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环境权创立的性质及必要性

本文论述环境权的性质及其立法趋势,指出环境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     

附带民事诉讼限制赔偿范围的反思与矫正——兼论附带民事诉讼“执行难”的解决对策

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在确定赔偿数额时,不判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并将适当考虑被告人赔偿能力作为一项原则。但前者无法回避举证责任的困难性、赔偿能力的不确定性、裁判结果的不公正性、审执交织的不合逻辑性等明显缺陷;后者抹煞了公法与私法的区别,违背了责任聚合的处理规则,违背了“举轻明重”的法律原理,在逻辑上与现行法律相冲突,且忽略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调整功能。故附带民事诉讼限制赔偿范围缺乏合理性,应“坚持强势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与普通民事诉讼的赔偿标准保持一致。其执行难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侦查阶段的财产保全制度、完善赔偿与量刑相结合的制度、建立民事赔偿执行与刑罚执行相结合的制度、建立监狱代偿制度、建立国家救助制度等方式予以克服。     

现代“公民文化”对传统“臣民文化”的扬弃与超越

当今中国社会 ,全球化已成为描述民族生存环境的最为重要的术语。受全球化所主导的未来社会必将是一个推崇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公民社会。奠基于生存本位基础上的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 ,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质的文化形态。它作为一种现代文化观念 ,标志着人由自在自发的自然状态走向自由自觉的主体存在状态 ;而作为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理论应对和民族文化可行性发展路径的策略设计 ,其现实践履 ,则离不开对具有现代“世界公民意识”的合格公民主体的培育及其文化创新实践的有效促动     

车祸索赔,别忘“背后赔偿人”

车祸发生后,人们常常只盯着肇事者索赔,而忽略可能存在的＂背后赔偿人＂。为保证赔偿到位,除向肇事者索赔外,请别忘记：根据法律规定,还可向下列赔偿责任的承担者索赔。一是保险公司。《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和《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     

论惩罚性赔偿的损害填补功能——以美国侵权法惩罚性赔偿制度为启示的研究

惩罚性赔偿的损害填补功能关涉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正当性证成,这是大多数美国学者不遗余力对其进行论证的主要原因。惩罚性赔偿高于受害人可见的实际损害部分,填补的是受害人私人可见损害背后的无形损害。该无形损害通常难以用金钱衡量,这就是惩罚性赔偿通常以可见损害的倍数计算赔偿数额的原因。无形损害可以是受害人私人难以用金钱衡量的精神损害,也可以是难以用金钱衡量的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于侵权行为对社会整体利益造成巨大损害场合,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够激励受害人积极主张权利,并借助于受害人个人利益损失的赔偿填补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令被告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     

浅论卢梭从培养“自然人”到培养“公民”的观点转变

教育目的往往是相互冲突的,而卢梭指出培养自然人和培养公民之间却是相互统一的,两者的契合点是人必然会远离自己的自然,这对我们当今教育中要倡导自然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和加强公民教育、培养合格公民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个人”概念的演进及其时代精神——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个人”再到“公民社会人”

马克思对"抽象的人"的批判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完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现实的个人"从孕育到诞生、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现实的个人"是在现实的生活资料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获得具体规定的。可以从自然性与社会性、感性与理性、利益和需要、生活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等四个统一中把握"现实的个人"的基本特质。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现实的个人"具有抽象性。"人民"是"现实的个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逻辑延伸,在现实生活中有抽象化的倾向。"公民社会人"是"现实的个人"在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复归"和具体表现形态,是时代精神的彰显。重塑"公民社会人"和构建公民社会是时代的要求。     

环境污染与村庄经济:基于“EKC”假说的实证检验

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义。本文构建了分析环境污染与村庄经济的EKC模型,基于2016年CLDS社区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污染与村庄经济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污染与村庄经济之间明显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该关系在控制其他变量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存在。表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村庄,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矛盾依旧突出,而在经济基础较好的村庄中,由于治理能力和环保意识的提高,正努力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相对于中东部地区,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发展问题在西部地区村庄较为普遍。本文政策含义在于,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要充分重视农村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避免发展初期环境保护不够和发展中后期补救与治理艰难问题。     

