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屈原及其作品的真伪——同日本学者稻畑耕一郎和三泽玲尔等先生商榷

近年,日本学者稻畑耕一郎和三泽玲尔先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屈原否定论系谱》(以简下称“系谱”),一篇叫《屈原问题考辨》(以下简称“考辨”)。文章系统地引述我国疑古学派廖季平、胡适、何天行等人的一些论点,即屈原是个“箭垛式的人物”,“想象中的作家”;“这个人物实际上不存在”,“在秦代以前(公元前207年以前)诸著作中找不到言及屈原的记载”;“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离骚》的作者,本是淮南王刘安”等说法。稻畑耕一郎先生文章的意图是为“几乎销声匿迹”的“否定论”提出“备忘录”;三泽玲尔先生的文章则是对“把屈原当作民族诗人来颂扬”表示“实在”的“遗憾”。对此,我想谈点肤浅看法,以求教于海内外方家。     

“窃攀屈宋宜方驾”——杜甫对屈原的评价与继承

唐人对屈原的评价,毁誉并出,褒贬不一。在唐代,屈原最大知音要算“诗圣”杜甫。杜甫不仅称誉屈原的才华、创作成就,而且全面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政治理想、爱国精神和文艺思想,尤其深得屈骚“发愤抒情”、“忠怨”、“规讽”之旨,从而形成了自己诗歌壮志风逸“沉郁顿挫”的风格。这两位诗坛伟人,     

屈原研究与萧统

屈原是我国第一位抒情诗人,他的作品是一座丰富而深邃的艺术宝库,在我国文学史上放射着奇异的光彩.千百年来,研究者数不胜数,著作林林总总,其间,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占有重要的地位.萧统本着“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编选标准,一反前人研究屈原作品的“崇圣”、“宗经”态度,在《文选》中别立骚体一类,选录屈原作品共十首,     

屈原美学思想试析

屈原没有美学著作传世,也没有系统的美学理论。但是,屈原有美学思想。因为屈原不但人美(参沈亚之《屈原外传》),而且爱美,终生都在追求美,古今中外象他那样为“求美”而身殉的人实在并不多见。血到『出原死后两千多年的今天,人们提起他来,也还是赞美之声不绝于口。这样一位彻底“美”化了的人物,如说他没有美学思想,能讲得通吗? 屈原的美学思想主要是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即辉煌的诗歌中的。尽管没有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但质朴、鲜明,尽管零敞,却不失精辟。下而便从四个方面来对屈原的美学思想作一分析。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是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楚辞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实践,具有宏阔的视野与充满实在内容的历史分析.郭沫若对于屈原否定论的批驳,对于王国维南北学派差异的新的阐述,对于屈原思想的分析与心理的描述,都具有总结性.而对于屈原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他的文学成就的意义,又都作了超越前人的深化的论述.虽然从“五四”文学革命的角度来体认屈原,有一定的主观化、简单化的缺点,有一些论述根据也不足,同时屈原的形象又再一次被一种新的意识与现实需要所重新塑造,但较之以前的楚辞学研究,仍然让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新鲜气息.     

屈原诗歌是“史诗”吗?——兼与美国汉学家柯马丁商榷

屈原诗歌属于抒情诗,不是叙事诗。史诗是叙事诗的一种。将屈原诗歌为主体的楚辞说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史诗”,肯定不正确。把屈原、屈原诗歌以及到两汉时代人们对屈原及其诗歌的历史记载与综合评论,概括为“屈原史诗”,不符合“史诗”的概念,而从“文化记忆”角度看,这实际上属于一种综合的屈原文化现象。     

元散曲中"扬陶抑屈"的价值重估

元散曲中,涉及陶渊明和屈原的作品很多,但与前代相比,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二人的评价则大不相同。对陶渊明无一例外地褒奖有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明智、高洁、旷达、淡泊的智者和隐士,一位率性、潇洒、豁达、闲适的饮者和诗人;而对屈原,在承认他文才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对于他的思想和行为所投以的质疑、否定,甚至是讥讽的态度,从而形成“扬陶抑屈”的特殊倾向。这一价值重估不仅与元代文人地位低下的社会环境和科举制度废除的政治制度有关,而且与元代士子的处世之道有关。他们把积极入世的屈原视为“仕”一极的代表,把退隐山林的陶渊明视为“隐”一极的典范,在仕与隐的价值取向中更显示了他们抛开“兼济天下”而走“独善其身”的人生选择。     

