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律中的礼法融合

礼法融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特征,而汉代又是礼法融合确立方向的时期。汉代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春秋》大一统”思想,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开始了礼法结合。二百余年后,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又进行一次总结,并由班固整理出一部儒学思想法典化的著作《白虎通义》,把董仲舒的理论进一步制度化,从而使礼法进一步结合。礼法融合也就成为汉朝法律制度中最为突出的特点。一、汉代礼法融合的历史背景汉朝建立以后,在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问题上,曾经有一个反复、选择的过程。汉初七十年实行的是“无为而治”,到汉武帝时代,经济上有…     

东朝廷辩与汉代诉讼制度的缺失

公元前131年,汉武帝主持了汉代历史上有名的东朝廷辩。东朝廷辩以悲剧性的结果告终。东朝廷辩反映了汉代诉讼制度在回避、民主决策、诉讼程序以及诉权制度等方面的缺失。这种诉讼制度的缺失有其社会根源、制度原因和思想根源。     

以经治国与汉代经济

汉代是儒家经学的兴盛时期。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统治者以经治国,经学曾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汉代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它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反映到经济思想上,又表现在经济政策中,对汉代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起了制约作用。要深入研究以经治国和汉代经济,就不能不对它的有关问题进行一番探讨。一、经济思想上的重大转变     

论河间学术与汉代中央学术的关系

本文对河间学术与汉代中央学术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虽然河间之崇儒实为汉武帝崇儒之先声,但二者在崇儒问题上仍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河间学术覆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提出河间学术的衰败是随着河间献王的去世而归于沉寂的,并非是汉武帝高压政治的牺牲品。     

河间杂歌的名称释义及文化探源

河间杂歌作为《琴操》中琴曲类别之一,是蔡邕对内容杂乱难以归类的琴曲的总称.杂歌的命名一方面借鉴了汉代文体分类中以杂命名模式,一方面依据汉代琴曲自身的特点.楚地民歌及汉代歌诗是汉代早期琴曲歌辞的主要来源,而杂歌则来源于西汉时期分散在朝廷之外的琴曲.汉武帝时期杂歌由河间献王搜集整理,汇集于斯,流行于斯.蔡邕在杂歌前面冠以河间之名,既源于汉代河间国与琴曲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基于对河间国在汉代独特的文化、政治地位的考量.     

试论汉代盐铁政策的演变

两汉时期在盐铁手工业问题上所实行的政策,经过了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西汉初是自由经营,汉武帝后是官营专卖,东汉则实行政府征税政策.自此以后,由政府向私营盐铁手工业者征收盐铁税政策固定下来,成为汉代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政策.由于汉代盐铁政策对以后各朝代盐铁政策有如此重大的影响,所以,对汉代盐铁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汉代五经博士与私学教育的双向互动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立太学以教于国”的政治主张以后,官学成为汉代政治教育和经学传播的主导力量。而具有独立学术特色和传播方式的私学,并没有因为官学的蓬勃发展而被削弱,相反成为官学教育的有益补充,特别是保存了五经之外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的传承。官学和私学的相辅相成促进了汉代政治格局、思想文化的发展以及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     

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 ,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汉代刺史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刺史制度的形成、演变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刺史、州牧的地方官化是东汉政权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汉武帝“乃立乐府”考

乐府在秦代主要职责是制造和管理乐器,掌管俗乐。汉代初期仍设有乐府机构,至文、景之际曾被罢黜,至汉武帝时重立乐府。汉武帝"乃立乐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恢复了这一曾经被废除的音乐机构,而且大大地扩展了其职权范围,提高了它的地位,使之成为一个集乐器制作与管理、俗乐采集与整理、百戏改编与排演、郊祀以及其他娱乐场合的歌舞演出等为一体的专职音乐机构。     

汉代河套开发中的政府行为

河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始于汉代 ,汉武帝在元朔二年 (前 1 2 7)反击匈奴、取得河套之后 ,在这里设置郡县、建筑城池 ,迁民实边 ,实行军事屯田 ,安置归附匈奴 ,兴修水利工程 ,开始了河套的开发。中国古代区域经济的开发 ,大多以民间力量自发为主 ,国家直接参与较少 ,而汉代河套地区的开发 ,则完全是国家支配下的政府行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 ,由中央政府全力以赴、深入持久地全面介入一个地区的经济开发 ,这是第一次 ,也是规模最大、成效最显著的一次     

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 ,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汉代刺史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刺史制度的形成、演变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刺史、州牧的地方官化是东汉政权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论汉武帝时代的军种、兵源及士卒组织