“民众”决定“潮汐——日本公民社会新动向的评价与启示

公民社会这一概念自产生伊始便受到各国学术界和政治思想界的热切关注.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公民社会的研究范式逐渐拓展,其自治、参政、民主等基本理念也嬗变为一种全球性的普世价值.当下,中国为更好地解决发展困境,亦引入了公民社会的解释模型,全力促进国家与公民的良性互动.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存在差异,公民社会在两国的发展程度也有很大差距.在日本,公民社会已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范畴,而是已经演变成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力量.二战以来,日本的社会治理、自治组织的发展进化取得显著成效,为其公民社会建设作出了贡献.“3.11大地震”后,日本的公民社会演进有了新动向,许多新的理念和实践给我国公民社会建设以有益启示,同时其发展的局限性也值得我们再思考.     

“群龙无首”与“世界公民的心态”——试论中国比较文学的观念建构

中国比较文学从本世纪初开始萌芽 ,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 2 0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 ,就其价值取向和思维方法来说 ,可以说基本上还囿于基于“自我中心主义”之上的“刺激———反映”的框架和模式之中 ,还未来得及或未能充分意识到自身观念的建构之必要。在这世纪之交 ,我们有理由提出“中国比较文学观念建构”这一命题。建构中国比较文学的观念 ,当务之急是建构“世界公民的心态” ,即不分民族、不分东西、不分优劣的人类一家、“世界大同”的心态 ,平等对话、双向沟通的心态 ,以对话代替对抗 ,以人类总体观念代替民族中心主义。建构世界公民心态的理论资料 ,可借鉴《易经》的价值取向 :“用九 ,见群龙无首 ,吉” ,“天德不可为首也”。《易经》倡导的“群龙无首” ,乃“保合太和”之气 ,乃万物融融、各得其宜、不相妨害、充满生机的和谐之气。以此和合的义理为指归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和文学就能展开有效的对话和沟通     

后新儒学的“公民儒学”建构及其问题——与生活儒学的“中国正义论”比较

儒家正义论的当代重建是儒家哲学现代转型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是林安梧所建构的"公民儒学"与黄玉顺所建构的"中国正义论"。就"公民儒学"来说,尽管其对于儒学现代转型而言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效应,但其本身的内容架构却有待贯通与深化。与"中国正义论"相比较,"公民儒学"存在着诸多内在缺失:首先,混淆了制度规范与正义原则的区别,导致二者关系发生错位,即"以礼为义";其次,这种错位关系的根源在于后新儒学"外王—内圣"的思维架构的不彻底,"内圣"与"外王"的"逆转"未能真正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理论困境的超越;最后,"公民儒学"本身的证成陷入了"公民伦理"与"公民社会"的循环论证。"公民儒学"所存在的这些缺失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公民儒学"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推进。     

“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例外及法理分析——以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中关于“非法经营数额”计算为例

疑点利益归于被告是刑事诉讼中的一般原则,但也有其适用的例外情形。这种例外情形主要存在于当通过证明责任倒置或者转移而让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情形下。本文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中关于非法经营数额的规定对这种特殊的刑事立法例而导致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例外情形进行分析。认为只有该证据提出对被告人有利也不增加被告人举证负担的情形下,才应通过刑事立法规定被告人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也才可能出现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例外,而且要适用该例外,控方也肩负着发现案件真实,尤其是对被告人有利事实的职责。     

论文化识别——一种界定“少数人”的进路

文化识别是个体基于自身既定文化和文化群体所形成的一种身份归属。与民族识别不同,它更多地体现出对于不同文化平等价值的尊重和个体选择的宽容。文化识别作为一种界定少数人的进路,产生了"多数人"和"少数人"的概念。少数人是指缘于文化差异而在国家共同体中实际居于"天然劣势"地位,其既定文化在共同体的公共领域未能得到充分反映的那些群体及其成员。基于文化识别中文化的不可公度性和平等性,少数人因肯定自身既定文化而产生的"额外文化诉求"应得到理解和尊重。如此,须在统一的公民权利之外另寻途径来满足少数人的这种诉求。     

