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家庭代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新转向

家庭衰落论曾在家庭代际关系研究中占据主流,认为核心家庭孤立化是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的必然产物。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发展国家不断展现出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多样化,代际团结理论孕育随之产生,认为代际团结仍是现代家庭关系的重要特征,将主要的关注放在代际团结如何可能并发展出测量家庭代际关系的模型。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研究者发现家庭代际关系并非"团结-冲突"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状态,代际关系主体时常处在一种矛盾的心境之中。分析和解释这些矛盾心境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代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新转向。中国正在经历西方理论界关于现代社会家庭代际关系变迁讨论时所面对的许多结构性背景,这种梳理和讨论有助于深入研究转型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     

文化反哺与器物文明的代际传承(英文)

“文化反哺”是理解处在急速变迁时代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一个本土性概念,它在由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所共同引发的变迁维度上理解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颠覆或倒置现象,将急速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现象视为新的文化传承模式。在新兴食品、移动电话和电子计算机三类现代器物的传播与选择过程中,突出表现出代际倾斜、去中心化和数字鸿沟趋势,而在器物文明传承过程中出现的这种代际颠覆现象,是30年改革开放或社会变迁带给中国人的心理体验的一部分,它在精神层面上赋予中国经验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     

《喜福会》中的代际冲突

<喜福会>描述了四对华裔母女不同的人生经历以及母女代际关系.从两代人对代际关系处理方式的不同,透视了中西方代际文化在华裔家庭中的碰撞、冲突与融合.母亲遵循的是中国传统的孝道并以此作为教育女儿的方式,美国化的女儿却试图极力挣脱母亲的管束.在历经了母女代际冲突的阵痛与迷惘、生活的磨难与震动之后,女儿最终在对西方文化与母体文化的对比之中反观母体文化,这使得她们对中国传统代际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     

变迁与延续：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类型学研究

本文结合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研究注重居住安排与功能性交换的传统，从机会结构和功能实现两个维度构建了分析框架，并提出了四种代际关系的潜在类型：紧密型、工具型、独立型和扶持型。对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的潜在类别分析表明，该分析框架有助力于我们理解代际关系的不同形态，并对其发展趋势有更好的认识。鉴于工具型成为主要类型以及独立型和扶持型关系的出现，代际关系呈现变迁的趋势。尽管传统的紧密型关系不占主导，但通过工具性交换或父母的扶持维持着代际的有效联结，赡养和反馈关系得以保留，体现了代际关系的延续。代际关系类型受到子代和亲代社会经济地位的显著影响，体现了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     

《黄河东流去》的创作特色研究

<正>《黄河东流去》是著名作家李準创作的、围绕黄河进行叙事的长篇小说。作品重现了中原地区的黄河儿女遭受苦难,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故事,也表现了他们坚韧不拔、与命运斗争到底的精神。《黄河东流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不仅体现了作者在文化创作领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还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长篇小说领域的审美水平。本文从不同角度对《黄河东流去》的创作特色进行了研究分析。     

农民工的母亲对子女重大决策的影响研究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规模成年子女的加速外流可能会削弱相对弱势的母亲在子代重大决策中的代际影响。文章利用2013年深圳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事务决策中代际影响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母亲对子女的重大事务决策依旧具有重要的影响,但这种代际影响并非家庭实权的体现,而是出于对长者尊严的维护;资源论、代际关系、文化规范论对农民工的母亲的代际影响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存在程度差异,其中代际关系的解释力最强,其次是文化规范中的孝道观念,资源论的解释作用最为微弱。     

地方政府竞争对代际公共品供给的作用机制分析

公共品供给是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中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对象,然而,代际公共品这一涉及到两代或多代人投资与收益关系的公共品,作为公共品的重要组成,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充分的关注.由于存在贬值效应、后代代理人缺位以及明显的代际外部性等特征,无论市场机制还是公共选择过程,都难以避免代际公共品供给的低效率,但代际公共品供给在现实中仍然是广泛存在的,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多代交叠的一般均衡模型通过研究地方政府竞争对代际公共品供给的作用机制,地方政府竞争可以将代际公共品的代际外部性内部化,损益双方各有补偿和付出,提高代际公共品的供给效率,为代际公共品供给提供重要的现实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代际关系的新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代际关系发生了诸多方面的改变:在价值取向上,追求独立、平等与和谐;在亲子互动中,独生子女家庭突出体现了"下一代为重";在代际交换中,父辈抚养付出与子辈赡养回报不平衡加剧:而文化反哺成为亲子传承的新特征.城市化进程中亲子分离和监护缺失、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矛盾,以及现代社会父辈权威减弱,是代际关系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代际交换之正义

代际交换是指老年人、成年人、未成年人之间在物质和精神方面所进行的转换关系。它的基本内容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并表现为由老及少和由少及老两种基本交换形式。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鉴于代际交换呈现出抚养子女的时间延长、养儿防老的观念淡化、子女对父母在精神上有疏远的倾向等新特点,要实现代际交换之正义应坚持代际平等的原则、代际自由的原则、代际合作的原则和代际发展的原则。在这一前提下,实现代际交换正义的基本路径为:在家庭内部积极倡导“自立”的精神,在全社会大力弘扬敬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发展养老保险事业,提高生活服务的社会化程度。如此,确立“有限双向抚养”关系,应是一种比较合理、正义的代际交换关系。     

代际气候正义的陷阱

从气候伦理上看，代内正义是解决代际正义的前提。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和谈判中，不断强调代际气候正义，实际上是要求所有当代人抛开历史责任共同减少排放。这隐藏着发达国家的一个“阴谋”：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无论是代际还是代内，分配正义的核心价值都要求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关照。气候变化产生的利益与损失存在着不平等分配。气候变化的受益者是否有义务向受害者提供补偿或援助，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伦理道德问题。     

论代际沟通与协调

老年一代和青年一代由于成长环境不同,他们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选择、生活方式等方面出现众多差异、隔阂甚至冲突.尽管这种差异和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是代际关系的紧张与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又会破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代际沟通与协调是建立良好代际关系的有效途径,良好的代际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树立代际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沟通理念,建立代际之间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沟通机制,确立代际之间相互宽容与接纳的沟通方法,养成代际之间角色转换、相互学习的沟通习惯是实现代际沟通与协调的有效原则和方法.     

