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鸦片战争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民族主义的这三种观念虽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开始萌发出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但作为一种已根植于民族血液之中的思想,它不仅没有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20世纪初这一特定的历史场景下,还和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首先是由梁启超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梁启超和知识界的其他一些人对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来看,第一,他们都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民族建国”,而“民族建国”所要建立的是单一民族的国家;第二,他们介绍和宣传的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第三,他们都视民族主义为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不二法门。但到了1903年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辛亥革命前后,建立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     

论中华文化的一体多样性及其现实意义

本文从文化检省之维度 ,讨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历史 ,以阐论当代现实中民族问题之解决与追溯民族文化特性的关系。作者认为 ,从学术思想的视角 ,回顾中华民族注重团结和凝聚力的历史传统 ,了解与此有关的诸种观念 ,对学术问题进行必要的辨析 ,对于加强中华民族自身的凝聚力和团结大有裨益。作者指出 ,对“民族”、“族群”、“种族”和“国家”等概念在中国和西方不同的学术框架和话语系统中进行分别论述十分重要 ;了解这些概念的中学涵义 ,对于从欧美学术中心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 ,从而客观、正确地看待当今中国和世界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文化问题 ,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近代“国学”的“东学”渊源

中国近代学者一般把"日本学术"称谓"东学"。虽然中国古代早有"国学"之词,但是古代的"国学"一般指国家的贵族学校。然而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一般指本国传统固有的学术。在中国近代,一度出现了"国学"热,根据考证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有密切关系。其一,中国近代"国学"概念源于"东学"。据考证:中国近代"国学"概念借用了近代"日本学术"中的"国学"概念。其二,中国近代"国学"大师的思想深受"东学"影响。中国近代"国学"大师中,大多数国学大师思想都受到了近代日本学术的影响,即受了"东学"之影响。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章太炎、黄遵宪、刘师培等大多数中国近代国学大师,都数次东渡日本,其思想深深留有"东学"之烙印。其三,中国近代从"西学热"到"国学热"深受"东学"影响。由于中国近代"国学"大师受到日本近代"国粹派"思想的巨大刺激,思维方式从热衷于"西学"的对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转向了潜心研究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国学热",并且力图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中华之精神,铸造东方中华之魂,以求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故而,不可回避地说: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有着深厚的渊源。     

国家利益与国家角色：分析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两种视角

中国长期与现存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相隔绝 ,在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 ,国家利益的实现固然是重要的 ,但认同的获得将显得更为突出。“中国好战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实力有限论”……无疑是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有意中伤 ,但另一方面也表明西方国家对中国这个具有的特殊地理条件、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的国家在冷战以后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的关注和焦虑。对于中国与国际体系间的相互关系这个中国自近代延续至今的课题的思考 ,要求我们不仅具有基于国家层面之上的国家利益分析视角 ,也应具备基于国际体系层面的更宏观的国家角色分析视角 ,从整个国际体系出发依国家角色行事 ,成为国际体系中外交政策可被理解、外交行为可被预期的一员     

“以国故整理科学”:《儒学五论》与国史体系重建

晚清民国时期,以西方学术重构中国文化体系成为近代新学术社会建立的必要环节.国难之际,科学学术与民族精神间的张力日趋紧张,如何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现代学术、社会之间建立联系,成为学界的焦点.蒙文通撰述《儒学五论》,以秦汉新儒学为轴心沟通中华文明义理之学、经史之学,力图重建国史体系,阐释中国历史文化中义理、制度与事实的能动关联,回应清季以降纷纷扰攘的经史、中西文化论争,为在现代学术语境中落实与实践“明体达用”之儒家提供有效途径.     

