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中的古典情怀

中国现代文学是"新"文体与"旧"文体共同创造的,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旧"体诗词创作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不免削弱了现代文学的"现代"内涵.本文以在20世纪旧体诗词中享有很高声望的詹安泰的<鹪鹩巢诗>和<无庵词>为研究个案,通过对其内容和艺术的分析,揭示其与现代文学同步但又表现出来的不同特色.     

"十七年"文学的再反思——兼与王彬彬、吴义勤先生商榷

王彬彬先生的<<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和吴义勤先生的<在历史与审美之间——重读<红旗谱>>,这两篇文章对<红旗谱>的不同评价,实质上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十七年"文学?作者认为意识形态的介入确实影响作品的艺术性,也加速了"十七年"文学的传播,促使<红旗谱>等作品成为"红色经典".而文学史一再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深度的现实关切和完美的艺术性结合的典范.     

新文学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革新”

本文目光关注见证"<小说月报>革新"事件的接受群体--"新文学阅读圈"中新文学读者,以其在革新最初几年的12-14卷<小说月报>"通信"栏中与编者的对话,得出<小说月报>"读"与"编"之间一种类似"我们"与"先生"的关系.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的形象及刊物自身形象定位及其背后的原因;置于新文学读者的关注之下的<小说月报>在新旧文学观念上的纠缠反复均成为<小说月报>办刊方向调整中的须加考虑的潜在背景.     

"古史辨"派与20世纪的《春秋》性质研究

孔子所作<春秋>是一部蕴涵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20世纪初期,"古史辨"派在学术界发起并主导了一场关于<春秋>性质问题的讨论.在当时社会反封建思潮的鼓动下,"古史辨"派继承并发挥了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怀疑精神和古文经学家的"六经皆史"说,得出"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为史学著作"等错误结论."古史辨"派的<春秋>性质研究对整个20世纪的<春秋>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也制约了此间经学史、史学史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     

被尊为“经”乃《诗经》之幸

<诗经>被尊为"经",当代学人多认为是<诗>的不幸.其实,<诗经>之被尊为"经",凭借其崇高的政治地位,影响社会,影响文学,对<诗经>的传播与影响来说,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好处提高了它的诗学价值和地位;把"中国诗学"融入我们的民族精神,形成民族传统,铸造了中华民族勤劳、朴实、温柔敦厚的民族性格;抒情诗歌成为我国文学的主要样式;奠定了民间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艺文志》之"文"正名

传统理解把<艺文志>的"艺文"看成联合结构,即"艺"乃"六艺"、"文"乃"诗赋(或文学)","艺"文"并称;实际上,"艺文"乃偏正结构,为"艺之文",即<艺文志>所列诸类,均是六经的文本体现或反映之意.这种说法可以通过<艺文志>文本及当时人对"艺文"一词的运用方面得到证明.传统的误读导致了人们对<艺文志>某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评《阿洛日记》和《红楼三钗之谜》对文学原著的续写

对著名文学作品拙劣的续作和改写,都凸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寄生文本"对"寄主"的承认和依赖.<阿洛日记>对<洛丽塔>的改写及<红楼三钗之谜>对<红楼梦>的续作,不仅是对著作原创权的觊觎和侵犯,也是对原作者的入侵和破坏,最终是对所有读者的一种蔑视和侵犯.     

国内“文革文学”研究十年综述

"文革文学"研究自潘凯雄、贺绍俊在<钟山>1989年第2期发表第一篇研究论文<文革文学一段值得重新研究的文学史>以来,对1966-1976年的文学研究,在学理层面上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可喜收获.有众多专著出版,多篇学术论文发表.无论是总体研究、文学思潮研究,还是作家研究、诗歌研究、小说研究、戏剧研究、民间文化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绩.对"文革"期间的样板戏、"潜在写作"和"文革文学"的文学性、现代性以及与"五四"文学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逐渐引起学界争鸣.     

论《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国经济法制创新与挑战

2004年1月1日实施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表明中国经济法制在"一国两制"政治架构下开始了创新性实践.一方面,<安排>的立法目的与我国现有经济法制明显不同,凸显中央政府处理"两岸三地"问题的政治考量;另一方面,<安排>超出现有法律分类,具有鲜明的法律特征.<安排>的实施与发展对我国经济法律实践提出了挑战由于其具有潜在的广泛影响力,内地众多政府部门必须克尽职守,履行好监督管理职能,确保兴利除弊,实现<安排>的立法目标;发展<安排>则需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浪漫诗人的"现代"诉求--论"新月"诗派的现代主义艺术实践

"新月"诗人也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重要实践者.他们的现代诗实践,在追求艺术规范的闻一多的<死水>集有所表现,如它所包含的现代诗的精神的经验;在以诗歌体制实验著称的朱湘<石门集>中,也有重要的反映,<石门集>中甚至出现了典型的现代诗.这两个"新月"派的经典诗集的现代主义诗歌实践,反映了浪漫的"新月"诗人现代主义诗歌艺术实践的重要品质.     

