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绪论

近几年来，学术界提倡中国文学研究应打通古今的呼声颇高，其宗旨主要在于突破学科区隔的壁垒，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作贯通性的研究。因而在越来越多的同仁把它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运用于个案研究的同时，有必要结合学科建设的需要就相关的基本问题进行学理思考，包括古今内涵的界定、与传统文论中通变说的联系、文学史的分期、开展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现实意义以及具体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等。     

晚清各体文学的走向和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

晚清时期的各体文学的走向 ,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适应着社会现实的需要而予以不同程度的变革 ,而各种有代表性的文体支流反映文体演变趋势的不同情形和结局 ,则深刻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的艰难性和曲折性。从整体上看 ,晚清时期所启动的由文体变革而带动的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的历史进程 ,只能等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后才告结束 ,其主要原因在于晚清时期在文学观念上尚未确立“文学革命的程序”论。     

第四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11月,第四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与文学史理论及方法研究、文学主题或母题演变研究、区域文学与文化研究、社会历史演进与人文话语之流变研究,各体文学演变研究、古典文学的现代阐释研究等议题,多方面发掘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术价值,取得了可喜成绩.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一轮明月照古今: 贯通中国古今文学的诠释模式

在美国的第一代中国文学学者,几乎都是从别的学科转行过来的,而且经常往返于中国古典、现代文学之间.从跨学科的观点与方法着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成为研究现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和文学的一本重要著作.从现代重返古典,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又有所突破.如<红楼梦案>、<论王国维人间词话>、<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考源>等,可以证明很多方法与经验能贯通古今.他的文化批评与文化考古式的论证与分释建立了一种新典范模式.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至今仍是研究比较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著作,因他在研究现代中国小说之前,已对中国古典及外国小说理论与著作有研究.本文以西方华人学者中的经验来探讨贯通古今文学研究的诠释模式与成功途径.     

文学观念与中国文学史研究

本文以观念史研究为指向,探索以文学观念为关键词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借鉴观念史的研究方法,通过梳理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挖掘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首先,可以进一步拓宽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视野;其次,从意识形态层面开展整体文学史研究,从而深入展开中国文学通史研究的学术进程;第三,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中梳理出中国文学发展的独特历史进程,可以为中国文学史的分期研究树立新的学术语境。     

鲁迅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演变

抱着启蒙主义、改良人生的宗旨投身文学的鲁迅,秉持的是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但学界在论述中多把它视为静止、孤立的形态,而忽略其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具体而言:先是偏重于"科学实证"的写实主义阶段,鲁迅认同实证主义哲学的认知原则,追寻对客体对象精确、逼真的观察与反映;再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阶段,他赞赏陀思妥夫斯基那种进入人的心理、探测人的灵魂深处善与恶的创作方法;后是"现实底理想主义"阶段,他接受了普列哈诺夫的"艺术也是社会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接纳了卢那察尔斯基从历史发展总趋势的预测中来把握现实真实——这一后来成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原则。     

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

研究中国文学,首先要追问的是何为“中国文学”？或者换一种提问方式：“世界文学”语境下“中国文学”及其“观念”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学界关于中国文学观念的争论,长期滞留于“纯文学”还是“杂文学”、文学史上何时或有无“文学自觉”或“文学独立”等老问题。时至今日,老问题尚未解决,一系列新问题,包括如何看待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如何应对文化研究对文学的“浸入”、如何甄别文学关键词之中大量的“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等等,则已然出现。刘勰讲“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故只有找到中国文学观念自身的关键性特征,才能真实而深刻地把握中国文学的神理与诗心。事物的起源决定事物的性质,中国文学滥觞期的《诗经》和“诗言志”,以诗学与经学的兼合在源头上铸成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兼”者,通也;“兼性”者,兼通、兼融、兼包、兼怀、兼成、兼和是也。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表现于价值论是仲尼式“吾道一以贯之”,表现于方法论是彦和式“唯务折衷”,表现于文体论则是四库全书式“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纳众流”。由价值论的“天行一道”,生成为方法论的“兼和两端”,坐实为文体论的“体备四部”,中国文学观念完成了自身的兼性建构,在世界...     

