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硬规制、软约束与矫治功能探析

法治路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变的有力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路径建构包括两个层面: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硬法(正式制度)与软法(非正式制度)的协同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法治路径的必然要求,执行制度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路径的典型体现。硬法、软法、执行制度三位一体的法治体系共同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路径的有机整体。     

制度变迁视角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动因分析、路径依赖与进路选择

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进而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凸显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战略意义。我国渐进式改革的自我强化功能、改革绩效普遍的公众认同的合法性基础与苏联激进式改革的代价警示,走渐进式改革路子不仅是路径依赖的惯性使然,而且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综合判断的结论。遵循制度变迁的规律改革创新,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将整体协调与局部推进统一起来,整体布局,统筹兼顾,科学处理党的领导与人大授权、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发挥高层智库作用与扩大公民参与的关系,使之沿着不断增强和优化的轨迹演进,才能避免陷入制度"锁定"状态,从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引导的制度变迁。     

现代国家治理中的管理主义反思

诞生于西方工商企业管理领域中的管理主义具有工具理性、管理至上、技术导向与效率中心的特征,对现代国家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管理主义的弊端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上,工具理性僭越了价值理性;行为逻辑上,管理至上蕴含着简单化的倾向;管理方法上,技术导向导致了国家治理的碎片化;价值取向上,存在着经济价值优先于公共价值的限度。当前中国国家治理要借鉴管理主义的积极价值并超越管理主义的内在限度,构建符合中国现实发展的国家治理方法论体系,以此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组织的价值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表现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处理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关系。作为社会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有生力量,在我国社区治理、生态治理和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探讨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价值与实现形式,有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深化和实践推进。     

制度、体制与机制:对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超大规模的社会系统工程。系统科学是分析国家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视角,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方法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和特质,制度、体制、机制运行为一体,具有整体性、协同性、层次性、关联性等系统性特征。除了制度结构、资源禀赋,权力配置等“硬件”因素外,国家治理体系运行,优化和效能输出还取决于各子系统的协同与衔接机制,信息反馈与调平纠偏机制、系统能动性的激发机制等方面。以系统观推动改革发展,要注意把握系统整体涌现性、统一性与差异性、制度有限性与主体能动性、正负反馈的动态平衡等原则。     

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中行政哲学的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行政科学与行政哲学双重维度与本质。行政哲学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叙事基础,必须以行政哲学知识建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认识论基础、方法论前提和根本观点的逻辑体系。我国已进入国家治理阶段,需要革新的问题非常多,行政哲学必须认清自己所承担的使命,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的担当作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中行政哲学发展的路径在于始终关注行政实践的发展,以社会变革与发展作为其实践基础;同时,通过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过程,积极发展行政哲学。     

西方社会治理的伦理形态及其批判——兼论走向善治的中国社会治理

作为社会治理核心价值的观念表达,伦理形态与社会治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延续了制度构建下的社会治理理论,以制度设计的方式将资本作为社会治理的展开逻辑,并使受资本统驭的人逐渐丧失主体性而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导致当代西方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缺乏合法性基础,难以摆脱社会“不可治理性”困境。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善治模式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嵌入“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在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上实现了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超越了西方社会治理的理论预设。     

“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政治伦理之比较

"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思想都体现了法律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但侧重点不同,前者突显法律的工具理性,后者强调法律的价值理性。本文阐释了法家"以法治国"政治伦理与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依法治国"精神的内涵及其政治伦理特性,深入分析了现代司法实践面临的两难困境即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提出克服困境的"三个转换"的建议,得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结论。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伦理内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过程中,伦理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是治理理念的现代化,即国家治理不仅是"硬治理",而且包括"软治理"。文化、价值观与伦理是国家治理的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国家治理的伦理目标——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三是从国家治理的方式看,德治是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之一;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家治理具有导向作用;五是从国家治理主体角度说,提高道德素质是各级管理者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2015年5月(中)学术推介

<正>叶本乾在《社会共和与多元一体化: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基层治理形态与经验比较》一文中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与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既有现代国家构建中的一体多元化,也有纷繁复杂多元基层治理中的多元一体     