城镇老年人婚姻家庭生活状况的调查与分析——以广东城镇老年人为个案

婚姻家庭生活对老年人晚年幸福十分重要.通过对广东城镇1265位老年人的问卷调查,从居住、代际关系、婚姻状况及老人精神情感等5个方面分析了城镇老年人婚姻家庭生活状况,结果显示多数老人钟情于家庭养老,渴望子女精神关怀,婚姻及家庭生活整体较好但个体差异较大.建议大力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和社区为老组织建设,针对不同类型老人...     

邓一光小说的叙事艺术

以家族生活为叙事主体,讴歌父辈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时表现蒙古族强悍、奔放的草原文化精神,总体上构成了著名蒙古族作家邓一光小说的话语模式.而从叙事艺术上看,邓一光小说广泛融合中外叙事艺术,在继承与发展民族叙事传统方面积累了可贵的经验,同时积极展开浪漫主义的诗意想象,通过风景描写与穿插英雄故事、神话传说等强化抒情色彩,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个性.采取编年叙事、实行紧张情节与日常生活情节的不断转换与将诗歌引入小说,是邓一光小说继承与弘扬中国民族叙事传统的主要内容.而设置晚辈视角、采用倒叙特别是交错叙述、插入书信体样式,体现了邓一光小说对现代叙事艺术的合理借鉴,并有效地推动了民族叙事传统的现代性转换.     

文化认同、历史叙事及其方法

作为人文知识的历史叙事实质上是在言说一种生活意义,以及人们的精神追求、价值观念和生活想象。不同的叙事立场和方法,体现了不同的传统认知和文化认同态度。合理的历史叙事,应取道于文化认同与同情式的理解立场,力求揭示文化的精神意蕴。     

农民工返乡的代际差异及生成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N村的实证分析

以生命历程理论为视角,通过对两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目标和适应性的比较,发现农民工返乡的代际差异主要体现为由收入本位向家庭本位、由回归乡土向扎根城市、由追求幸福向身份诉求的转变,这种差异源自于宏观制度结构、家庭生命周期、文化代际传递等因素的影响,其背后折射出不同代际农民工对于物质生活和主体价值的差异诉求,对于国家制定更加合理的鼓励农民工返乡的政策措施,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新农保、宗族网络与农村家庭代际转移

在传统养老方式日益弱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面覆盖的背景下,本文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为基础,探讨了正式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传统宗族养老文化对农村家庭代际转移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新农保制度覆盖初期,农村老人参保对代际转移具有挤入效果,随着政策的深入开展,新农保制度对代际转移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而宗族网络对家庭代际转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宗族为载体的传统养老文化依然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农保制度的效果.     

论人口老龄化与代际关系变动

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进程使得代际关系受到冲击:代际支持的社会化程度加深,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代际同住模式弱化,代际倾斜或重心下移,传统的反馈模式受到挑战。     

“单方索取”还是“相互需要”——代际同住中的需求组合与亲子选择

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数据,本文深入挖掘老年人与成年子女的同住需求组合类型,并分析其中子女的性别和排行两个维度的同住机制。研究发现,在中国,代际互惠的合作型同住占据首要地位,代际重心下移和浓厚的互惠色彩是当今代际同住的主流, 城乡之间代际互惠的逻辑存在差异。从代际同住机制看,特别是在农村,儿子依旧是同住选择偏好的对象,但女儿在代际同住中更有可能承担赡养的责任;农村地区排行靠后的子女在代际同住中更有可能得到父母的帮扶,也更有可能承担赡养的责任。     

劳动力非永续性转移的经济成因及其创新路径

遵循本文提出的城市生活能力分析框架，在转移成本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劳动力的即期城市生活能力不断增强，但在可持续性工资收入瓶颈、城市生活成本过高等成本收益的双重约束下，劳动力的长期城市生活能力很低，由此形成了当前中国特殊的“两栖”劳动力转移形式，但这显然不是中国劳动力转移的理想模式。为此，本文提出，劳动力的代际转移是一种可行的次优路径。当代劳动力“两栖”转移的长远意义在于，为其子女的代际转移提供非人力财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多维的原始动力。同时，必须为代际转移的顺利实现辅以必要的政策支持，当务之急是为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率先市民化提供一揽子的政策举措。     

冲突与认同：全球化背景下的代际关系

代是一种生物学事实,也是一种社会事实。作为社会事实的“代”或“代际关系”所以会成为问题,和社会学一样,与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出现有关——或者干脆说,代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现代性问题。进一步,20世纪代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一样是现代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体制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全球化的结果。文章通过对近代以来代问题的出现与加剧的探讨,指出代沟的出现或代际认同的消解,本身就是现代性或全球化的产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