论"批判学派"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及其意义

列宁在《唯批》中,从哲学的两条基本路线出发划分物理学危机与革命中的两个派别,明确提出“‘物理学唯心主义”的概念,把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哲学思想的共性归之于“哲学唯心主义”,并正式命名为“‘物理学’唯心主义学派”。中国学者李醒民在八十年代初提出新的划分标准,即“力学学派”或“机械学派”和“批判学派”。“批判学派”与“‘物理学’唯心主义学派”所指人物相同,但哲学的出发点和目标截然相反。“批判学派”的提出,是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突破的开端,由此展开了“批判学派”五位代表的研究,有力地推进了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转变。      

清末泰县诗人蒋文田

“太谷学派”的传人之一、江苏泰县姜堰人蒋文田(字子明,1843—1909),是清末的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太谷学派”是由周太谷(17627—1832)创立的一个儒家学派。自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开始活动,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活动停止,这一学派前后赓续达一个多世纪。周太谷晚年在扬州讲学、传道,接受了两位江苏仪征人张积中(1806—1866)、李光炘(1808—1885)为传入。周太谷逝世后,李光炘“传道于南”,张积中“还道于北”。1866年,山东“黄崖教案”中,张积中及其门徒二千余人被清王朝屠杀,震惊国内。以后,“太谷学派”的活动转向秘密。李光炘让他的两位大弟子为传人:黄葆年为“南宗”传人;蒋文田继承张积中为“北宗”传人。由于“太谷学派”采取口耳相授的形式进行教     

屈原西行考

屈原任楚国的左徒,由于上官大夫的谗谤,被怀王疏绌,退居汉北。不久,楚“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楚军,遂取汉中之郡。这时,屈原不可能再呆在汉北了。同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①所谓“复用”,只是利用屈原与齐国的关系,派他使齐而巳,并未恢复他的官职。他已“不复在位。”(本传)使齐回来,他劝谏了怀王一次。从此就销声匿迹十多年,可见他成了一个投闲置散的人物。     

浅探屈原法治思想的来源

屈原思想中存在儒家、法家、道家思想成分,这已为大多数学者承认,但是屈原法治思想部分却最被忽视,研究最不深入,据于此,讨论屈原法治思想将从屈原时代的法治思想特点出发,以屈原辞为依据,探索屈原法治思想的来源应是齐法家学派。     

屈原东行考——兼评潘啸龙先生《驳蒋骥“屈原迁于陵阳”说》

一、汉代学者的记载(一) 司马迁没有提及屈原迁放的处所屈原东行,是指屈原被顷襄王怒迁因而东行的事迹。《屈原列传》在“顷襄王怒而迁之”之后,有两段关于屈原迁放的文字。前段说,屈原“虽放流,……不忘欲反,冀幸君之悟,俗之一改也”。他还满     

屈原遭遇考──兼评“两次放逐”说、“自请放逐”说及“未遭放逐”说

本文考证了屈原一生中三次不幸遭遇：被疏绌、被迫厄和被放逐。文章认为，屈原被绌，决不是放逐、“初放”；屈原被迫厄归乡、远游，是一次不曾被古今学者注意的不幸遭遇；而屈原被放逐决非“自请放逐”，而仍是政治迫害。     

屈原"美政"理想的学术渊源

屈原的"美政"虽是兼融先秦诸子多家思想而成,其核心内容则是圣君贤臣"两美相合"的圣贤政治论,它是中国古代士人普遍追求的政治文化模式.这一模式及其理论基点的学术渊源,均在"管子学派"中的"前期齐法家"思想中.学界在探寻屈原思想的学术渊源时,由于对"管子学派"的发展阶段不甚了然,因而产生了许多错位和附会.     