汉武帝时代,开疆拓土,武功赫赫,历来为史家所注目。然而,汉武帝时代何以能够克服北方匈奴的劲骑、南方两粤的水师?何以战则胜,攻能克?无疑需要研究者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时代所拥有的军种、兵源以及士卒的组织系统上来。本文试作尝试,以就教于方家。     

《易经》与《史记·大宛列传》

《易经》在古代曾被用来指导过军事斗争,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然而,它在一定时代里被运用的具体形态,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将对汉武帝年间,《易经》运用在军事上的形态作一介绍,以供有兴趣者参考。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汉王朝对远在西域的大宛发动了一场战争。战争的起因是“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为了获得大宛的汗血骏马,于是对大宛发动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的特点是:战争的进程是根据《易经》中,“师”卦的卦辞和卜辞的程序预定的。现据《史记·大宛列传》,将这个程序注释如下:师。贞丈人吉。无咎。汉武帝“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夫人之兄李广利做讨伐大宛的主将贰师将军。我认为卦辞中的“丈人”当指汉武帝的宠姬李夫人。王充《论衡·气寿》载“名男子为丈夫,尊公妪为丈人。”这是汉代女子可称丈人之证。李夫人的兄长荣任将军,率领数万人马浩浩荡荡地出征,何等显耀。当然李夫人这个“丈人吉。无咎。”了。     

关于汉代辽东、乐浪两郡地理位置问题的探讨

汉武帝在公元前108年灭卫氏朝鲜,于其地置乐浪、真番、临屯、玄菟四郡。汉代的辽东郡与乐浪郡东、西相邻,推定乐浪郡的方位时,必然涉及到辽东郡的方位问题。过去,国内外学者关于辽东郡和乐浪郡的位置问题发表了许多论著,多数学者认为燕、秦、汉的辽东     

《汉代经学与文学》简介

侯文学著《汉代经学与文学》一书,凡27万字,作为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之“高校社科文库”丛书之一种,2010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侯文学根据其博士后出站报告增删而成。汉代是经学“昌明”与“极盛”的时代,欲明汉代文学,不能回避其与汉代经学的关联。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     

汉代骚体赋创作动因管窥——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

论文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探讨这种压力对骚体赋创作的意义。两汉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使汉代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笼罩在皇权的威严之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特点又施加给知识分子不同的思想压力。以汉代历史发展进程为序,两汉文士的政治思想压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汉初意识形态压制下的痛苦;西汉前中期诸王宾客的危机感;汉武帝朝文士对专制统治的畏惧;东汉文士在宦官外戚乱政下的不安全感。这些压力成为汉代骚体赋创作的重要动因。     

广州光塔寺风信鸡沿革的探索

广州伊斯兰教怀圣寺内有一光塔,相传塔上曾有一个“风信鸡”。这个仪器是我国回族先民对祖国气象科学的历史贡献。我国风信器的发叫颇早。禽鸟形风信器汉代已有。例如汉代长安已有铜凤凰及相风铜乌的建立。铜凤凰建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所造的建章宫内。相风铜乌建于汉灵台上①。在晋王嘉《拾遗记》曾记有少吴之父(白帝之子)与其母(皇娥)在生少吴前共泛舟于海     

儒家文化精神在汉代绘画中的凝结

中国汉代绘画艺术由壁画、帛画、画像石、画像砖、漆器纹样、瓦当纹样等门类构成 ,其中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数量多 ,影响大 ,成为汉画体系中的主要构成部分。为此 ,本文对汉画中儒家文化精神的剖析 ,也主要依据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进行。汉代绘画的审美意蕴由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阴阳五行文化、原始巫术文化遗存等多种文化精神要素构成。这些精神文化要素在汉代绘画艺术审美意蕴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中虽有强弱不同的呈现 ,但是从整体上看 ,特别是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文化方针之后 ,随着儒家文化成为具有时代精神意义…     

试论《白虎通义》中的“孝”观念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经历历史潮流沉浮后,终于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登上汉代政治舞台,成为两汉的统治思想和主流文化。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认为,"孝"是仁的基础,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是教化的源泉。汉代独尊儒术,也是首次公开倡导孝治的朝代,且"以孝治天下"著称。那么,《白虎通义》作为由汉章帝亲自主持会议而编纂整理而成的一部书,以最权威的形     

大一统:《史记》十表的共同主题

《史记》十表 ,展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历史发展的线索 ,虽然十表内容各不相同 ,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思想主题 ,即主张大一统政治 ,为汉代的社会现实服务 ,这从十表各自的主题和十表的历时性、阶段性、人物对象以及《史记》整个体例等方面都可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