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公民与一个生态世界的格局

生态公民是生态主义之环境哲学的践行者。生态公民是着眼于创建更加公正合理的生态社会制度的主流人群,是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的有序力量。从环境伦理观的意义上分析,生态公民主张作为道德共识产物的环境人权。环境人权是以集体权利为主体的第三代人权的体现。生态公民的价值立场,是建基于对生态与公民这两个概念的准确理解。从生态的层面而言,生态公民所秉持的价值立场是基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及对自然的冷静观察而成就的,它是立足于生态安全之上的生态美好。从公民的层面而言,生态公民的价值立场继承了公民意识的优良传统,也体现为对生态公民资格理念的深入挖掘。在生态与公民融合的层面上,生态公民的价值立场既是现代社会公民意识与自然意识的契合,又是以主客交融的方式达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并存。在民族国家的界域内,在立足于本国环境现状的基础上,生态公民是本国生态安全的重要行动者;面对一个生态世界格局的生态公民其外在表现为具有生态创意、生态乐趣与生态活力的积极影响社会的人群。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生态公民是地球环境治理的主体,是追求生态世界一致性的公民。     

中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视阈

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高级形态,生态文明是中国积极应对生态环境问题提出的发展目标,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颖状态,其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源于积极向上的公民意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理论分析,并结合我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现实情况,针对如何提高我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提出相应的措施。     

现代公民内涵的政治学解读及其培育途径

现代公民具有丰富的理论意蕴。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主要是具有公共精神和参与意识,具有平等意识、自主意识和法律意识。应该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健全民主制度,振兴教育特别是公民教育等途径塑造良好的、合格的公民。     

传媒、公民环境权、生态公民与环境NGO

［摘要］“环境公民社会”的发展，需要传媒构建、拓展环境“公共领域”，促进环境议题的“公民赋权”，用“媒体理性”引导公众环境运动的“理性参与”；需要在法律上明确界定公民环境权，实现“公民环境权”由道德“应有权利” 向“法定权利”、“实有权利”的飞跃；需要普通公民向“生态公民”蜕变，需要环境NGO积极承担吸引民众环境参与和培育“生态公民”的重任，实现普通民众与精英知识分子在“环境公民社会”中的深度融合。     

论科学发展观视阈中生态人格的培育

我国经济快速成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培育公民的生态人格。培育公民生态人格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行政府生态责任运行机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提高企业、农民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责任;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生态人格培育中的作用,形成生态人格培育的合力。     

生态文明视野下生态公民养成机制研究

在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公民的主体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生态公民的养成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机制.生态公民的养成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只有通过整合教育资源,强化生态环境意识,奠定生态文化基础;完善法律政策,明确公民权利义务,提供生态法制保障;降低参与成本,健全生态评价体系,疏通生态参与渠道等诸多方面的支持,才能促进生态公民的养成和生态公民社会的形成.     

生态文明视域下公民的生态责任建设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战略构想以来,中央积极部署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拥护和响应。对于如何贯彻落实中央的生态建设方针,实现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合理保护和利用,一个关键性的要素就是要提升社会公民的生态文明建设自觉,并上升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通过对当下中国公民生态文明建设践行情况的分析,得出我国公民存在着责任认知不足、履责能力不强以及生态行为失序等诸多责任缺失问题的结论,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为此,提出在理念层面、行为层面、立法层面以及制度层面等四个维度加强公民生态责任建设,这对于构建生态型的"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公民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

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增多表明,既有的环境决策模式受到了公民参与的挑战。但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环境决策遇到障碍：一是公民无法及时获取环境决策的相关信息;二是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渠道不畅通;三是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组织基础薄弱;四是公民参与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府环境决策有助于提升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有效性,甚至合法性。其路径有四：一是扩大环境信息公开;二是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协商合作治理机制,加强公民参与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三是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培育公民参与意识;四是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     