人格·美政·文学——论屈原悲剧的内在因素兼及屈原的失败与成功

两千多年来,屈原一直是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悲剧性诗人存活在人们心中,而在探究这一悲剧发生的根源时,人们往往把问题的焦点、诅咒的言辞倾泻在屈原所处的社会环境上。诚然,怀王父子的昏庸、群小的贪婪谗毁、政事的蔽鄣溷浊、世路的幽昧险隘,这一切无疑是造成屈原悲剧的社会历史原因,然而,如果我们的目光仅仅停留于这些外在因素,那么我们未必能充分认识屈原其人,特别是深入认识屈原内在的崇高品格,也未必能深入探寻其“美政”理想,以及它们与社会现实之间不可调合的矛盾     

关于《楚辞·招隐士》的几个问题

王逸《招隐士序》其义明顺,它强调的是淮南小山在共时性的心理时空平台下招屈的创作依据;代屈原而“章”其“志”是《招隐士》得入《楚辞》而《吊屈原赋》等与屈原相关的作品不得入之重要原因;从屈原幽隐山中的悲凄身世和时人对隐士的认识与接受等角度考察之,屈原被称为“隐士”没有任何问题,《招隐士》所招对象为屈原不容置疑;以《文选》、《艺文类聚》等否定淮南小山的著作权,似得而实失。     

屈原与中华民族精神

屈原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 简单,是对影响有无的判定而言。 无论何时何地,屈原对于绝大多数炎黄子孙来说,都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他是我们全民族唯一至今还用传统节日纪念的诗人,而这节日又是一年中的三大佳节之一。每当“端五”来临,人们热热闹闹地赛龙舟、包粽子的时候,屈原的名字就会在全中国的上空响起。 更重要的是,这个纪念并不得力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屈原没有象孔子那样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也没有象孟子那样被封为“亚圣”,汉武帝仅仅只是“喜欢”楚辞而已。纪念屈原是人民自发的行动,是历代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真挚感情的体现。屈原的声誉和人们对他的崇敬之情、赞誉之词,不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岁月的流逝而减弱减少下去,反而越来越高、越来越强、越来越大。近世以来,诗人、画家、雕塑家常以“国魂”、“民族魂”赞誉屈原,大家自然而然如此,并没人来统一口径、统一称谓,由此足以看出:屈原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是巨大的。     

《屈原问题考辨》商榷

最近读到《屈原问题考辨》一文(以下简称“考辨”),基本意思是怀疑和否定屈原其人其诗的。文中称述胡适对屈原的怀疑论为历代的“怀疑论的高度集中”。在我看来,“考辨”又是胡适怀疑论的继承和发展。首先,关于屈原其人,在怀疑和否定屈原“确有其人”这一基本观点上,“考辨”所谓“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说性的人物”,与胡适所谓屈原“是一个假名”,“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在实质上并无不同。其次,关     

两汉士人阅读屈原的价值取向探释

由西汉而至东汉 ,士人对“不遇”问题有一个由感伤而走向思考的情感历程 ,而他们对屈原的阅读评价也有一个从感性向理性的提升。在“不遇”问题中 ,屈原的遭遇常常是他们动情的触媒 ,思考的参照 ,屈原的作品由此而引起他们特别深切的关注 ,而这样一种关切的感情也影响着他们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于是 ,在他们的情感活动中 ,阅读屈原与思考自身既相互联系 ,又相互激发 ,促动着情感活动的深入 ,他们在阅读屈原时的价值取向就随同对“不遇”问题的认识而发生变化。随着大一统政权的持续 ,随着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强盛 ,士人在“不遇”问题上的激愤情绪渐渐转向出路的探求而趋向平静 ,他们并不能逾越忠君的道德域限 ,遂汲取儒学尊道自贵的人格力量 ,将退避自守的无奈转化为持文娱道的自觉 ,而提倡以明哲的平静来面对命运的坎坷。这样 ,他们的阅读屈原也就从最初的同情与共鸣而转向理性的阐释 ,将个人情感的会悟纳入儒学的伦理规范 ,由士不遇的命运感伤而转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 ,屈原形象中的个人愤世之情被弱化 ,而忠君眷国的道德意义被张大宣扬 ,并从此而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焦点在于,班固以屈原为“贤臣”,王逸则强调屈原是“忠臣”。班固的读屈原,继续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的“士不遏”主题,却变同情的愤怨为明哲的平静,于是带出了认为屈原过于激烈的批评。王逸的读屈原,则由士不遏的命运感伤而弘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从而也弱化了屈原的怨君疾世之情。他们转变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士人阅读屈原而注重情感的接受维度,将理性的阐释放在了阅读活动的首位。并使士不遇的哀伤与忠君眷国的坚贞成为屈原阅读史上的两大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