论“社会人”利益伦理与现代法律精神的正相关

利益伦理主要在于揭示个人之间、群体之间、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社群主义,都无法准确把握利益伦理之要义。既关注个人利益追求又注重社会道德、社会责任与社会贡献的"社会人"利益伦理与现代法律精神契合支撑,为建立完善的利益创造、分配、调整与矛盾化解体系提供了有益的价值指标。     

“人的宗教”与“公民宗教”的契合——一种有关卢梭宗教观的政治伦理解读思路

卢梭的宗教观在其政治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针对西方思想家对于宗教与政治关系相对绝对化的评判,卢梭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只有当一种宗教作为个人情感行为、自由地确立上帝的至上权威,并且又能够激发人们出于对公民职责和社会道德的遵从形成对政治体的整体向心力的前提下,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宗教＂才得以达成。卢梭的宗教观,在政治哲学的框架内为宗教重新找回了位置,是其政治哲学理论在宗教领域的延伸。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与“自由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是,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效益原则也引发了许多矛盾。在竞争面前,一些人束手无策,另一些人又不择手段地一味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导致人际关系冷漠,一些领域道德失范,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的物化现象,影响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实际上是“经济人”与“自由人”的矛盾。只有正确认识“经济人”与“自由人”及其辩证关系,才能解决“经济     

苏浙两省经济增长—环境污染效应实证分析——“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研究

本文构建了一个经济增长—环境污染效应的研究框架,基于苏浙两省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检验了两省经济增长—环境污染效应。结果表明,浙江省的经济增长—环境污染效应大于江苏省,浙江省城市化作用于环境污染的效应高于江苏省,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环境传导效应只存在于江苏省,两省劳动力转移暂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论欺诈行为实施者“双倍赔偿”理论之重构——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思考

由于立法上的疏漏以及人们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在司法实践中理解上的分歧,使得该法的这一规定在实践中面临诸多问题和考验。从当前实际来看,有必要对该法第四十九条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作适时的修改,强化其遏制、打击欺诈行为的力度。应明确欺诈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由经营者承担自己没有实施欺诈行为的证明责任,消费者仅提供表见证明。     

天道、天民与全球社会——基于“宇宙公民”理念的个体主义的天下主义论纲

当代中国天下主义之争,发展演变为两种类型的学说:一是以传统礼制的现代转型为标志的天下主义,一是以心性通达天地构成个体自主和因为感通而达致人类社群这样一个二元一体的以个体自主为本的天下主义。个体之所以能成就本体性的自由平等,皆因它秉承天道下贯的属性,这是思孟以来儒家心学思想的命脉。孟子以"天民"即宇宙公民概念确认一种个体存在,它是在道德维度而不是等级层面确认个人身份价值的概念,它的现实载体以"士"为表征,最高则达到"同天"之境界。这个理念由此确认个体在人类社会中的尊严和自由、平等,超越中国传统社会之身份和伦理构成的文化观念,以此构造现代民主和法治的道德性基础。"天民"概念可以使我们基于人格的平等建构所有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尊严,同时依据个体才具的差异构成现实社会生产和分配领域中的不同机制和状态。同时,宇宙公民的道德感通属性,能够在人类天下主义的轨道上推进两点:第一,凭依"良知"观念趋向于与世界其他宗教文明的沟通;第二,以士君子群体的扩展为全球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发展构架社会基础。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犯罪圈的“收缩”与出罪化路径——基于个人信息多元化属性的思考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增设与修正,以及司法解释对个人信息保护范围的扩张,不断彰显出刑法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力度。梳理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历程可以发现,自97年刑法以来,个人信息多是以附属于其他法益受到刑法的保护,这恰恰是个人信息多元化属性下刑法评价模式的体现。在权利属性上,个人信息同时具有了人格权属性、财产属性、数据属性、信息安全属性、公共属性等"信息复合属性";在权利外延上,个人信息同时涵盖了信息决定、信息保密、信息查询、信息更正、信息删除、信息可携、被遗忘等权利类型。因此,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应当将数据属性、信息安全属性等剥离出个人信息之外,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基础上,确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豁免事由,实现个人信息合法应用与保护的刑法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