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社会资本与经济绩效

作为社会资本核心因素的信任对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信任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效率。社会信任水平的高低,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除法律、产权等正式制度外,非正式制度或规则中的信誉机制对增强信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信誉机制激励效应的充分发挥,有赖于社会信用体系的有效运行。     

论信任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社会信任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社会信任度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深远。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信任危机,致使社会赖以存在的结构要素如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及关系要素遭到破坏。为此,应加强伦理道德建设、法律制度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强社会信任教育、社会舆论监督和宣传作用,以增强社会信任,从而有力地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诚实信用原则的博弈分析

诚实信用从道德走入法律,经历了从罗马法到现代法的演进,发展为民商法的基本原则。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信用缺失的现象,现代社会需要信用经济,信用经济需要法律保障。运用博弈论对诚实信用原则进行研究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与方法,人们在博弈行为中进行策略选择,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影响人们选择诚信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根据博弈论的分析结果来进行法律制度设计将增强法律的针对性,是强化诚信原则、确立市场信用的重要手段。     

金融工具、信用能力分化与社会不平等

本文试图沿着齐美尔开创的社会分化与不平等的研究路经,通过剖析金融工具的社会属性,来看随着金融工具的一般发展引起的信用能力的分化、人际交换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不平等体系的改变。文章从社会交换的分解出发,引入了“承诺标识物”这个概念,并用“群体承诺标识物”来把握金融工具的社会属性,通过思考承诺标识物向群体承诺标识物的过渡,以及货币的非金属化如何影响人们作出有效承诺标识物的能力（也就是信用能力）,得出了一种社会信用分化、社会不平等自我维持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作者认为当货币作为一种基本的群体承诺标识物出现之后,社会成员在既有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他的符号化能力和关于符号化及其运作的知识就变得非常重要,不同的群体承诺标识物会被社会上层创造出来并通过与货币相沟通,实现对社会不平等性的再塑造。文章从借贷的角度分析了转型过程中信用能力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化问题。     

黑龙江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的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信用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缺少信用评估制度、标准化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制度、信用激励和惩罚制度以及社会信用法律法规,致使信用教育与研究滞后,信用中介组织服务的市场化程度偏低。其原因在于:历史上缺少信用文化积淀,信用基础薄弱;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人们缺乏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相适应的信用意识;政府、企业与个人作为市场主体尚不成熟。正视存在的这些问题及其成因,才能采取相应的对策与举措,使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成效。     

制度信任与中国企业成长的信任伦理难题

制度信任是以社会中制度之制约为基础的信任。不同文化体系下的企业对环境中信任资源的依赖与融合存在着两种选择:一是向自然情感、血缘、性情、个人声誉和各种属缘关系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私人信任靠拢;二是向社会理性建构的并经过组织化和制度化的制度信任靠拢。中国企业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受制于外源性制度信任供给不足的影响很大,存在着两大伦理难题:非正式的制度信任遭遇被瓦解的危机,而正式的制度信任尚没有建立起来。中国企业在后单位制时代面临一系列的内部整合与外部适应过程,其中引起广泛争议的制度信任论题是职业经理人与企业家的互信合作。     

区块链技术对社会信任模式的影响及所致信任风险的防范

区块链技术作为技术信任的标杆,以其特有的去中心化运作模式赋予技术信任以“强信任感”,使得技术信任超过人们对专家系统的信任,为人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信任模式。但区块链技术在增强高新技术社会信任感、简化人际信任过程、降低人际信任成本的同时,也会由于自身缺陷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风险。技术信任在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信任模式的同时,也会对社会信任产生负面影响,造成信任风险。对此,要加强技术攻关、建立技术标准,重视伦理风险、明确技术道德,构建监管制度、健全法律体系,从这三个层面防范信任风险。     

权益受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分析

权益受损对于政府信任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性影响、 传播性影响与归因性影响.权益受损的经历会使当事人的政府信任度明显下降,这是其"直接性影响".除此之外,它还会影响其他社会成员对相关信息的选择性接受,影响到其他权益受损者对于自身经历的归因,从而对政府信任度产生"传播性影响"与"归因性影响".基于"中国社会态度与社会发展问卷调查(2015)"数据,利用多水平模型统计方法,上述判断得到了验证与支持.     

非正式制度与西部文化转型

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互活动中自发形成的 ,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 ,影响人们行为方式选择的非制度化行为规则。在西部文化过程中 ,以乡规民约、潜在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非正式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 ,要推进西部地区的文化转型过程 ,就必须促使非正式制度的现代转换。     

信用敏感度对企业守约行为的影响研究——以上市公司股价波动为例

文章以信用成本和信用收益为切入点,提出了信用敏感度、信用宽容度和信用认可度三个概念,并用博弈论方法研究信用敏感度对企业履约行为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存在违规行为并被监管部门依法公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对违规行为以及罚金是否会对股价波动以及股票成交量的波动产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违规行为及罚金对股票价格和股票成交量的波动没有显著影响,说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对企业违规行为处于信用敏感度较低、信用宽容度较高的现状.针对这一现状,政府应当做好信用监管者和普及者,企业应当做好信用参与者和执行者,社会公众应做好信用监督者与传播者,共同促进信用社会发展.     

