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举行于八月一日考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南湖会议”举行于哪一天?邵维正同志在《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初步考证》文中认为:“一大”上海会议第六次会在7月30日举行,会议因法国巡捕侵扰,未能进行,次     

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艰难求证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究竟是何时召开的？中共“一大”的几位参加者对“一大”召开时间的说法完全不同——     

四五运动在西安

一九七六年春天,中华民族历史上灾难深重的年月。新年的到来,并没有给古城西安带来一丝春意;佳节的爆竹,也没有给人们心头增添一点欢乐。清华园大辩论的喧嚣声,象凛冽的寒风,撞击着人们疲惫而痛苦的心!在这文化大革命的第十个年头,动乱又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出现。担心和忧虑交织在人们心头:为什么这场人类历史上为时最长的政治运动久久不得平息?他们究竟要把这场运动“深入”到哪里去?“继续”到哪一天?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     

明天 就是坚持到的那天

有一首歌叫《明天会更好》,它告诉人们:只要拥抱梦想,就会拥有更美好的明天。那么“明天”到底是哪一天呢?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等到这个“明天”?孙琦说:“只有为了心中的梦想坚持不懈奋斗的人才能等到它,而坚持到的那天就是‘明天’。”     

中共“一大”前江苏党组织的几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江苏有没有党组织?江苏最早的党组织是哪一个?组织情况怎样?这些问题都是江苏地区党史上的重要问题。现据我们接触过的有关档案资料,提出几点看法。(一) 1921年7月,即中共“一大”前,江苏地区有没有党组织存在?普遍的看法是:江苏最早的党组织是1922年底王荷波在浦镇建立的党小组。这就是说,“一大”前江苏没有党的组织。这个看法是值得商讨的。     

邵力子列席过党的“一大”吗?——与陈德和同志商榷

关于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及其有关问题,近几年通过党史学界的努力,已经考证得比较清楚了。但是,近来陈德和同志又提出了新的观点,即党的“一大”除了正式代表之外,还有列席代表,邵力子曾列席党的“一大”,“一大”会议后一段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也是采纳了邵力子的建议。他在《复旦大学校刊》去年第八十三期发表的文章《中共“一大”由上海转南湖召开可能采纳了邵力子的建议》。《解放日报》编《报刊文摘》去年157期又以《邵力     

李大钊为何没出席“一大”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在建党过程中功勋卓著,并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深孚众望的李大钊却未能出席会议。对李大钊未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史学界虽多有探讨,但至今说法各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马林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位正式代表，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三年之中，他三次来华。第一次来华，在他的帮助下，“中共”一大召开。“一大”后马林就开始关注孙中山及国民党。马林考察各方面情况，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建议。第二次来华，马林提议召开西湖会议。西湖会议确定了国共两党有“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的方针，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打下基础。为解决合作的具体事宜，党又召开了“三大”。马林以“三大”代表的身份第三次来华。“三大”最终确立了国共合作的具体方针及政策。     

试论王夫之理欲观的启蒙性质

王夫之究竟是“本朱子而黜异端”的理学家,还是程朱陆王的批判者?他的理欲观究竟是所谓“寡欲存理”而完善了封建的道德理论,还是“理寓于欲”而透露了反封建的启蒙思想?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本文拟略抒己见,以就正于方家.     

论中共五大与“八七会议”的关系

中共五大通过了一系列的蕴含着许多正确原则和科学内容的“议决案”、“宣言”,为“八七会议”确立新的革命方针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中共五大中的一些“左”右倾观点对“八七会议”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共“二大”代表考证

中共“二大”是党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由于相关原始文献资料严重缺失,会议地点频繁更换,以及会议代表未经民主选举产生等原因,中共“二大”代表的名单始终难有定论。文章通过史料的比较、鉴别,在分析中共“二大”代表构成的基础上,梳理出包含12名代表的完整名单,并对大会的列席人员进行了考证。     

周洪宇 法律外行让统一有法可依

2005年3月14日,万众瞩目的《反分裂国家法》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诞生。来自武汉的周洪宇教授,是第一个提出这一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而也正是他,曾於一年前在人大会议上提出为“统一”立法的建议。周洪宇不是法学教授,不是法律界人士,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法律上的“外行”。那麽,究竟是哪些因素促使他成了第一个为统一提出立法建议的人呢?     

