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务实主义及其儒家哲学基础

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一是务实主义。在认识论层面,中国务实主义相信真理的性质是历史和具体的,而认知思维是情理交融的,认知系统是开放、现实和融合的;在实践论层面,中国务实主义从目的出发,相信如果目的是合意的,则手段就可以随情境而变。中国务实主义可以还原为儒家的人性论。不同于西方单一和不变的人性假设,儒家的人性是世俗的,因而也是流变和可塑的。人性的世俗性否定绝对真理,人性的流变和可塑性为手段的多样性提供哲学基础。然而,儒家并不提倡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而是强调个人修养以及礼仪对个人机会主义的约束作用。儒家人性论无法推导出法治,这不能不说是儒家的一个缺憾;如同民主政治一样,儒家政治必须佐以法治才可能保证良政。     

儒家政治哲学与当代韩国儒学发展(专题讨论)

正编者按:儒家政治哲学是以"仁"和"礼"为理论基底,强调以"理想人格"为价值取向,以"德治"为施政手段,以"安邦定国"为现实目标的理论化、系统化的学说体系。儒家政治哲学产生于先秦,在中国传统社会,不仅积极地引导着统治者的为政理念和施政之方,在有效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中,发挥着意识导向作用,而且传播于东亚,促成了中国儒学国际化的形成。至今,在韩国,一些儒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不懈致力于探讨政治哲学,深入挖掘传统儒学的价值精髓和普适意义,在儒家修养论、理想国家论、社会思想、共同体思想和经世论     

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意义

周公旦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由"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和"制礼作乐"思想组成,它是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基石。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丰富和发展了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基本形成了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周公与儒家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启示。     

儒家法治：学理可能及其现代生发

儒家是不是法治论者，或者儒学是否蕴涵有法治理论，这是时常被忽视但又确可深究的理论问题。相比而言，法家法治在法治与功利之间构建起逻辑严整的体系；民主法治在法治与权利之间构建起相辅相成的体系；儒家法治则在法治与道德之间构建起体用兼备的体系，可谓一种尤为独特的法治类型。现时代重新审视儒家法治及其学理基础和生发可能，可以将中国文化传统维度引入法治视域，由此洞察为法家法治和民主法治所忽视的一些方面，进而为现代中国的法治构建开拓新的维度，具有现实意义乃至世界意义。     

先秦政治法律思想中的“儒法分野”

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先秦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分别采取"法古"与"变古"的不同历史观,提出了"礼治"与"法治"的不同政治法律替代方案,选择了"德"与"刑"的不同治理手段,进而在形成先秦政治法律思想中"儒法分野"的同时,也型塑了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制度发展变迁的基本脉络。     

人治还是法治:传统儒学与法治理念相融性批判

传统儒家以主体至善说为特点的治道包含三个主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人治主义是其核心。传统儒家的治道与现代民主法治所要求的道德建设有本质的不同。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包含对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治道的批判和过滤。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在思想建设上与传统的儒家治道划清两条界限: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与传统儒家的德治传统决裂,与此同时,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与传统儒家的人治传统决裂,这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前提。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法治话语之演进

自1946年创刊以来的<人民日报>上先后出现了六种法治话语.1949年前后,号召树立革命的法治精神.1962年,批判美式"法治"的虚伪性.1975年,批判儒家的礼治,主张法家的法治.1980年前后,批判儒家的人治,要求以法治取代人治.1999年,区别法治与法制,主张从法制到法治.2006年以来,提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六种法治话语,记载了中国政治六十年间的变迁轨迹.     

论道德修养传统对现代人格培养的意义

重视道德修养,培养高尚人格。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共同的观点。其中,儒家的道德修养学说占主导地位。它以人性善恶为基础,强调修养的理性自觉．追求圣贤人格．坚持内省、慎独的修养方法．重视知行统一．向往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为特征。儒家的修养学说对古代人格价值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历史的局限性也造成了某些负面效应。科学合理地继承传统道德修养中积极因素．对培养高尚的现代人格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深刻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传承与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渊源之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奠定政治基础,马克思主义民主平等正义理论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价值支撑,而辩证唯物主义为其提供方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也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进行了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深刻界定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提出"德法共治"的战略主张。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侧面——先秦法家法治理论与古代社会的政治实践

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是较早形成系统的法治理论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律制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始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在事实上又是没有法制传统和民主政治的社会。有系统的法治理论却没有法制传统与民主规范,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至于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应该从传统法治理论本身和社会政治实践两个方面去寻求。     

试论依法行政的重要意义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作为治国方略已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依法治国的关键则在于行政机关能否做到依法行政,依法治国作为治国之道,必然要求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法治的重要原则,也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因此要着力分析了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研究行政权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论证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基本保证。     

论李觏的治国构想

“治国之实 ,本于财用”这是李觏治国构想的前提 ;“守国之度 ,必重教化”这是李觏治国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法治国 ,礼刑并用 ,这是李觏治国构想的核心。以此为切入点 ,对李觏的治国构想加以系统的整理 ,以期推动学界对李觏思想研究的深入。     

关于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的文化渊源

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朝历代治国理念,不乏积极、合理的成分,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发挥了一定作用。党中央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的治国方略,既是对中国历史几千年治国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反思,也是对我国古代优秀治国理念和文化传统的批判地继承。     

江泽民关于以德治国谁为主体的思想探析

本文论述了“以德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还论述了人民主体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以及要实现“以德治国”就必须加强以人民为主体的诸方面的权力道德建设。     

河南省民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

公正与效率是21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在河南省民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着程序和实体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少数法官存在的思想政治素质不高,业务水平低,执法为民意识不强,以及对法官的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是导致河南省民事审判工作产生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为使法律真正成为“公平正义—秩序—社会效益”的统一体,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和对策解决河南省民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只有提高认识,更新观念,树立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提供司法保障的理念,改革现行法院经费管理体制,注重审判程序公正,深化审判方式改革,建立高素质的民事法官队伍,健全错案追究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促进河南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农村城市化建设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既是调整农民就业结构的关键,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而大力改变农民观念,创新和发展农村教育,从而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促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则是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手段。     

从三代领导核心看新中国法制思想的发展与变化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分别是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法制有着不同的论述,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毛泽东着重以政治为主,使法制政治化,法制为政治服务;邓小平则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新确立了法律的权威;而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则提出“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等思想。本文从三代领导核心对我国法制建设的思想观点,说明新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对认识和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解决“三农”问题的经济法思维——以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为例

“三农”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法在国家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为切入点,本着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从经济法社会本位的基本理念出发,提出制定和完善以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为主的各项基本法律制度,引导和规范国家对农村经济的宏观调控行为,从而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使之得到切实有效的法律保障。     

宋代"妖言"罪源流考

中国古代法律多以“妖言”罪名钳制思想 ,严厉打击妄言天命行为。唐律将其区分为涉及国运休咎和人命休咎两大方面。宋代“妖言”罪名内涵扩大 ,北宋早期禁“夜聚晓散” ,后期禁“吃菜事魔”。明清时期开始有了“邪教”的称呼。     

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先秦法家的"法治",虽然在字面上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别无二致,但从实质上来看,"以法治国"不但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是与德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通过分析"以法治国"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先秦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从来都为人治主义所主宰,是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