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反商业贿赂立法的反思

针对近年来商业贿赂泛滥的形势,本文从立法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反商业贿赂立法的缺陷;从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内部、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主管机关、控股人应负的责任、规制海外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则等方面论述了法律体系的缺陷;从商业贿赂的主体范围、对象范围、发生领域、主观方面规定及客体规定等方面论述了商业贿赂构成要素的缺陷;从商业贿赂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等方面论述了商业贿赂法律责任的缺陷.并为反商业贿赂法的完善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意见.     

社会组织商业贿赂行为的特点、原因及其控制——以越轨社会学理论为分析视角

以商业行贿行为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社会组织商业贿赂行为,是现代商业社会中最典型的越轨行为。其相对于一般自然人实施的商业贿赂行为,具有行为主体的组织性、行为意志的整体性、行为实施的双重性、行为利益的组织独占性、行为范围的限定性等特点。社会组织实施商业贿赂行为,与其理性选择有关,并深受商业场域及商业规则的影响,是社会交换的一种结果表现形态。对社会组织的商业贿赂行为,应通过建构相应的社会控制主体系统、法律系统、手段系统进行社会控制,以使其通过合法行为进行商事交易,成为其理性选择的结果。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犯罪构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构成包括客体为复杂客体，即国家机关的形象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客观方面是持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井拒不说明其来源的行为，主体是包括公务员在内的所有国家工作人员；主观方面包括直接故意和问接故意。     

商业贿赂犯罪中回扣的认定及相关罪责问题研究

商业贿赂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作为商业贿赂犯罪往往以回扣行为出现。如何认定商业贿赂犯罪,如何判定犯罪行为与正当经济手段行为的区别,回扣的认定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商业贿赂犯罪回扣的概念、特征到回扣的主体及刑事责任几方面进行了论证。     

当前我国吏治腐败的表现形式

吏治腐败总的特征是“滥权”、“贪利”和“侵害公共利益”。腐败行为可能出现于公共权力的各个部门和行政管理、行政执法过程的各个环节 ,因此表现形式复杂多样。从构成要素来划分腐败的一般表现形式 ,构成腐败行为首先要有行为的主体 (即腐败者 )和行为的客体 (即腐败行为指向的对象 ) ;其次还要有腐败的动机和机会 ,前者指腐败行为的主观心理准备即主观条件 ,后者指腐败者所拥有的权力条件 (稀缺资源 )和制度条件即客观条件 ;其三 ,要完成腐败 ,把可能变成现实还要通过一定的手段 ,即做案手法 ;其四是腐败行为的完成 ,即腐败的结果。如此 ,就可以对腐败行为的表现形式有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了解。     

论网络认同的基本结构

网络认同是人在网络化的生活场域中,通过网络实践活动建立起来的反思性共识心理。网络认同的整体系统包括了主体要素、客体要素、载体要素三大基本要素。主体要素包括主体行为、主体思想、主体关系要素;客体要素包括客体内容、客体活动要素;载体要素包括实在载体、时空载体要素。主体要素与客体要素通过载体要素构成了网络认同的两极,三种要素及其子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有机结合构成了网络认同。     

商业贿赂泛盛机理及对策

商业贿赂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现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贿赂现象在我国已经达到泛滥的程度.目前,我国已经将治理商业贿赂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商业贿赂泛盛机理主要体现在:市场主体的趋利性是商业贿赂存在的前提条件;法制不健全助长了商业贿赂的泛盛;执法体制不顺使商业贿赂得不到应有的惩治;一些行业已形成的"潜规则",给惩治商业贿赂行为带来了难度.治理我国商业贿赂行为的对策,主要包括:构建反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设置防范机制,遏制商业贿赂;完善举报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权力寻租机会;建立和完善职业道德,加强行业自律;营造健康的商业文化等.     

商业贿赂犯罪及其刑事实体立法规制——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商业贿赂是对在商业领域发生的贿赂行为的统称,分为商业行贿和商业受贿两种基本类型。中国现行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可以说外形上基本完备,但内涵上存在严重缺失。在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对象及其他构成要件和刑罚配置等方面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规定存在较大差距。打击商业贿赂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     

略论法律对商业贿赂的规制

商业贿赂是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而采取的向交易相对人及其职员或代理人等提供或许诺某种利益,从而实现交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主要表现为回扣、附赠、买断经营权等形式。我国建国以来即对商业贿赂进行了法律规制,目前基本形成了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在内的责任追究体系。美国等先进市场经济国家对商业贿赂的以刑法打击为主、国内国外兼顾规制方法,为我国依法规制商业贿赂行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药品购销中商业贿赂行为的成因与控制