《党的机会主义史》的史学价值

1927年“八七”会议否定了中共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班子。接着各地的党组织也开始进行思想组织整顿。蔡和森被派往中共北方局指导工作。1927年9月22日,蔡和森召集了中共顺直省委改组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作了《党的机会主义史》长篇报告。这个报告延续到第二天才作完。以后又在北方局其他党组织会议上作了这个报告。1928年6、7月蔡和森到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回国后即将《党的机会主义史》修订,然后在《顺直通讯》第二期上正式发表。以后     

实现从"革命"到"执政"的全面转轨--为中共十六大的理论贡献而歌

中共十六大报告确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等方面，均构成了对中共此前理论的超越。其中包括，十六大报告再未出现“劳动价值论”字样，这是理论上的一大拔乱反正。     

母亲的生日

一次,我在一家宾馆里参加联欢会,主持人问一个联欢会参与者:“你母亲的生日是哪一天?”被问者回答不上来,满脸通红、十分尴尬地站在那里。只听旁边有人说:“这人怎么连自己母亲的生日都不知道。”听到这话,我心里正在发虚,没想到,主持人竟把话筒伸到我面前。我信口说了一个日子,赢得了主持人的大加赞赏,可大家并没注意到我脸上复杂的表情,因为我也不知道母亲的生日是哪一天,爱于面子的我是“急中生智”编造了一个日子蒙混过关的。     

试论王夫之理欲观的启蒙性质

王夫之究竟是“本朱子而黜异端”的理学家,还是程朱陆王的批判者?他的理欲观究竟是所谓“寡欲存理”而完善了封建的道德理论,还是“理寓于欲”而透露了反封建的启蒙思想?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本文拟略抒己见,以就正于方家。一十七世纪的中国,漫长的封建制已走到它的末期,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已开始“破块启蒙”,是一个“已居于不得不变之势”的特殊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民族矛盾     

从自由记者到中共党员:范长江走向中共的步履

范长江究竟是如何从一个"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转变为中共党员的?在这个过程中,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转变过程?文章在考察范长江西安、延安之行前对中共的认识基础上,认为,西安、延安之行在其走向中共的过程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此开启的走向中共的步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艰难的思想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因与中共存在思想分歧而不断与之产生交流、碰撞;另一方面因与众多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频繁交往而与共产党关系越来越亲近。然而,关系虽日益亲近,加入共产党的想法却一直未萌发。其最终产生入党愿望并成为党的一分子,与其被突然"逐出"《大公报》直接相关。正是被突然"逐出"《大公报》成为范长江萌生入党愿望并很快入党的诱发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说,范长江走向中共的过程,既属必然,又是偶然因素促发的结果。     

“乱政作刑”考释

《左传·昭公六年》记子产铸刑书,叔向写信批评他,内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这段话是研究古法史的一条重要材料,经常为人引述。然而,究竟何为“乱政”?“禹刑”、“汤刑”、“九刑’指何而言?所谓“乱政作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迄今尚无圆满的解释。     

夜闯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

1921年7月30日，中共一大的第六次会议开始不久。就有一个不速之客闯入了会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中止会议，马上转移。闯进李公馆的密探究竟是谁？谁确认了密探的身份多位一大代表对密探闯入会场有过回忆，包惠僧的回忆最具体，“穿着灰色竹布长褂”。陌生人的态度很好，“对不起”是几乎所有回忆者都听到的，显然，陌生人不希望打草惊蛇。     

张闻天在扎西会议中历史作用及地位的重新研究

遵义会议批判了博古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军事路线，而扎西会议则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在张闻天主持下，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调整了中共和红军总的战略策略，完成了“历史性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