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比重的U型规律

清华大学李稻葵、何梦杰、刘霖林在2010第2期《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发表题为《我国现阶段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下降分析》的文章。作者通过国际比较及中国经济省际数据分析发现,在长期内,收入分配中的劳动份额在经济发展中会先下降后上升,同经济发展指标以及产业升级指标存在着一定的U型关系,在购买力平价下人均GDP为6000美元左右（2000年固定美元）时会达到最低点。     

SPECIAL ISSU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Who is the predator,who the prey？ --an analysis of changes in the state of China＇s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本文以2004年经济普查后修订的资金流量表为基础，依次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阶段，分析了1992—2005年期间我国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三部门之间分配格局的变化，重点讨论了自1996年以来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在分析初次分配格局时，本文将每个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占比表示为各要素分配份额按各要素收入中该部门所占比重加权得到的加权平均值。利用这一表示方式，我们校正了资金流量表中的要素分配份额，重新计算了1993—2005年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并推算了2006和2007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测算结果表明，居民部门在全国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在1996年达到最高，此后逐年降低，截止N2005年，总共下降了12．72个百分点。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阶段，居民部门分别下降了10．71和2．01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企业和政府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分别上升了7．49和3．21个百分点；在再分配阶段，居民和企业部门收入占比都下降，由此导致政府部门进一步上升3．17个百分点。我们还发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和财产收入占比下降，是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比下降的两个主要原因。在2005—2007年间，主要受生产水净额占比上升的影响，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进一步下降了3个百分点以上．     

A study of inadequate consumer demand among Chinese residents --based on data for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本文运用1995—2005年中国除西藏和台湾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城乡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高度相关,且在这11年里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函数相对稳定。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本文又进一步运用1992—2004年中国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数据,解释了1997—1998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需求持续低迷的原因之一是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政府在总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中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大,而居民占有的份额不断下降。     

SPECIAL ISSU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Exploring high saving rates in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1992-2003 China flow of funds accounts

本文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为基础，从收入分配和部门储蓄倾向两个方面对居民、企业和政府等国内三个部门的储蓄率进行了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尽管居民部门的储蓄率最高，但是，自1992年以来，它实际上呈逐步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居民部门获得的劳动报酬、财产收入和再分配收入均有所下降；企业储蓄率呈现缓缓上升趋势，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而在于其主要支出——对居民部门的劳动报酬支出和利息支出长期被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政府储蓄率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的低位徘徊之后，于2000年以后急剧上升，其主要原因在于，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同时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也在不断提高。本文的政策建议是：为了实现以提高国内消费率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的经济运行应全面转向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为重点的轨道上。为达此目的，加速财政政策向公共财政转型，增加公共支出和对居民的福利支出，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提高企业对劳动者的支付水平，应成为今后我国宏观调控的长期任务。     

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分配转型的中国式路径

库兹涅茨曲线表明,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工业产业转变过程中,一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变化呈现一种"倒U"趋势.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里保持高速增长,但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达到"倒U曲线"的拐点,居民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是"倒U曲线"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还是中国的"倒U曲线"具有特殊性.借助于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原理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所以没有实现收入分配的转型主要决定于体制转型和转型方式这两个因素;而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分配转型必须改变初次分配中的劳动者地位,以及转变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结构;为此还要有相应的政策予以大力支持.     

工资上涨能提升劳动报酬份额吗?——基于要素替代弹性的解释

基于要素替代理论研究工资上涨与劳动报酬份额上升的关系,发现在不同经济状态和发展时期,提升劳动报酬份额不应单纯依赖增加工资.工资水平的上升会导致劳动相对资本要素价格提升,而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与劳动报酬份额的关系依赖于要素替代弹性水平.从实证角度出发,首先使用上市企业数据测算得到要素替代弹性的数值,检验了要素替代弹性对资本相对价格与劳动报酬份额关系的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从Hicks提出的要素替代弹性概念内涵中发掘了理论模型,结合中国实证数据分析了要素替代弹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01年至今中国要素替代弹性整体小于1且呈增长趋势,但部分行业存在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的情形,在此状况下提高工资水平会导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因此工资上涨并不一定带动劳动报酬份额提升,只有在劳动要素以技能工人为中心、产业结构以非资本密集型为核心的情况下,工资上涨才能拉动劳动报酬份额持续上升.     