自然与生态公民的理念

自然在其本义上是指人类未经干预的状态,是世界由以构成的基质。人类对于自然的领悟,关键在于脱离简单生存论的层面,而能进入一个触及自然之本质的实体论的层面。在保持与自然律相一致的行为方式上,生态公民是积极尊重自然律并忠实履行自然律的公民。生态公民标志着自然性与公民主体性的觉醒。生态公民既是一个群体,又是一种观念。作为群体的生态公民,它是全球化浪潮下环境保护运动的主体人群;作为观念的生态公民,它是体现尊重自然与关怀自然的新型价值观。人与自然的一体化,是生态公民的基本观念。毕竟人源生于自然,身处于自然,这既是原初的状况,是过程的开端,也是最真实的写照。因此只有理解了自然,才能认识生态公民自己的本真存在。     

论生态文化的培育主体

生态文化的培育主体包括国家、社会和公民.国家是生态文化培育的主导性主体,主要为生态文化培育提供方向性框架、规范和制度保障以及经费支撑.社会作为集聚性整体,是生态文化培育主体中的主体,企事业单位、社区、民间环保组织等社会单位在培育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彼此互为补充,协同培育,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与生态文化的统一.公民是生态文化培育最基本的主体,公民实践是生态文化的源头活水,一方面公民实践是生态文化培育的"最后一公里",国家主导和社会培育最终要落实到公民实践;另一方面公民实践不断提炼和丰富生态文化的内容.公民培育生态文化的主要途径是对绿色消费、绿色生活的选择,公共讨论和环境维权等,其最终结果是从个人的生态到一切人的生态.     

公民身份:内涵及其扩展

公民身份是当代多学科研究的焦点,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还是一个内涵不断发展的概念。尽管对公民身份的认识存在差异,但差异主要局限在公民地位、权利、义务等外部特征,公民身份的内在属性——"公民性"没有变化。当代公民身份出现了许多新的形态,诸如女性公民身份、亲密公民身份、文化公民身份、生态公民身份等,这些形态的公民身份形态拓展了公民的外延,使之从主流群体拓展到非主流群体,从公共领域拓展到私人领域,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拓展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出现这些拓展,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追求公民的平等和自由,所以,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公民身份的内涵,只是在外延上进行了拓展,在内涵上进行了补充。     

群体服务环境下服务交互质量对顾客公民行为的影响

在服务价值共创背景下,服务环境中的顾客公民行为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已有研究已经揭示了顾客公民行为在服务活动和服务管理中的重要性,然而,其中大多基于实体产品营销中的顾客满意来解释顾客公民行为的来源,或者从服务营销中的关系质量来研究顾客公民行为,很少从服务交互质量的视角来研究群体服务环境下顾客公民行为的前置影响因素和机制。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文章考查了群体服务环境下不同类型的服务交互质量(人际交互和环境交互)与顾客体验和公民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 提出并检验了两种服务交互质量类型通过顾客体验质量影响顾客公民行为的理论模型。研究以具有群体参与和交互行为的游乐场所(包括各种大中型文化主题乐园、室内游乐场、影剧院、轰趴馆等)服务为背景,采用现场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来自24家不同品牌的大众游乐服务机构的314名成人顾客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其一,群体服务环境下人际交互质量和环境交互质量对顾客体验质量和公民行为都具有正向影响,但较之环境交互质量,人际交互质量的影响更大。先前研究并没有区分研究人际交互和环境交互质量影响的差异性,并对具体效应差异予以解释。文章的研究及其结果是对以前服务交互质量影响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同时,此研究结论给那些为了降低人工成本而日益减少一线服务员工和服务接触的企业提出了现实的考问。其二,提出并检验了两种类型服务交互质量通过顾客体验质量来影响顾客公民行为的路径,验证了顾客体验质量在人际交互和环境交互质量对顾客公民行为意向的影响中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有利于丰富服务业顾客公民行为的路径和机制研究。其三,将顾客—企业认同作为一种个体心理特征变量纳入研究模型,提出并证实顾客企业认同感在顾客体验质量对顾客公民行为的影响中具有补充性调节作用。这是以往文献研究不曾注意到的,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服务交互环境下顾客公民行为的形成和变化的情境因素。文章对于发掘群体服务背景下顾客公民行为新的前置因素和路径提供了新的见解,对服务企业借助服务交互质量来促进顾客公民行为提供了有意义的管理启示。     

