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的张力与诉求——马歇尔公民资格理论及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1949年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提出了公民资格理论,认为公民资格权利由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构成,并详细描述了英国公民资格的发展历程,认为英国公民权利的发展呈现了线性发展的特征,“公民权利变成了集体谈判的基础,政治权利促进了公众舆论和国民意识,从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使用增强了争取社会权利的压力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公民资格权利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改革开放前,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合,社会各领域都受到政治国家的支配,公民资格权利难有实质性进展.改革开放后公民资格的三种权利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和进步.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借鉴马歇尔的公民资格理论,在差异化的市场过程中,不断通过多元化的努力寻求公民资格平等的价值主张,是我们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不竭动力.     

对跨代共同体学说的几点质疑——以否定“后代人权利”为视角

从柏克关于跨代共同体的论述中诠释出"后代人权利"实际上违反了柏克本人的思想。跨代共同体不仅是一种虚构的想象,而且其成立的前提与其所追求的环境保护目的是相矛盾的。从"跨代共同体"到"后代人权利"只能是从一种虚构走向另一种虚构。     

政治发展还是“政治退却”——新中国政治发展战略退却思问

政治发展是不同类型国家都面临的问题。我国政治发展目标是人民民主。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成就相比,中国政治发展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上都存在一定滞后性,这需要从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中进行反思。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战略进攻”相比较,用“政治发展战略退却”来描述当今更为合适。政治战略进攻,脱离了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和国情,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罗曼蒂克式的政治发展;从浪漫主义的政治发展经过改革、退却到不合格的不完全的社会主义政治,是一种趋向于现实主义的政治发展;从多元政治主体关系中谋求以社会主义政治为主导和定向的政治变迁,是一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和合主义的中国式的政治发展战略。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the substantive elements of democracy

The most widely used understandings of the concept of democracy – normative, procedural and institutional – focus on its methods and approach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democracy needs also to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its substantive implications. Democratic rights include not only the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ssociated with liberal democracy, but als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promoted in industrially developed countries. Liberal principles promote democra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rights have developed, not just through state action, but through the independent establishment of solidarities facilitated by the exercise of democratic rights. Every established democracy has a system of social welfare provision. This is not coincidental.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tection are intimately linked.     

The World Imp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Road＂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中国建国60年来和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世界热衷于讨论是否存在某种“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模式”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二是发展道路的可输出性和可效仿性。从前一层含义上来看,中国的发展的确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中国模式。中国发展道路是在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在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下而实现的,其本质就是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拒绝资本的扩张和奴役。全球化伴随着全球资本力量的无限膨胀,世界政治、经济都沦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奴役之下,中国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显示出其独特性。同时,中国也不会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通过对和谐、平等和多样性的追求,中国道路的成功将改变现有国际规则和全球发展观念。中国道路在全球化时代中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现代大学制度下的学生权力及其实现路径

现代大学制度之下,学生权力是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是制衡其他权力形式、保持大学民主和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现路径主要包括参与大学管理、学生组织自治、自主选择学业以及学生评教等。中国大学学生权力缺失的根本原因还是在“行政化”,应该制定大学章程,规范大学内外部权力关系并明确学生权力的地位,加强大学生组织建设并赋予其自治权,以及进一步推进教学管理制度改革、赋予学生自主选择和评价权以保证学生权力的实现。     

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与当代中国的全球发展路径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为“全球化”这一术语不被滥用提供了学理依据。“全球化”这一很不规范的普遍流行的术语所涵盖的许多事实,都是对“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一种认定,但它并不能引导人们去认识这一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世界历史的结构性变化。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相继形成了“国际社会”和“全球社会”,从而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这两者在其主体结构、利益结构、发展目标和原则、发展特点、格局结构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但又是互相联系、相互渗透的。基于对“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批判,以及对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状态和趋势的科学分析,由此提出的世界历史“双重结构”理论,既是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全面地运用于全球化及其发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在当代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同时也将会为我们正确探索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在全球中的发展路径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支撑。     

以权利看待公平——于建嵘对话联合国驻华机构特聘专家及官员

贫富差距的加大,其根源在于社会机会的不公平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要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必须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制度,使社会权利朝着均等化方向发展,并通过完善民主制度来提供改变政策的可能性,防范不合理的政府和最坏的结果。     

西方国家民意表达的社会化机制研究

西方社会,除了建立起民意表达的国家机制以外,还拥有较完备的民意表达社会化机制。在工具层面,社会化表达机制作为一个结构化体系,涵盖了民意机构表达、大众传媒与出版表达、利益集团与自愿组织表达、街头民主表达以及理论学术表达等多样化的诉愿形式。当今西方社会化机制维度上的民意表达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特别值得我们关注,更需要我们放眼世界而寻求经验,以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Farewell to the Cold War”： the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normalizing its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从中国与冷战关系的角度看,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反映了中国对外政策逐步摆脱冷战时期形成的战略思维框架,以及中国决策层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和丰富起来的外交新理念。建国初期,中国领导人选择的发展战略是追随苏联的模式,对外政策则选择了“一边倒”与苏联结盟。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动荡与波折,中国领导人终于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选择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这标志着自195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政策终于又一次实现了根本性的协调,其结果就是“告别冷战”。     

SPECIAL ISSU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BEAUTIFUL CHINA Roadmap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Rule of Law in China

十八大报告在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理政总体方略的同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勾画了中国生态法治建设的路线图。其目标是确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生态环境法治系统,任务是将生态理性纳入法治运行轨道,路径是健全和完善生态法治的制度与体制机制。     

