵,能直接呈现于读者的感觉与想像里,宛若空中之音、镜中之花,是一种难以言传的韵外之致,也就是神韵.     

论北宋诗人对七绝诗体的认识

对北宋七绝审美风格迥异于唐人的原因,清代一些诗评家将其归结为北宋诗人对七绝诗体源起的错误理解。此类论述涉及问题有二:一是北宋诗人认为七绝乃截律而成;二是北宋七绝不像唐代入乐而歌。其评述似是而非。     

《诗源辩体》中唐诗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明代诗学的主体是唐诗学,晚明时期唐诗学进入整理、融合时代。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不是一部专论唐诗的著作,但全书主体却是唐诗研究。其唐诗理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不仅包括《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艺苑卮言》、《诗薮》,更包括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唐诗理论成为了有明一代唐诗理论的总结之作。     

莫砺锋教授的唐宋诗研究——评《唐宋诗论稿》

莫砺锋教授是当代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在唐宋诗歌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莫砺锋教授的《唐宋诗论稿》立体地呈现了唐宋诗歌风格的转变,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论唐帝王对唐诗发展的影响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顶峰,唐诗园地百花齐放;唐诗大家灿若群星。唐诗是唐代诗人群体的智慧结晶,但唐帝王对于唐诗发展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唐帝王身体力行对唐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举办应制、诗会活动对唐诗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看重诗人、礼贤下士对唐诗创作起到鼓舞作用。     

苏舜钦以文为诗考说

苏舜钦继承了杜甫、韩愈以文为诗这一艺术手法,较早在古体诗中大量运用,并将其扩展到近体律绝。他的诗歌同之前的白体、晚唐体、西昆体诸诗人相比显现出独特的面貌,也使宋诗开始出现了迥异于唐代的诗风。     

词的雅化与音乐演进关系

对宋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期间的乐府制度、音乐理论、民间音乐等与词乐密切相关的诸因素的源流演变过程进行分析,从研究的角度理清唐宋词与音乐演进发展的脉络,说明音乐对词的特性及词体演变有显著影响。     

论韦庄诗对其词的影响

韦庄是唐末五代一位诗词兼擅的大家,他带着深厚的诗学积累进入词的创作,诗对词有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个体情怀的抒发和清丽的词风两个方面.这种影响主要源于词人的人生经历和文化心态.韦词在韦诗的影响下,词中出现了一定的诗化倾向,从而成为后世文人"以诗为词"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