不可靠叙述:从叙事策略到文学观念

不可靠叙述是叙事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修辞方法与认知方法是当前两种主要的研究方式,对于文本叙述可靠与否的判定,修辞派以隐含作者的观念为标准,认知派则以读者的规范为参照,而这两种研究方式的理论争鸣也引发了学界对二者进行综合的理论探求,不可靠叙述研究已然呈现出多维发展的景观。当前对于不可靠叙述的理论探讨,基本上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应突破仅仅将不可靠叙述定位为叙事策略的限定,从文学观念的高度对其进行把握。     

第三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讨会在杭州、金华两地召开

第三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17日至20日在杭州、金华两地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举办，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承办。     

疯癫叙事：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

20世纪中国小说的“疯癫叙事”历经从萌生、演变、沉寂到兴盛的曲折发展过程。缘于作为叙事视角兼叙事声音的“疯癫者”驳杂多面的文化形象及不同于常人的言语、思维与情感体验特征,从“五四”到新时期再到世纪之交,中国20世纪小说疯癫叙事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皆隐秘漫溢出特殊的历史意识。20世纪中国文学疯癫叙事踯躅于对历史的建构、置疑与重构之间,某种意义上,疯癫叙事是窥探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与参照。90年代以前,疯癫叙事致力于挑战同时期文学实践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与宏大;世纪之交,疯癫叙事在浓郁的历史虚无主义氛围中,展现出对虚无主义历史意识的审视与过往历史话语价值的重新确立。     

先秦史传文学叙事传统与汉代今文诗学的经学叙事

先秦史传文学作为中国早期的叙事文学代表，对后世叙事文学影响巨大。汉代今文诗学著作《韩诗外传》中的某些叙事篇章，与《左传》、《晏子春秋》等先秦史传文学有着明显的直接承袭痕迹。今文诗学的经学叙事中继承了杂史类叙事传统，而对《左传》中的故实，或不加采信，或加以改编、敷衍。这种出于经学目的的文学化叙事，客观上促进了叙事文学的发展，对后世的子部小说及杂史类传记文学都有直接的影响。汉代经学叙事对早期史传叙事传统的继承、发展和新变，是中国早期叙事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电影伦理叙事的历史变迁

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文化,使中国电影叙事具有浓郁的伦理色彩与内涵.这种色彩与内涵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变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早期的中国电影伦理叙事采取了与社会思潮相调和的策略,以争取经济效益和艺术目标的双赢;新中国成立以后,伦理话语被革命话语所置换,电影叙事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20世纪80年代以后,电影环境的改变使伦理叙事在自省中重获发展的可能.     

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批判

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经历了从进化论文学批评观下的多元化批评,到以现实主义模式独尊的阶级(政治)论文学批评观,再到以社会政治为主导的多元并存的文学批评观的曲折变化历程。这一具有开创性的理论化层次的文学批评道路,有着历史历程碑的重要意义。但这种严重倾斜到非文学的社会立场之上的文学批评观,在文学与社会的基本关系上是颠倒、错位的,导致了一系列批评观念的偏误,需进行严肃的辨析和批判。     

身份建构中的历史叙事——以白先勇、严歌苓两代移民作家的历史叙事为例

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白先勇和严歌苓,是北美新老移民两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来展现各自不同的故土记忆,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建构历史的使命感与解构历史的现实感、演绎历史的轨迹与边缘立场的书写。从作家的身份出发,探索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叙述方式形成的不同创作风格以及由此呈现的族性书写的多样性。     

"奇":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根本审美特征

“奇”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经不断“美化”和“雅化”,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独特审美特征。在不同时代、不同小说家、理论家笔下,“奇”的含义有着很大的差异。对“奇”的含义,可以从哲学、美学、审美心理、叙事、文章学等多个层面进行理解。     

主题学对中国叙事文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借鉴意义

源于19世纪中叶的主题学产生不久便和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以来主题学应用于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取得的丰硕的成果。主题学的引入,在研究角度、研究视域等方面对中国叙事文学产生了重要的意义。主题学对中国叙事文学在文献整理和文化分析等方面都产生了方法论层面的影响。     

论英国文学史的叙述模式

用叙述的方式来展现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是最为普遍和有效的方法。选择何种叙述线索不仅是如何处理具体叙述的问题,而且体现了文学史家的史观、史识和史才。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编写和出版的英国文学史为研究对象,按照叙述线索和叙述侧重点的不同,将其叙述模式概括总结为四种,即以理论观念预设为主线,以文学体裁为主线,以重要作家为主线和综合多种因素为主线的叙述模式。同时举例分析了上述叙述模式各自的特点,并从中挖掘中国学者在构建文学史框架时所体现的史观、撰写标准和本土意识。总之,多角度、多元化的叙述模式体现了中国学者在英国文学史写作方面日臻完善的叙述技巧和不断突破与创新的主体意识。     

先进文化与中国文学的主题演进

不同时期的文学植根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由此而产生的文学主题往往大相径庭。笔者针对中国的几次文化转型,分别对先秦时期、魏晋时期、"五.四"时期以及当下等不同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文学主题进行分析,探询其呈现的文化先进性,由此梳理出中国文学主题演进的脉络,并力图寻觅其未来的演进方向。     

进化与反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进化史观

进化史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占据主流,为绝大多数文学史家所采用,影响至深。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也受其影响。然而,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过程中,鲁迅对进化史观进行了取舍扬弃。独特的小说史建构方式,使《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小说史学史上一部特点鲜明而又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