药品购销中的商业贿赂行为妨碍了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助长了医药行业不正之风,加剧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给社会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全面分析这种行为的表现形式及其危害,探究其屡禁不止的原因,从而提出治理对策和建议,对于预防和治理药品商业贿赂行为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制——以经济分析为视角

商业贿赂与市场经济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而我国目前在体制上制度租金的存在和对商业贿赂行为规制的法律上的漏洞为商业贿赂行为提供了制度土壤和低成本运作的可能。本文通过对商业贿赂成因进行经济分析得出规制商业贿赂的对策和建议。当前情况下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商业贿赂的规制:制定一部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和深化改革,建立治理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     

从德普案看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立法的局限性及对策

虽然我国在立法方面对商业贿赂行为已有禁止性的规定,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专门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的规范性文件明显不足,立法层次太低且规定滞后;对商业贿赂的行政处罚措施力度不够;治理商业贿赂的刑事立法不够完善。这就导致执法主体过多、执法手段单一,对行贿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等问题。对此,可通过立法深化体制改革,使市场机制进一步发挥作用;健立健全财会信用制主,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赋予行政部门相应取权,建立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制定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加大惩处力度;加大法律的执行力度。     

贪贿罪之立法完善与国有企业反贪斗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由于法制不完善和市场经济本身的负面效应，以贪污贿赂犯罪为突出表现的各种经济犯罪也日益抬头。贪污贿赂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一类经济犯罪。它的主要特征是：犯罪主体一般是特殊主体，在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在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实施了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的行为，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和支柱…     

从“德普案”看中国反商业贿赂的缺失与完善

DPC行贿被罚事件,再次暴露出我国一些行业的潜规则--商业贿赂已成行规,让我国法律法规陷入尴尬。商业贿赂已对我国吸引外资构成环境瓶颈。本文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之一的商业贿赂行为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对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商业贿赂行为的规定进行研究和探讨,进而提出完善我国反商业贿赂行为法律体系的构想。     

论破产撤销权

破产撤销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需要从理论上和法律上解决的情形。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撤销权行使的主体应有扩大化的趋势,除管理人外,债权人、监督人都有可能在特定的情况下作为撤销权的主体。在理解可撤销行为的类型时,应根据不同的情形,考虑可撤销行为发生当时的行为主体的主观故意,从而更好地确定可撤销行为的种属。从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稳定的角度出发,应当对破产撤销权的追索期间和诉讼时效进行合理的、明确的界定,应考虑破产法上的撤销权与民法上的撤销权的有效衔接。     

应将文化世界纳入认识客体系统中

<正> 当下的认识论研究所反思的认识活动,通常只包括主体对自在物理世界和主观心理世界的认识,而没有分析主体对这两个世界交互作用所致的文化世界的把握,这与我们在现实活动中更偏注于分析文化世界的价值结构,并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充分发掘其意义这一状况是不相适应的。由于文化世界较之自在物理世界和主观心理世界具有其独特的性质,因此我们觉得,应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新要素纳入认识客体系统中。     

我国反商业贿赂法律有效性的比较分析及建议

商业贿赂特指行贿主体是企业或其雇员的一类贿赂型腐败,也就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所说的“涉及私营部门的腐败”。有效打击是治理商业贿赂的基本对策。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我国已经制定了一些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和法规。基于一个有效性评价模型,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以及同外国法规的比较都说明,我国打击商业贿赂法规在有效性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只有克服这些缺陷,我国打击商业贿赂腐败的有效性才能得以提高。     

关于进一步治理商业贿赂的思考

简要论述了商业贿赂特征、主要表现形式、危害,以及治理商业贿赂的对策.     

论反商业贿赂立法对公司治理的襄助

公司法上的逐渐放松对公司治理法律约束的发展趋势导致了公司治理结构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变,公司出现内部人控制的局面,造成公司内部腐败及商业贿赂风险的增大。反商业贿赂立法通过刑事责任的规制而对公司的董事、经理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行为起到阻吓的作用,通过民事责任的规制为受到公司腐败行为侵害的相关主体提供了救济,成为较好的约束公司治理的外部机制。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立法规范较为完善,但民事规范不足,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反商业贿赂民事法律规范。     

从公司治理法律制度角度探寻反商业贿赂路径

近年来,商业贿赂事件层出不穷,已成为商业社会一大隐患,如何治理成为当前重要课题。传统的反商业贿赂法制已不足以应对商业贿赂,另辟他途尤其从商业贿赂的源头抓起,实有必要。商业贿赂的主体主要是公司董监事及高管人员,并且商业贿赂的受害者也主要是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商业贿赂屡禁不止与公司内外治理法律机制的缺陷亦有关联。因此,通过加强公司内、外部治理法律制度建设来达到反商业贿赂之目的,不失为一个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