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藏书关涉云南方志考

天一阁藏书包括丰富的明代地方志,是地方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其中涉及云南历史者较多,但有一部分方志貌似关涉云南方志者,实非云南方志。这类方志从书名来看,与云南颇多联系,甚至与明代云南的诸多府、州、县同名,容易引起误读。在地方志研究中,同名不同书的现象容易引起混淆,例如因历史沿革缘故,出现"名同实异"的赵州志、武定州志、邓川州志等地方志,通过文本内容的翻检,加上与相关地方志的比勘,上述同名之书在云南省内外多有出现,但其指称的对象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书中所记的风土人情、人文历史、自然物产、历史事件、地理方位和历史沿革皆大相径庭,使用时应当加以辨析。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西藏地区清代方志的著录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公开出版的一部涉及面最广,所收录地方志数量也最多的大型方志目录.这部方志目录的出版,对各地古旧方志整理及新方志编纂均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部方志目录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与问题.根据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材料,在西藏地区清代方志中,这部方志目录从较早的《藏纪概》、《西藏志》到清末的《巴塘盐并乡土志》、《西藏新志》等9部方志的著录及注均存在可商榷之处,有的需要加注.同时,这部方志目录的著录也有遗漏,《西藏志考》、《三藏志略》、《西藏赋》应著录,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及《乍丫图说》、《门空图说》等也应著录.     

中国地方志目录学整理述论

探讨了中国地方志目录源流、类型、著录形式及其著录方法。在回顾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方志目录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这两个时期的方志目录学成就作出简要评论。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补录六则

地方文献可以补史之不足,其佐史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存世地方志是我们研究历史学、考古学、文学、人口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宝贵的史料。《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出版已经三十多年了,其收罗宏富,体例完备,是一部使用价值很高的方志目录。由于当时参加整理出版的单位众多,人员参差,难免有疏漏的地方文献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之外。近期笔者发现六则《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未收录的地方文献,特辑录出来,做补录六则和相关的考证,以飨学人和地方文献研究者。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浙江部分)补录

1985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以庄威风、朱士嘉、冯宝琳三位先生为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它从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190个公共、科研、大专院校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等收藏单位中,收录了我国现存的1949年以前修纂的各种方志820O余种(尚不包括山、水、寺庙、名胜志),其中仅浙江一地就多达602种.该《目录》所收方志种类之多,地区之广,版本之齐全,与今天国内外其他同类目录相比,可谓罕有其匹,这对于进一步推动地方志书的修纂,推动历史研究尤其是地方史的研究,都有重大贡献.     

日本现存中国大陆缺、残明代地方志考录

明代对纂修地方志书极为重视,遍及各州郡县,所修方志数量极为可观,但散佚很多。通过对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与中国大陆地区相比较,发现有许多是中国大陆缺藏或残存的,因此显得弥足珍贵,而且对目前所见有关地方志目录有所补正。     

缪荃孙与地方志

晚清学者缪荃孙（１８４４—１９１９）不仅是著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金石考据学家和教育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方志学家。他一生曾参与编纂过五部地方志,其中以《［光绪］顺天府志》最为后人称道。作为学者的缪荃孙在纂修方志过程中十分注重材料的收集和文献的考订。他的修志思想与张之洞“通经致用”、“中体西用”思想是一致的。在修志方法上,一改当时因陈相袭之风,根据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或因或创,或继承或发展。此外他在辑录旧志及编纂方志目录方面,贡献亦很突出     

方志目录述评

目前,方志遗产已被各行各业重视和利用,而掌握这份遗产的钥匙就是方志目录。它是方志学与目录学的边缘学科,有别于综合目录的专科目录,是为研究、整理和利用方志的人们摸清情况而提供的指南。本文拟从七方面简略述评方志目录的成果。 一、综合性书目中之简明方志目录 从秦汉至清代方志的名称、编纂者、卷数等,在史志目录如《隋书》、《旧唐书》、《新唐     

中国方志书发展述评

我国地方志历史悠久,取材丰富,分门别类,广泛而详细地记载了一个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洽、经济、军事、工业、农业、交通、文化、灾异、风俗、人物等方面的内容,被称为“地方百科全书”、“科学资料的宝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方志数量极多,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保存至今的方志有八千二百余种,约十二万卷,     

关于明成化《山西通志》的版本年代问题

1976年8月我参与了我省科技局、文化局和教育局组织的有关山西省地方志普查天象资料工作。在普查过程中,我有机会看到1976年8月天象资料组汇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待定稿)。这部书集全国地区方志目录之大成,而且是目前最新的资料。该书的山西部分录有573种方志,相当完备。但我发现其中明版成化《山西通志》的年代有问题。现在提出来就教于该书的编者朱士嘉同志。     

明代方志出版中的财务问题

明代地方志出版中的财务问题可以根据五百多种明代府、州、县方志来考察。地方志比 其他书籍更有可能包含生产成本的信息,因为监督地方志编纂的官员们需要核算费用。编纂出版一部 地方志需要购买原材料和生产设备,需要支付编纂人员和工匠的工资、工人的伙食费、给协助编纂或撰 写序言者馈赠的礼品费用,以及诸如运输和储存费用等杂项支出。对这些条目繁多的花费情况的考察,不论是对中国地方志的研究,还是对普遍意义上的书史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方龄贵先生：我的父亲与导师

