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进士”辩

方苞是桐城派创始人。史书多称方苞为进士 ,实则方苞未成真正意义上的进士。但这丝毫不影响对他的评价。     

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吗?——"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一

有学者认为: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是桐城派与“汉学”交恶的肇始者。针对这一论断,提出:汉宋学之争的框架不适合于方苞,方苞没有也不可能反对“汉学”。方苞的学术思想是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背景下形成的,他深受“实学”思潮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表现于方苞前期的学术取向,也表现于他对程朱理学的选择,即重在程朱理学的经世方面,而不是本体论方面;从方苞最为致力的礼学研究中也不难看出“实学”思潮的影响,他的礼学思想从渊源上可以说是与“汉学”同源的,他的“理寓于礼”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还为“汉学”家“以礼代理”思想的形成开拓了道路。     

方苞《狱中杂记》写作目的辩

《狱中杂记》是我国清代著名的文学家方苞根据他在刑部狱中的见闻所写的一篇优秀散文,由于方苞是桐城学派的创始人,对清代文学有较大的影响,《狱中杂记》又是他的名作,因而自它五十年代被选入我国高中语文教材以来,教育部及各地编的语文教学参考书评价甚高,大都把它的主题归纳为:作者通过他在刑部狱中耳闻目睹的具体事实,愤怒控诉了所     

方苞“进士”身份考辨──兼析清代“进士”一名的不同含义

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清安徽桐城人。他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散文大家，为“桐城派”的开山祖师。关于方苞的科名出身，清代的有关文献多谓其为康熙年间“进士”。如清·钱仪吉《碑传集》卷二五雷《方望溪先生苞行状》云；己卯（康熙三十八年）举乡试第一，丙戌（康熙四十五年）成进士，榜未发，闻太夫人病疾，遽驰归。清苏停元《方苞年谱》（《方苞集》附）云：（康熙）四十五年，先生年三十九岁。……应礼部试，成进士第四名。……届殿试，朝论翁然，推为第一人，而先生闻母疾，进归。李文贞公（光地）驰便留之不得。…     

听古人说防错

正避免犯错是每个人对自己的基本要求。想防错,就要知道出错的原因。清人方苞有一篇短文《原过》,谈了很多防错、纠错的道理。方苞分析世人犯错的原因时,指出"识力不到"固然会致错,但心智缺陷——"自知而不胜其欲",更容易将人推向不义的深渊。就此,方苞将犯错主体分为圣人、君子、众人和小人四类,方便读者对症下药,找到适合自己的避错方法。在方苞看来,众人(平常人)犯错误,"观理不审"     

循天理、随势变 ——方苞法律思想论析

方苞是清代著名的古文家,被尊奉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基于对天理与人性的认识,方苞的法律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主张法应循天理,随势变,形成了"道不可异"与"制可更"相结合的法律时变说、"以道明民"与"下无遁情而罚必中"相结合的司法观以及制度建设与识才技巧相结合的选举论.他将对治法的理想追求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体现并适应了时代潮流.     

方苞与万斯同交游及其学术史意义

方苞与万斯同是清代著名学者,两人交往时间不长,但学术史意义深远。方苞所记万斯同史法,为了解浙东史学与《明史》修纂提供独家文献。同时,万斯同传经史之法于方苞,使方氏由古文之学而转向经史之学,并在经史研究中对所传之法有所继承革新。而对于万斯同所传文法,方苞亦发扬光大成为桐城派一脉相承的古文义法。可以说,方苞之学是对万斯同及浙东学派的一个拓展。     

为农业产业化培养领头人——访省关工委主任方苞

2006年10月25日至31日,广东省关工委山区创业青年培训(提高)班在梅州市举办。满头银发的方苞主任自始至终参加会议,他亲力亲为抓培训工作整整四年。记者抓空采访了他。就培训班的办班过程及效果,方主任向记     

柳湘莲是非谈

柳湘莲并没有新兴市民的气质和属性。他有仁侠仗义的一面,更有封建保守的一面。他的悔婚,使尤三姐理想破灭而自刎,反映出他的封建正统思想。前八十回柳湘莲就有了结局,未如脂砚斋所批,日后做了强盗。     

也谈《左忠毅公轶事》一文的注析

《北方论丛》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发表了黄询同志的《关于〈左忠毅公轶事〉注析的疑义》一文。该文针对周振甫、吴秋宾同志分别注析的《左忠毅公轶事》提出了不同意见。论争的焦点集中在方苞原文涉及史可法时,未写史死守扬州、坚持抗清这一问题上。周、吴二同志认为:方苞这样用笔,是因对清廷心存顾忌,有意回避史可法这段历史,反映出了方苞思想中的消极面,黄询同志则认为:方苞这样处理,并非心中有什么忌怕,而是对写作题材的取舍,因而,是完全妥当的。这一论争,牵涉到对《左忠毅公轶事》和《狱中杂记》的写作背景、对清代官修《明史》以及清代文字狱等问题的不同看法,不可不争,不可不辩。     