制度执行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制度的完善作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把提高制度执行力作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把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干部素质作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一、制度体系的完善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虽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关于国家治理或国家建设的一个创新提法,但相关问题的理论探索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协同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集中于社会共治格局的形成。通过对秩序形成方式的类型学分析,可以在制度层面上梳理出协同治理的制度定位,即不同于行政规制、权力外包与市场自决的自组织秩序模式;通过对治理理论发展与治理方略的比较分析,可以在行为层面上梳理出协同治理的结构维度,即依赖于部门合作与公私合作双向有机整合的行为模式。在此基础之上,从行动者网络的微观层面分析合作行为发生并得以维系的条件,以合作型社会的建构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贫困治理评价标准的困局与反思

以中国的贫困治理实践为审视对象,发挥哲学的反思功能,可以得出:要更加重视贫困治理的价值评价标准,全面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思维方式在贫困治理评价标准问题域的统一。然而,贫困治理评价标准也面临以下困局:绩效评价标准作为主要的评价方式,突出了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缺少价值理性的思维考量。从社会大众的评价来看,人们的评价观点多元多样,评价标准不一,评价较为表面且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这些特征也表现出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思维方式的碰撞与冲突。价值哲学认为,主体的需要、目的即价值评价标准,在此意义上区分不同贫困治理主体的需要和目的则是未来确立相对贫困治理价值评价标准的着眼点,也是明确各主体职责边界、推动相对贫困治理新发展以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需系统性思考的关键点。为此,应重视价值理性思维方式,从不同治理主体的需要和目的出发来确立贫困治理的价值评价标准。     

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管理：研究框架与展望

中国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及其规律是中国管理学的重大研究议题之一,相关研究对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通过对国内外政府治理实践经验和学术研究成果的梳理以及未来研究趋势的研判,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十四五"发展战略优先领域"中国背景的政府治理及其规律"专家会议研讨为基础,本文提出:"十四五"期间,中国管理学界应围绕中国特色政府治理实践的变迁模式及规律,政府-市场-社会协同的公共服务与资源配置规律,信息技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影响规律,以及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前沿理论与规律这四个主要研究方向展开学术探索,解答相关科学问题,持续增进政府治理领域的理论积累.     

中国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及其规律:研究展望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及其规律是中国管理学的重大研究议题之一,相关研究对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通过对国内外政府治理实践经验和学术研究成果的梳理以及未来研究趋势的研判,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十四五”发展战略优先领域“中国背景的政府治理及其规律”专家会议研讨为基础,本文提出:“十四五”期间,中国管理学界应围绕中国特色政府治理实践的变迁模式及规律,政府-市场-社会协同的公共服务与资源配置规律,信息技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影响规律,以及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前沿理论与规律这四个主要研究方向展开学术探索,解答相关科学问题,持续增进政府治理领域的理论积累.     

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以提高协商能力的有效性为例

<正>协商民主是指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协商程序的指导下,借助公共理性、合理的话语论证等实现对共识的追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协商民主制度有助于促进社会组织与公民社会的成长,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有助于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一、协商民主是社会治理的有效形式(一)协商民主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协商民主的最大价值就在于通过公民参与,经由讨     

制度理性可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整合社会基础

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制度设计和执行过程中的理性维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实践过程,对于现代社会有着不可或缺的维系和整合作用。一方面,以制度理性推动协商民主。通过一系列合理的制度安排,广泛吸纳各方建议,推动制度主客体之间广泛协商和协同治理,保障社会民众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充分行使宪     

党的群众路线视阈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基于江苏省盐城市的调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党的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反映了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而社会治理需要正视民众的期望和诉求,包容性治理,对有效化解当前面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积极的回应。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探索——以四川省江油市创新社会治理实践为样本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为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四川省江油市做了有益的体制机制探索,成效正在逐步显现。本文通过观察其带来的社会效益思考实践价值,进一步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协作、监督、评估机制。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制度

<正>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求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是要形成一个政府、企业、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共同治理的格局。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