家谱的地方性特色及价值

家谱文献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从家谱的起源、地方性特色、收藏、整理及价值的角度,对家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与分析,提出了作者的一些见解,认为家谱在当代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古代人物的研究、封建时代宗族制度的研究、移民问题的研究及增强海外华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     

华侨谱牒的档案价值

本文在阐明华侨谱牒的档案性质和特点的基础上 ,着重从档案功能的角度阐述了华侨谱牒对侨史研究的历史凭证价值及文化传媒价值 ,提出 ,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要加强华侨华人档案的立法建设 ,更好地开发、利用华侨人文档案信息资源     

《安丘曹氏族谱》的史料和社会学价值

《安丘曹氏族谱》中保存了大量的明清两朝的敕诰,以及当时许多重要人物撰写的行状、墓志等传记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研究康熙时期贵州巡抚曹申吉和清初三大词人之一的曹贞吉,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证据。同时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联宗通谱这一社会学现象,以及明清两朝人口发展、迁徙和人口平均寿命,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民法学体系化思维模式的谱系

古罗马的民法学体系化思维模式是"对象分类式的体系化思维",以作为经验对象的"人"、"物"、"诉讼"等为逻辑基点组织民法知识与原理并使之体系化.在近代理性法思潮以及科学方法的影响下,民法学上出现了"要素分析式的体系化思维",把权利分解为若干要素并以之为逻辑基点构筑民法学的理论体系.这种思维模式至今依然在民法学中处于主导地位,但需要在某些方面对其予以调适.     

《荻溪章氏家乘》初探(三题)

湖州荻溪(即今菱湖荻港)章氏,系明代播迁来湖的会稽章氏的支脉,自清代至民国,曾四修家谱.文章对这些家谱及修撰作简要探寻钩稽,从中可略见荻溪章氏从家庭寒微、人丁萧条到逐渐兴旺的过程.近代以来,通过经商、游幕、投军或远仕、留学,荻溪章氏走出家乡,开创新的基业,不少人取得较显著成就,在海外留下足迹者亦渐增多.但无论离乡数代还是远在万里,他们都始终牢记祖籍,不忘寻根.     

北朝宗族谱牒述论

与南朝相比,北朝谱牒非常发达。北朝谱牒既是政府选官的重要依据,又是门第婚姻的凭据,同时它还具有收族作用。中古谱牒所记世系比宋元家谱要远,但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并不是维修原则,而是是否与政府选官相关。     

秉笔直书的生命叩问——写实型动物叙事的资源谱系探究

新世纪以来的当代小说创作中，“动物叙事”作品占据了一个颇为主要的话语空间，并逐渐呈现出了类型化的表征与趋势。那么，对这一叙事类型的细分与深究，无疑具备很深的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面对着当下日益严峻的生态状况，动物叙事诸文本作出了有效的回应与合理的阐释，并逐步显现出了写实性的叙事特征，这里，姑且把该种叙事类型称之为写实型动物叙事，对其命名合理性进行确证，对其悠久而完备的资源谱系进行探询，可以见其在当代所面临的新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所昭示出的不可预见的美好未来。     

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

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出现于波兰尼的后批判哲学语境中。到60年代,在麦克弗森的后自由主义的民主展望中,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获得了后继性使用。70年代初期,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理论背景下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进行了初步的描述。70年代后期,东欧国家以科拉柯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新马克思主义者纷纷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80年代初,阿兰·图雷纳从社会运动和行为理论的视域着力构筑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而琼·柯亨则通过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的批判性解读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构想。这充分表明,在1985年拉克劳与莫菲宣称自己的理论规划属于后马克思主义之前,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早已在西方学术界的一定范围内使用和流传了。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在不同的理论论域中自有其复杂的"经验史",而后马克思主义话语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缓慢沉积过程。尽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各种运用在政治情境性及学术范围上不尽相同,其表义上也有诸多差异,然而,但作为一个共同的指符,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在光怪陆离的运用中,毕竟有着一定的意义关联和某种共同指向;在营造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氛围及形成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城方面,这些运用和理论阐发自有其独特的话语价值。     

试论地方医学院校学术谱系研究

学术谱系是学术大师的＂家谱＂,反映该群体主要成员的学缘关系和传承关系。学术谱系研究将有助于探究学科发展规律,提炼学科文化传统,促进学科可持续发展。文章通过国内外对学术谱系研究现状的分析,提出了以地方医学院校重点学科为研究对象,从师承关系入手,梳理学术传承基本脉络的设想。     

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下)

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出现于波兰尼的后批判哲学语境中。到60年代,在麦克弗森的后自由主义的民主展望中,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获得了后继性使用。70年代初期,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理论背景下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进行了初步的描述。70年代后期,东欧国家以科拉柯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新马克思主义者纷纷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80年代初,阿兰·图雷纳从社会运动和行为理论的视域着力构筑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而琼·柯亨则通过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的批判性解读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构想。这充分表明,在1985年拉克劳与莫菲宣称自己的理论规划属于后马克思主义之前,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早已在西方学术界的一定范围内使用和流传了。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在不同的理论论域中自有其复杂的“经验史”,而后马克思主义话话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缓慢沉积过程。尽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各种运用在政治情境性及学术范围上不尽相同,其表义上也有诸多差异,然而,作为一个共同的指符,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在光怪陆离的运用中,毕竟有着一定的意义关联和某种共同指向;在营造后马克恩主义的学术氛围及形成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方面,这些运用和理论阐发自有其独特的话语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