试论李翱心性论思想体系

李翱的哲学 ,继承先秦儒学成果 ,吸佛纳道 ,它以“诚”为主体 ,形成了自己的诚本体论、诚统性情的人性论、诚明的复性方法 ,以及至诚的修养境界 ,构建了从本体论、人性论、修养功夫到理想人格的一套完整的心性论思想体系。在境界、内容、思维方式和倾向上直接开启了宋明理学 ,是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过渡的关键的理论环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统一论

中国古代伦理史上的义利之辨历时长久,在为人熟知的重义轻利的儒家和重利轻义的法家之外,有主张义利统一的流派：墨家的义利相合论;西汉司马迁、东汉王充和桓潭等人的义以利生论;宋代李觏、陈亮、叶适、王安石、清初颜元等人的义利并重论。梳理把握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义利统一流派的基本构成,可以对其理论价值及其异同进一步加以确认。     

颜元对程朱理学扬弃原因探微

颜元是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颜李学派的开创者。颜元对程朱理学的态度是一个变动的过程：从崇奉到怀疑,从怀疑到批判。这是颜元对中国传统学术抉择的过程,也是学术和社会互动的结果。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原因。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扬弃,颜元构建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并最终形成了一个在中国学术史上广具影响的颜李学派。     

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

首先论述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其次,在庆历新政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共同努力,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此为道学之先驱。从庆历新政到道学,其间经过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道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第三,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这对于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与道学在思想上的联系,更主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颜乐处"的问题;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的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宋人的乐府观与乐府诗创作——前者以宋人三部总集为例

姚铉《唐文粹》、李昉等《文苑英华》、郭茂倩《乐府诗集》三部宋人总集,均对汉唐乐府进行了关注,其中尤以《乐府诗集》共12大类5205首乐府诗之量,而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但三部总集在对唐人乐府诗的收录方面,却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表明姚铉、李?、郭茂倩等人对于"乐府"的认识并非一致,更有甚者是模糊不清。宋代的乐府诗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新题乐府又有即事类乐府、宫词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之分。宋代诗人创作乐府诗不在其乐府诗题中冠"乐府"或"新乐府"字样者,既与其没有这种创作习惯相关,又与受李?等人于《文苑英华》中之模糊不清的乐府认识有着一定联系。而此,即构成了宋代乐府诗的一种特殊性。宋代的乐府诗还具有可配乐而唱的特点。     

元好问、严羽唐诗持论考察

金与南宋对峙,其文艺思想、诗学批评差异很大。作为当时南北诗学代表人物的元好问与严羽可作为双方代表。元好问与严羽对唐诗持论同中有异,其相同处表现在两人都提倡唐诗的自然浑成、刚劲豪放和诗歌悟境;不同之处在于元好问论诗无门户之见,对唐诗的评价多侧重于思想内容,且态度较客观中允;严羽则门户之见森严,俨然以盛唐为法,对中、晚唐诗批评过甚。探究两人唐诗持论差异之成因,可见其主要受文化思潮、国情时势以及自身素养等多方面的影响。     

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诚学"、"性学"与"气学"

冯友兰先生认为宋明儒学有程朱理学一派,陆王心学一派,还有从张载到王船山的"气学"一派。牟宗三先生则认为在理学和心学之外有从胡宏到刘宗周的"性学"一派。实际上,气学一派与性学一派可合并为一,他们都从周敦颐以诚论道、以诚论性开其端绪,其特点是理气合一、性气合一的天人合一观念;他们都以"诚"作为其哲学宇宙本体论的最高范畴,由此,可以称其为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     

关于严羽著作几个问题的再考辨

作者通过对高Bin《唐诗品汇》所引严羽论诗语,元代摘编《严沧浪先生诗法》,李严《诗辨》的考察,指出在宋末及元代,流传着严氏著作的不同文本,作者通过考察《沧浪吟卷》的版本源流,指出李南叔录本《沧浪吟卷》始刻于元代,并不存在所谓宋刻李南叔录本。民国张钧衡《适园丛书》本《沧浪吟卷》补足元刊本所脱三首半诗。作者发现两个日本本子也载有这三首半诗,并考定此三首半诗的补足时间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前,学术界相信此三首半诗的真实性,作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对于严羽《评点李太白诗集》,作者则认为应是出于伪托。     

叶梦得《岩下放言》考

《岩下放言》系叶梦得晚年归老卞山后所作。既有一、三卷本之别,又有《稗海》中署名为郑景望的《蒙斋笔谈》的混淆。经考证,《稗海》之前,没有《蒙斋笔谈》的著录;宋代六位有"蒙斋"名号的人、宋代另外两位"叶梦得"以及郑景望本人都没有《蒙斋笔谈》的记录。《蒙斋笔谈》的大部分内容与叶梦得关系密切,且与《岩下放言》的中下两卷内容完全吻合。《蒙斋笔谈》应系宋元以后的人误托郑景望之名,裁剪《岩下放言》之内容的伪作。     

“文字为意”与唐宋诗文的理论反思

裴度对李翱＂文字为意＂的评价,是对中唐古文运动有意追求文字的高、下、详、略创作倾向的批评。韩门子弟的古文创作,在柳宗元、裴度、刘禹锡、杜牧等人的理论纠正和补充中,在宋初散文中逐渐消歇。但＂文字立意＂却成为宋人以才学为诗、文字为诗的榜样,宋元的去意论,正是对＂文字为意＂的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