西方公民身份的历史演进与当代拓展

公民身份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公民身份理论逐渐呈现出两条主要的支脉:源于古希腊的道德型公民身份和以近代资产阶级思想为基础的权利型公民身份.权利型公民身份在现代社会已经显露出主流之势.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主流公民身份固有的理论局限使资本主义国家许多领域的发展陷入一个个的困境之中.拓展公民身份以摆脱困境,已经成为西方公民身份发展的基本趋向和现实目标.     

主体性因素与农民的市民化--关于农民市民化的调研

农民市民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然而在农民的市民化过程中,他们除了受到外在的体制环境的影响以外,还同样地受到自身主体性因素的制约。充分了解和把握这些影响农民市民化的主体性因素,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并努力清除这些主体性障碍因素,有利于推进我国的农民市民化进程。     

解读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理路——从消极到积极的个人本位

自由主义公民身份随着历史的推进,其内涵不断变迁,但其内核依然是个体本位。古典自由主义时期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表现为个人自由最大化,是一种消极意义身份。现代自由主义时期,自由主义公民身份呈现出积极的一面,除了强调基本的公民权利外,更关护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罗尔斯以来的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强调自主的个体在能力上的平等,尤其是公民积极参与社会合作的能力。     

从村民自治中透视转型期中国农村的公民权建设——以定县村民自治的权利调查为基础

本文采用在定县农村进行问卷调查取得实证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从法社会学的视角对村民自治中农村公民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之间的落差及对中国农村的公民权建设的剖析,揭示中国农村公民权的现状与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探索中国未来农村公民权建设的模式与方案。     

公民权的疆界

文章将citizenship译为“公民权”,着重讨论其疆界问题。公民权是相互性的主体间性概念。它涉及到公民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的问题。公民权在本质上是排斥性概念,只不过这种排斥有着一种包容性概念的团结幻象。这种包容幻象通过权利义务配置和身份认同的构建,将原本被排斥的人群包容进社会体系之中,加强了社会团结。这是公民权的进步史,也是其辩证法。     

香港公民教育述论

本文分析了香港公民教育的历史进程、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评述迈向21世纪的香港公民教育应放眼培养广义的公民，并着重就广义的公民教育内容进行论述。     

我国公民身份与低保制度问题研究

公民身份理论以平等和公平为价值取向,侧重于对社会权利的论证,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很有意义。文章以公民身份为理论切入点,首先剖析了公民身份的发展渊源及内涵,指出公民身份对低保制度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现行低保制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阐述了其中公民身份缺失的表现及影响,提出应该围绕价值取向、制度建设以及政治参与等三个方面对低保制度进行完善。     

从环境公民到海洋公民——海洋环境保护的个体责任研究

我国环境治理行动一般是自上而下由政策驱动,需要通过拓宽社会力量自主参与的途径和方式来提升个体责任的水平。环境公民理论解决了环境治理与个体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海洋环境治理领域,环境治理的个体责任问题主要与海洋公民这一概念相关联。海洋公民的概念既根植于当前海洋开发、保护和治理的实践活动,也直接脱胎于环境公民的理论研究。海洋公民与环境公民概念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实在论基础上和论证逻辑上的同一性。当前,海洋开发、保护与治理过程亟须大力培育海洋公民和规范海洋公民行为,这种培育和规范行为一方面从个体行为着手,另一方面从公民行为环境、海洋立法与决策过程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