技术进步偏向性及其收入分配效应:来自地区面板数据的分位数回归

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大量文献从经济结构转型、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视角解释,其普适性和解释力度有限,且忽视技术进步方向变化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文章采用三方程标准化系统方法考察各地区技术进步偏向性,并采用面板数据的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技术进步的收入分配效应。结果显示:各地区技术进步偏向性与全国走势趋同,基本呈资本偏向型,即技术进步更有利于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偏向性对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即技术进步越偏向于资本,越有助于提升资本的收入份额而恶化劳动在收入中的地位。同时,在劳动收入的不同分位点,技术进步偏向性的收入分配效应不同,在到达50%分位点之前,劳动收入份额较低时,技术进步偏向性对劳动收入分配的抑制效应较强,而伴随着劳动收入水平的上升,其作用将不断减弱。同时,受到技术进步偏向性本身、要素禀赋结构以及其他地区经济环境的影响,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分配效应也出现地区差异。     

建构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中国社会建设的历史转型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所蕴含的历史超越性要求重新审视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以完善共同富裕理论并为共同富裕实践提供新思路。当下共同富裕实践的主要约束条件是基础结构性张力和主体结构性张力，因此需要推进中国社会建设实践从支持型到建构型的历史转型，为财富增长效率的可持续性和财富分配公平的全面性提供逻辑基础和实践保障。建构型社会建设实践应包括财富增长效率的社会条件体系建设和财富分配公平的社会条件体系建设两个方面。前者包括稳定投资预期的社会条件建设、稳定消费预期的社会条件建设和稳定出口预期的社会条件建设；后者包括初次分配兼顾公平的社会条件建设、再分配突出公平的社会条件建设和三次分配优先公平的社会条件建设。     

工业化的成长阶段与我国农业发展政策的调整

本文主要讨论工业化的成长阶段及在不同阶段上农业发展政策的取向,并在此理论背景下讨论目前我国农业发展政策的调整问题。一、工业化成长的三个阶段在经济学文献中,工业化在理论家们的笔下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我们认为,就其实质而言,工业化是生产资源在农业和工业之间或更广泛讲是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一个动态再配置过程,这一过程以工业生产的资本化扩张以及其在经济总体和社会生活中不断取得支配地位为主导。生产资源不断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资源就业结构不断走向高度化,工业份额上升,农业份额下降,是这一过程在产业结构上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随着工业生产的不断扩张,总体经济增长来源于工业的份额不断增大,来源于农业的份额不断缩小,是这     

Development Strategy,Urbanization and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China＊

本文从政府发展战略的视角,研究中国城市化滞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结果发现,旨在鼓励资本密集型部门优先发展的政府战略,造成城市部门就业需求的相对下降,进而延缓城市化进程,农村居民不能有效地向城市转移,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以技术选择指数作为政府对资本密集性部门政策倾斜程度的度量指标,利用1978-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还发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规律。     

上市公司破产风险时间效应的理论猜想

国内外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破产风险的度量方法和预测效果,较少涉及企业上市后破产风险随时间变化的一般性规律问题。基于2003年3月至2015年6月中国沪深A股市场季度、半年度和年度全样本数据,利用横截面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实证判别企业破产风险特征随上市时间变化的内生性规律,并通过实证结果给出理论猜想解释上市公司破产风险存在内生性时间效应的经济学原因。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破产风险的时间效应显著且稳健,随上市时间变化呈现倒U型曲线规律,拐点大约出现在6.5年左右;引入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等可能的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上市公司破产风险的时变规律仍然显著且稳健。因此,上市公司的破产风险存在时间效应,且时间效应具有内生性特征。理论猜想认为:上市条件的硬性约束、企业管理者的上市亢奋、债务的税盾效应以及企业价值影响效果的权衡导致企业破产风险特征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倒U型内生时变规律。     

收入分配的历史事实与理论演进

收入分配在当今地位的凸显,是因为它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经济环境下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如何把握收入分配的这些新特点?首先,需要对收入分配的历史事实加以描述,借此发现收入分配的历史发展趋势或规律;其次,还需要对收入分配的理论加以梳理,以弄清收入分配理论对收入分配事实的把握程度。我们通过分析发现,收入分配在其历史发展中呈现一种有规律的演进过程。这一规律性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并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从自然选择的平等诉求,到发展选择的差距需求,再到可持续发展选择的平等回归。同时,当代收入分配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从过去的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扩展到收入分配的国际层次。这无疑使收入分配变得更加复杂,也极具理论挑战。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兼论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

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对过去300年欧美国家丰富的收入、财富数据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已经扩大,出现了“两个世界”现象.本文借鉴其研究成果,认为中国的国民收入要素分配面临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与财富集聚的双重压力,这导致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有扩大的倾向,通过实证检验,提出政策建议: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变资本偏向型战略,实现收入代际流动以及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等.     