Our Country＇s Ancient Learning Has a Mandate for Renewal

国学即中国传统学术虽然经受了西学的强烈冲击,但其命脉仍葆有生机。中华民族对于在自己的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差异互补“关系”与和谐“整体”的重视,以及通过这一关系和整体把握自己命运的努力,构成了国学的思想实质。国学之“学”是围绕着“人”展开的,儒学的“仁”道思想就是鲜明的体现。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无非是中华民族在外力作用下的“自我”变革与超越,那么,它恰恰可以通过对仁道思想继承和扩展,为现代中国人的安身立命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但这必须经过文化与学术的充分“自觉”。     

浅析传统疆国理念的演变及其遗产

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为东方文化根基的儒家文化,为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发展和特有的东方国际关系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此之下产生了具有东方特点的疆域与国家观念和边疆治理思想。它不同于以国家主权、边界条约为核心的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思想,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体系。在倡导新型安全观的新世纪里,作为东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仁、义、礼、智、信”,依然具有一定的哲学价值。但是,今天我们回顾古代中国疆国观念的演变,还要警醒,看到“大一统”的不足之处,看到东方文化历史遗产中的糟粕性一面。特别是在新世纪转折前后,周边国家出现了所谓“中国威胁论”,并为之寻找历史文化或理论依据的时候。     

周初"德"字及其观念的产生

“德”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普遍观念很早就已经出现了,人们对于“德”之观念的自觉使用使得“德”字成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概念,“德”的观念亦由此而构成了中国早期精神世界的基本源头,标志着传统礼乐文化的开始。一般认为“德”字始于周初,作为观念形态的“德”的涵义是较为宽泛的,它既代表某种高尚的品格和以此为心理基础的行为,又表示拥有这种品格或行为的人,同时还可以指代不包含价值属性的一般心理状态,甚至还具有了广泛意义上的“礼”的涵义。“德”之观念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自我世界有序化的理性认识和自觉追求,在此基础上,“德”由观念形态逐步上升为规范形态,周代所开创的礼乐文化亦由此而渐次展开。     

18世纪苏禄与中西方的外交互动

18世纪，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发展，苏禄作为南中国海东南部海域的商贸中心，成为欧洲国家商业势力和殖民扩张的竞逐目标。苏禄为发展海洋贸易和维护国家独立，周旋于欧洲商业殖民势力和中国清朝之间。为抵抗西班牙的殖民侵略，苏禄恢复已中断数百年的对中国的朝贡关系，甚至向清朝提出“输诚向化，入附版图”的请求，试图在朝贡体系下寻求清朝的保护。在被清廷明确拒绝以后，苏禄接受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签订商约的要求，与英国人缔结同盟，以提供海上航运便利和出让贸易垄断权为条件，争取军事外交上的援助与支持。苏禄的左右逢源与外交转向，既体现了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的碰撞，也反映出近代早期东西方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的互动。     

略论鲁迅国学研究之文化和个性心态

终鲁迅一生,他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抨击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曾力主“不读中国书”,另一方面则又潜心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并以其甚深的旧学功底,在国学研究方面作出了显而易见的贡献。对此,本文从文化理想和个性心态这两个视角,予以较为系统的探讨。作者认为,鲁迅对于传统学术文化的独特态度,既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同时也与鲁迅的个性性格及学术文化背景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因此,鲁迅的国学研究有着社会文化和个人素质的双重动因与内涵,由此我们也能窥测到中国现代学术和学者的某种精神面貌。     

安藤昌益"人论"中的平等与差别思想

“真气说”和“平等与差别”思想贯穿于安藤昌益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安藤昌益的“人论”思想确实蕴含有“平等”的理念,但其男女观、人身人品观、职业身份观、国家民族观等思想中又潜伏着差别与歧视的观念。安藤昌益的“平等”与近代西方的“平等”是两个完全异质的概念。     

早期中国民权的个人性考析

中国民权概念首先将西方权利观念具体展现在政治法律范畴之中。早期中国民权在主体、内容和目的方面都显示了非个人性,但近代国人对民权的正当性论证却内涵个人性。早期民权是一个并不排斥个人的非个人性概念。民权的双重属性体现了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境的近代国人对权利概念的中国式本体思考。     