方龄贵先生是蒙元史研究的大家。2011年10月22日,先生逝去。本文通过先生长子方铁教授的口述,从点点滴滴中追忆了先生的人生经历、师承与学术交往、学问研究、对后辈的关心和教育等,是以纪念先生,并传承先生的学问与精神。     

建国初期冶铝教育的起步与探索——1950～1951年北洋大学轻金属班的创办与影响

建国初期,有色金属专业教育蓬勃发展,北洋大学轻金属班成为这一时期冶铝教育的基地之一。文章通过对这段历史的主要见证人——方正知教授的访谈,梳理出北洋大学轻金属班的相关情况:该班创建于1950年,课程由方正知讲授;授课内容主要是氧化铝的提炼原理与方法以及铝的金相学;该班的毕业生大多成为了新中国铝工业生产和教育方面的杰出人才,为新中国冶铝教育和铝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侯仁之对北京地方志的贡献

侯仁之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之一,是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集大成者,同时也对北京乃至我国的新编地方志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研究北京历史地理过程中对北京旧志等史料了解全面深刻,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新式方志的编纂工作时,他结合旧志的长处和不足提出了新志应当有新的内容,即新修方志中要增加对地理变化的记载。这对北京新修方志的编纂工作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同时,侯仁之还亲自主持编写了一些方志。他关于北京历史尤其是历史地理方面的观点也为《北京志》各分志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尔雅》的编纂旨趣、分类思想与训释逻辑

《尔雅》是我国第一部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辞书。其中,至少蕴藏着三个较为明显的编纂思想,一是"齐一殊言,归于统绪"的编纂宗旨,二是"类聚群分,比物连类"的分类思想,三是"由此及彼,递相引申"的训释逻辑。"齐一殊言,归于统绪"是《尔雅》编纂思想的核心,"类聚群分,比物连类"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分类思想,其产生同时受到了先秦"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思想的影响。而"由此及彼,递相引申"的训释逻辑则是编纂旨趣和分类思想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这一思想使得《尔雅》篇与篇之间、类与类之间、词条与词条之间、同一词条不同概念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尔雅》所体现的三个编纂思想,主次分明,递相引申,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也由此奠定了《尔雅》在中国训诂史、辞书史上的不朽地位。     

清陈廷敬国志编纂思想初探

陈廷敬是清康熙朝重臣,他领衔主持纂修的康熙《一统志》,在中国国家方志编纂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主持编纂过程中,他提出了国家总志纂修总体框架编纂思想,这种思想不仅贯彻在当时《一统志》的编纂过程中,而且也成为整个清代各级方志编纂的主导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国家方志的编纂,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作用。     

《汉志》著录之小说家《封禅方说》等四家考辨

《封禅方说》是汉武帝时方士所言封禅之说,其内容包括封禅之故事、传说、意旨、仪礼、器物、方法等,可通过《史记·封禅书》知其大概.《待诏臣饶心术》是被方士通俗化了的道家修心养心之术,书成于武帝时,后失传.《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乃长生之术,可能迎合了武帝信神仙求长生的需要.《百家》是小说家杂言之总汇,非一时一人所作.     

从《方氏墨谱》看徽州版画的视觉表达

《方氏墨谱》是徽州版画的典范之一,从《方氏墨谱》的艺术特征来看徽州版画的视觉表达,是一个以经典窥要点的概括手段。在分析徽州版画视觉表达的同时,把徽州版画发展轨迹里的徽商、徽文化、徽州本土画家、徽州刻书业中的代表等影响因素引入其中,与《方氏墨谱》的诞生背景一起融入到整个徽州版画发展的脉络当中,分析其视觉表达和总结视觉因素,为当代视觉艺术创作者寻找迷失的视觉表达经典理论寻求支撑和图式审美依据。     

风格、文化价值和挪用：西方艺术人类学历史中的三种范式

文章选取西赤道非洲的芳族雕像作为个案研究,探讨了西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艺术人类学的三种范式。第一种范式是风格分析,将雕像本体以及形态特征作为研究对象。这种定量分析方法旨在区分雕像风格以及亚风格,其目的是对于芳族的艺术生产作出地理定位。这样的类型学方法被认为带有殖民根源,服务于监管与控制的目的。第二种范式是定性分析,关注的是意义而非形式。在本土研究基础之上,人类学家将芳族雕像看做是芳族社会文化价值系统的体现。这种方法是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突出文化的独特价值与思维方式,这种方法被认为是古典文化人类学范式,承袭了博厄斯在美国所开创的学派,这种研究传统起源于十九世纪的德国。第三种范式是后殖民方法。这种范式考察了自十九世纪以来雕像进入欧洲以来西方艺术家、收藏家以及博物馆对于芳族雕像的态度。这种方式关注对这些物品的挪用,包括将它们重新标识为“艺术品”,以及它们在国际艺术市场上的商品化。     

郁达夫南洋作品研究在新加坡

郁达夫南洋作品在新加坡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级: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以前,这一时期以编集郁达夫南游作品、诗词、抗战论文为主,主要研究学者为:温梓川、郑子瑜、王润华、方修、林万菁。第二个阶段是1980年以后,这一时期着重郁达夫晚年散落在南洋各地遗作的搜集与出版;并对佚文的发现进行考证,共搜集了36篇。研究从欣赏层面进入学术层面,也体现了新加坡研究的独立性;研究学者为:王慷鼎、林徐典、姚梦桐、连奇。第三阶段是世纪之交,研究扎根在学术论文中,新加坡国立大学、新跃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的教授与发扬之下而推展研究学术水平,研究意识与方法呈现多元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