收入分配的逆向转移: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特殊机理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一趋势与收入分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经济学中,收入分配被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并且强调初次分配更关注效率,再分配更注重公平.其实,在收入分配的这两个层次之外,还有一种隐形的收入分配形式,这种分配发生于一些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劣势的人与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优势的人之间,这种转移相对于再分配的公平效应属于一种收入的逆向转移.收入分配逆向转移是收入分配市场化向社会各个领域侵蚀的结果,收入分配逆向转移所具有的收入差距放大效应是形成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不可小视的因素.要改变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必须遏制收入分配逆向转移的增长.     

影响城镇女性就业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1995年与2002年比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本研究利用1995和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检验了教育获得、家庭责任（婚姻和子女）和家庭经济状况三项个人或家庭因素对女性就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它们效应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在1995年至2002年间,教育的正面效应变小,即教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下降,但婚姻和家庭经济状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上升。对照1995年, 2002年时家庭收入高的已婚妇女更有可能不工作,表明这是城镇女性就业决策走向理性化的一个过程。另外,作者并不认同“沮丧的工人”观点,认为失去正式工作的低收入家庭女性因生活所迫更可能进入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继续就业,而不是对再就业失去信心而永久退出劳动。     

浙江省加工贸易出进口结构研究

从1998年至2006年,在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中,初级产品的出口份额在下降,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份额在上升;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份额在下降,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份额在上升.这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浙江省的加工贸易企业也加快了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正在逐步提高.从长期来看,这有助于实现浙江省产业比较优势的动态化升级.本文通过考察1998-2006年浙江省加工贸易出进口产品结构的变化,探寻其现象背后的经济与制度等因素,以期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加工贸易向何处去有所启示.     

从配第到马克思关于经济过程的计量与模型制作的思想

经济过程的计量与模型制作的趋势开始于政治经济学形成为一门科学的时候。由于需要总结生产管理、分配和交换的规律并概括经济发展的各种机制,这就使计量和模型制作方法有可能日益取代描述性方法。威廉·配第被认为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之父,他开创了科学地解释劳动价值理论的先河。他根据比制作模型较早采用的抽象分析法指出,价值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决定的。配第最早认识到,只要质的分析不是建立在计量基础上,那么经济现象的研究就无法取得进展。     

求职过程的微观分析：结构特征模型

本文将人力资本理论、地位获得模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置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微观求职过程，研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特征结构变量之后，教育回报率显著下降，显示了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对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获得有不同的影响；体制分割下，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对求职结果的作用强度有着显著差异。     

Performance of Chinese State-owned Industrial Sector and Its Changes: 1993-1997

本文选取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为对象,对中国国有工业部门1993-1997年的绩效变动及其与非国有工业部门在行业分组层次上绩效差异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虽然国有工业部门绩效的下降与非国有工业企业的进入以及竞争因素有关,但是来自于非国有工业部门的竞争并不能解释国有与非国有工业部门之间的绩效差异。这表明将国有工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的绩效下降趋势简单归结为竞争能力低下是有失偏颇的。进而指出,国有工业部门在按市场信号对劳动和资本要素进行配置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非市场性约束或者制度性限制是造成国有工业部门绩效相对较低的重要原因。     

如何提高中国居民消费率?——基于居民收入分配视角的分析与测算

消费需求不足是长期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当前从居民收入分配视角,可以探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测算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居民整体的消费水平。实证分析方面,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的多轮微观数据可有以下研究发现。一是收入分配是居民消费倾向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1995—2018年间其贡献处于10%～30%,并且改善收入分配可以促进居民整体消费倾向的上升。二是当前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将收入最高20%群体可支配收入的10%转移给收入最低20%群体,可以使居民消费总量提高3.73%,由此推算居民消费率可以从38.67%上升至39.54%,进而扩大需求,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此外,在测算过程中,可以从微观角度,对中国不同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进行估计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