中国传统艺术对西方文化现代化的影响——以近代英国为例

由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深受西方的影响,不少人忽略了中国对西方文化现代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助长了"西方文化中心论"和"民族文化虚无论"。在17—19世纪,以英国为代表的近代欧洲受到中国艺术的影响,在园林、绘画、审美方式上出现了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的新趋向,极大地推进了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步伐。但是,受近代中国在中西文化交往格局中所处被动地位与状态的影响,中国学界长期有人轻视传统文化特色及其现代性价值,对传统艺术不免多一些打压、否定,助长了"西方文化中心论"、"传统文化虚无论"。在今天,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学术视野更加开阔,有必要站在更加开放的文化立场上审视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特色及其现代性价值。     

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双重体系建构(英文)

民法体系分为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内在体系的价值取向导引外在体系,而外在体系的各个要素——概念、规范与制度构成内在体系的载体。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现代民法内在体系形成了意思自治、保护弱者、信赖保护与自己责任的基本原则脉络,并渗透到外在体系的概念、规范与制度中。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应结合中国社会基础,遵循民法双重体系的建构。通过定位民法中的“人”,梳理现代民法的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在物权法与债法中的体现,检讨中国民法各个具体部门法的瑕疵,以此推动中国民法典的制定。     

康有为"新仁学"的建构及其历史价值

1 9世纪下半期 ,康有为在今文经学的旗帜下 ,借助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思想 ,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新的诠释 ,构建起以“仁”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 ,把“仁”由传统引向近代。这一思想体系在当时历史背景下 ,具有救亡和启蒙的两重意义 ,它既是为对抗西方文化的侵略 ,保持住儒学在中国的主体地位而开展的一场民族文化救亡运动 ,同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与改造又具有深刻的启蒙意义 ,为儒学由传统走向近代开启了新的路向     

论人文观念的近代科学基础

近代科学革命不仅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基础,而且同样是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深刻理解人文观念的近代科学基础,对于深入认识、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哥白尼革命和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近代科学革命为人的发现建立了必要的理论基础,重新确立了上帝与人的关系,即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近代科学革命使人的本质地位得以提升,即人的理性能力的提高,对人的观念的彻底改变。近代科学革命对于西方社会基本的现代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它力图实现科学与价值的完全统一,以理性为基础,确立了“民主与科学”统一的基本理念。这也是构建现代文明大厦的最重要的基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和”与“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它表现在中国古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民族与民族关系中,体现于传统文化的方面面面。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资源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研究与近代化的学术文化思潮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大量接受新思想。在１８９８—１９０３年间,他发表大量文章,以推进维新以来思想启蒙运动的继续展开。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对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研究介绍,以谋求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日后乃引致文化上以传统学术为主体的近代化思潮。其影响所及至今犹存,如９０年代以来的“国学热”远源,实可溯自梁氏开启的复兴与再造中国文化的未竟之业     

国家─社会关系：变迁与发展的政治动力之谜──政治学理论模式转换及其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意义

本文系统考察了本世纪以来“国家”这一理论概念在西方政治学理论中的兴衰沉浮及其社会历史与学术背景，重点对８０年代后日益兴起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论的基本框架、具代表性的操作实例及其对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意义进行了归纳与分析，并就其对于拓展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视野所可能具有的潜在的学术价值进行了初步的评价，认为与现代西方其他各主要政治理论模式相比，国家一社会关系模式对于考察中国当前的体制改革及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具有更为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值得中国的学者对之作更为深入的研究。     

晚清“经世文编”的知识分类:一种理解西方科学的方式

作为近代经世思潮发展的产物，自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行世以后，晚清社会出现了一股赓续“经世文编”的热潮。“经世文编”成为审视晚清接引西学知识的重要维度，尤其是“文编”学术纲目之衍变，从中学传统的六目过渡到近代科学之门径，显现出中西学术相互纠葛的历史轨迹及西力东侵对传统经世学术造成的巨大冲击。此外，“文编”接引西方科学所形成的对“算学”的看法以及学用分途“重通轻专”等知识分类方式，也展现了“本土”因素对西方知识的接纳所产生的影响，由此可以管窥这一时期士人关于西方科学分类的逻辑，以及对西方科学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