北洋政府时期的查禁文学与文学发展空间

北洋政府时期查禁文学（包括艺术）的事件,从档案资料和有关报刊资料记载中发现的重大案例有14起。被查禁的文学艺术作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所谓＂不良小说＂,包括＂宗旨乖谬＂和＂词义淫邪＂者;另一类是所谓＂思想偏激＂的作品。北洋政府时期查禁文学的意图和目的主要是所谓＂通俗教育＂,即针对一般民众的社会道德风俗教育,其中也有抑制新思想新观念的企图,但那一时期政治没有把文学完全当作工具的意图,政治对文学没有进行奴役的打算,政治对文学的介入不是十分急迫,加之北洋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相对松弛,对文学和文化没有完全控制,因而在客观上形成了20世纪初期文学自由发展的较大空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机制及我国的考量

即使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利益至上仍然是无可厚非的。中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在维护公约精神、履行公约义务的同时,理应享拥公约赋予的权利——国家利益,并得到公约的强力保障。然而,作为折衷产物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30年的实施过程中,虽建立起了一套新的海洋法律秩序,但“软法”的迹象显现。就我国岛屿争端的现实来看,公约在争端解决上少有效用,我国的海洋权益屡次被声索国恶意利用公约之名侵占。本文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机制,对我国保留公约缔约国身份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结论是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共存,如果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进一步突出,退出公约,可望争取更广大的处理空间。     

社会管理视角下的民众诉求渠道疏导机制探析——以“万警进社区”和“义马模式”为例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群体利益分化日益显著,民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同时,民众表达自身诉求的能力也有所提升,但是我国尚缺少合理的、畅通的、制度化的诉求渠道,社会管理者的服务意识和工作理念也有待提高。因此,本文主要从对郑州市"万警进社区"活动及信访工作的"义马模式"的分析出发,表明完善民众诉求渠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在理清民众诉求渠道与社会管理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健全民众诉求渠道的可行的路径,主要包括坚持贴近群众原则、引入社会工作方法、培育社会组织,以及重视专家学者的作用等。     

关于动物尊严的伦理争议

尊严已成为生命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新词汇.西方传统思想上对尊严的理解,因强调人与动物之间存在鸿沟、凸显人的独特地位和价值,使“人的尊严”概念盛行.但在当代动物解放运动中,“人的尊严”受到了质疑,引发了关于动物是否也有尊严的伦理争议.支持者将尊严的载体扩及动物,一种主张动物尊严独立于人的尊严;另一种则主张动物可以分享人的尊严.有感受能力的动物具有完全的道德价值,应当像对待其他人类存在者那样同等地对待动物.虽然动物和人均具有感受能力,但两者属于不同的物种,拥有不同的存在方式,动物无法享有与人相同的道德地位和尊严.从否定物种差别的利益平等考虑原则来论证动物尊严是失败的.     

道德传统与现代性——中国现代语境中的道德文化问题(英文)

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文化语境,本文重新反省了近代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道德文化传统的蝉脱与嬗变,以及隐含在这一脱变过程中的中国现代性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推导并论证了这样一个基本学术判断:即近世中国企图脱出传统道德文化的自由与保守之两分,表明了"传统之后"的中国道德文化陷入了摆脱传统与持守传统的两难纠结,而最终的结果看似已然超乎"传统之外",实则仍然在"传统之中",只不过社会主义新道德以革命性变革的方式,在近代百年的"诸神论战"中脱颖而出,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道德文化。然而,她并非超脱于"传统之外"的纯粹异物,而是且只能是中国道德文化传统和中国现代性的新的延展,仍然是漫长、深厚、连贯的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的"变体链"。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特征

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不断实现"人民主权"的过程,这一理念不仅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也是贯穿这一过程的主要线索。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以政治发展的基础性、连续性、重点性三个特征为主要内容,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素质,健全和完善监督方面的法律和制度,扩大选举的广度和深度,以此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     

重构政府价值与制度——实现中国梦的制度逻辑反思

中国目前基本的制度框架包括三个层次：宪法层次、法律层次、行政法规和规章层次。从制度本身的性质来说,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政治行政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相始终的渐进过程,但在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制度性问题,特别是社会转轨时期容易产生的＂制度漏洞＂问题则亟待通过制度安排认真解决。中国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必须依据宪法和社会发展现状有计划、有步骤和渐进式地进行。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基本上分为三个层面：价值理念、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是建立＂人民政府模式＂,强调＂规模适度化政府＂,这是由中国社会现实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是提高政府效率的基本因素。我国社会主义公共机构的民主化制度建设将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     

出租车司机劳动权保障的问题与对策——以南京市出租车“公车公营”为例

2005年南京市实行出租车“公车公营”体制,希望一揽子解决出租车行业的顽疾,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但一些深层的矛盾并未解决,如司机收入下降、劳动时间延长等劳动权的保障问题,混淆劳动合同与承包合同以及出现了“阴阳合同”的问题,出租车公司利润下降、管理难以到位的问题等等。需要从体制上对此加以变革,引进市场竞争机制,依法规范合同,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界定和平衡各方权益,以实现对出租车司机这一特殊劳动者群体的权益保护。     

气候变化与人权：何种温室气体排放权

气候变化会对基本人权,如生命权、健康权、食物权、住房权、财产权、文化权、迁移定居权、安全权等,造成许多严重的伤害。可从生存排放权、人均排放权和发展排放权三个方面对温室气体排放权进行分析与考查。在保护人民的气候权利方面,国家和政府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在当前的背景下,提出气候权利问题的直接目的就是保护发展中国家与弱势群体的利益,并促使发达国家和富人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