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对策分析

司法公信力是指司法权凭借自身的信用而获得公众信任的程度,是一种具有信用和信任双重维度的共性力量。当前,影响司法公信力提升的原因较多,因而,通过保证公正司法来提高司法公信力,需要从完善司法公开制度、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加强司法宣传工作、重视发挥律师作用等四个方面着手。     

对宗教组织之信任的探索性研究——以上海数据为例

本文利用上海市的调查数据,从宗教归属、人口学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和其他机构信任等方面对宗教组织信任进行分析,了解人们对宗教组织信任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并对相关的研究进行回应。结果显示,与对其它机构的信任相比,民众对宗教组织的信任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宗教归属、社会信任、组织参与和对世俗机构的信任对宗教组织信任的影响最大;阶层、社会参与也有一定的影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等无影响。     

城市经济规模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基于地图APP数据的实证分析

相关研究认为,地区内部居民的平均信任水平与地区的经济结构特征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个体数据显示,城市间居民的平均社会信任度存在明显差异.OLS回归发现,城市的经济规模与居民平均信任度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为了克服OLS模型的内生性,使用各城市与省会、北京及上海间公路的通行距离作为城市经济规模的工具变量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负相关关系仍然存在.产生相关性的经济机制在于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中通常聚集了具有不同历史或文化背景的群体,而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信任博弈会增加群体间产生误解的概率,并进而降低了相互间的信任程度.为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政策制定者应以降低群体间发生误解的概率为主要政策目标.     

现代企业制度系统论纲

现代企业制度是多层次、多侧面、相互联系和作用的企业制度在特定基础和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制度体系．行政、经济、法律、社会、政治、国际等外部环境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将以不同的方式起着不同程度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制约作用。文章认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从其基础─—现代企业生产力着手进行。作者最后指出，由现行的企业制度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尤其是“过渡”将是一个艰巨复杂的过程，其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解决国有大企业问题。     

中国转型期政府信任的生成与变迁机制

中国正处于制度变迁的特殊历史时期,转型期下的民众,一方面根据现代正式制度,采用新的观念模式和行动策略评估政府,一方面又受制于传统人情因素,对政府行为作主观评判。这种状况使得政治信任状态呈现明显的不稳定因素。整合民众、政府及制度等因素,能够解释制度如何通过影响民众对环境的预期及其对政府的判断,最终影响政治信任的基本状态。通过改变分析框架中的制度因素,可以探索当制度发生变迁时,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状态如何随之变化,由此构建基于制度的政治信任的变迁机制。     

政府信用与民众信任

大量的社会学研究表明 ,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普遍的信任（ｔｒｕｓｔ）危机。更有学者指出 ,中国目前最稀缺的资源就是信用（张维迎 ,２００１）。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和权力机构以及整个社会都普遍存在着失信行为。加入世贸组织 ,跨入信用社会 ,要求建立一套新的市场游戏规则 ,在这套游戏规则中 ,政府的信用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信任研究的社会学视角信任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古老的话题 ,“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就是“信” ,其中的“信”除信任外 ,更多时候指的是信用。信任与信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 ,但两者又相辅相成 ,前者侧重于个…     

论政治信任——改革开放前后比较的视角

随着近年来公共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政治信任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政治信任是要建立一个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形成的体制才能赢得公众的合法性认同,也使得公权力的运用能以保护公众权利为准则.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中国公众中存在着一个"政治信任层级差"心理,也就是层级越高越受到信任,基层政权的信任度最低.这一心理既反映了制度规范的差异性,也体现了压力型体制造成的政治信任疏离,当然还表现为利益协调过程中政治信任的流失,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信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应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两点:一是政治上的可信承诺关键在于需要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保障;二是面对当前复杂多变以及公共性突发事件频繁的现状,一方面要强化执政体制的综合力,另一方面要善于培育和运用社会权力,用社会对社会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     

市场社会中社会参与的路径问题——关系信任还是普遍信任

已有研究多数认为市场经济、社会参与有助于普遍信任的建立,“关系”则阻碍这种信任的形成。基于CGSS2005数据,本文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层次线性模型分析了市场经济、社会参与和关系信任对普遍信任的多重影响。研究表明：以亲属信任为核心的关系信任对普遍信任具有消极影响;当社会组织成员间信任仍是一种关系信任时,社会参与对普遍信任也呈现出消极作用;市场经济发展能够提高普遍信任,但同时推动了“关系”的使用,从而使得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普遍信任间存在着相反的双向影响。因此,在经济建设中必须进一步推动社会参与。社会参与不仅仅要关注于组织的增长,也需要在制度层面上给予“跨关系”成员交往更多的支持。     

上海银行公会与近代中国银行信用制度的演进

抗战前,上海银行公会十分重视银行信用制度的建设,不仅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会员银行稳健经营,增强会员银行的信用意识,而且创建了一系列信用机构和信用工具,并在同业之间构建了一个信任与合作的平台,有力地提升了华商银行业的竞争力,对促进近代中国社会信用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     

中西社会信任的制度比较

制度是社会信任的基础。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孕育了它们不同的制度类型,而由不同的制度类型塑造而成的中西社会信任在传统文化、基础与载体、模式与结构、程度与范围以及理性追求等方面呈现了各自不同的特点。中西社会信任正是依凭这些不同的特点在各自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道德经济又是法制经济,需要基于道德和法制的社会信任作为内在支撑。以制度为基点对中西社会信任进行比较,不仅将进一步推进社会信任理论的研究,而且对于构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支撑的新型的社会信任也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