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诊断迈向社会干预: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反思

自社会工作诞生一个多世纪以来,其一直受到西方社会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与实证主义方法的影响,致力于回应社会需要和解决个人/家庭或社会问题。然而,伴随着社会与文化变迁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社会工作早期发展起来的价值判断、技巧与实践模式,已难以适应变迁的文化与政策环境。因此,在21世纪,社会工作需要进入新的启蒙状态,对过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做全面的反思。而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制度、文化、专业学科体系和社会结构等的差异,社会工作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将经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社会工作政策发展的背景、动力与价值

近年来,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深化改革、社会建设到社会治理等一系列国家战略议题的提出,党和政府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工作在应对社会转型问题与实现这些战略任务中的独特优势和可能贡献,并通过制度安排与政策创新促进社会工作加速发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战略,为社会工作行业的制度性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依据大卫·豪关于社会工作理论的二分法,社会工作政策可分为"为社会工作发展服务政策"与"社会工作发展政策",它们经由政府、公众与社会工作行业三者推动而得到发展,而它们的价值追寻在于谋求社会工作的合法性与回应政府和社会的需要。     

乡镇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的行动逻辑及实现路径

乡镇社会工作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嵌入”工程,包含价值嵌入、制度嵌入、社会嵌入等三重维度的融合互构。然而,由于行政吸纳专业、专业技术悬浮、社会认同缺失等因素的影响,乡镇社会工作面临着入场难、落地难和扎根难的现实问题,迫切需要从发展逻辑层面正本清源。社会工作理念与价值合法性共生、社会工作场域与制度合法性构建、社会工作效能与社会合法性延展是乡镇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的行动逻辑。因而,发挥集体主义优势,彰显同理心伦理关怀,依托政社紧密合作,推动专业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拓展社会信任边界,提升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成效,是乡镇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的实现路径。     

理性行动及其限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的定性研究

"结构理论"与"理性行动理论"在解释移民融合问题时都存在不足。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劳动力移民群体的访谈研究发现: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是其理性行动的基本策略,这有助于他们克服社会障碍、加速城市融合进程。而且,这些理性行动同时也受到了户籍制、福利保障制度等社会结构因素的约制。与此同时,他们的理性行动又在推动着制度设置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过程是一个行动者与结构"二重化"的社会过程。     

社区建设中的“国家-社会”互动:互补与镶嵌——基于行动者的视角

国家权力在社区的纵向深入使得国家和社会这两种力量交织于社区建设过程中,各种不协调因素制约着社区的良性发展。社区建设需要回归到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宏观层面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构建最终要落实到社区的各类行动者身上。在社区建设中,党组织、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是主要行动者,通过行动者的具体行动过程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在社区层面的互补与镶嵌,并达致"国家-社会"的良性互动。理论构想得到了杭州市XY街道社区建设实践的经验检视。     

走向合作行动:公共政策的演进

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和强化,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演变为一种"主—客体"结构,这一结构进而扩散到工业社会的所有组织和治理模式中。"主—客体"结构是一种对抗性的结构体系,基于此而生成的政策所体现的是由精英所构成的主体的意志,政策的意义就在于对作为客体的公众加以控制。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公共政策具有了工具理性,也使主客体之间的对立隐蔽化。当社会进入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时,主客体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乃至主客体的概念被"行动者"所取代。行动者既是政策的主体,也是政策的客体,行动指向合作,政策就在人们的合作行动中生成。     

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推进策略

鉴于社会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事业中发挥着其他职业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正大力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当前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既具备了诸如国家社会建设事业发展迫切需要、党和政府全力推动、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事业快速发展、国外及港台相关经验可资借鉴等有利条件,也存在着对社会工作专业和职业的社会认同度不高、专业服务组织发展缓慢、社会工作职业制度体系尚不健全、高校人才培养与实际部门需要不衔接、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本土策略尚待探索等不利因素.充分利用当前发展社会工作的各种有利条件,同时针对各种制约因素逐个加以应对、化解,是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合理路径与策略.     

中国科技政策网络分析:行动者、网络结构与网络互动

科技政策既是指导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准则,也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引导和制度保障。政策网络作为政策研究中的一种权威分析路径,对分析影响政策效果的重要结构性要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政策网络的研究主要分为"利益集团的协调"和"治理"两种流派,前者关注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益集团与国家之间的复杂结构关系和这种结构关系是如何影响政策过程和政策结果的;后者从治理的角度出发,政策网络被认为是一种治理模式,它经常被用于调整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网络结构,从而有利于政策结果的产出。要全面了解我国科技政策的现状和挖掘其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对其中行动者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寻找调整行动者网络关系的途径,从而建立"利益协调-治理"的分析框架,厘清我国科技政策中政策网络类型、行动者类型间网络利益关系,并提出相关治理策略。通过收集我国各级政府制定的科技政策文本,在政策网络理论的指导下分析科技政策中的行动者,总结政策社群、专业网络、府际网络、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五种网络类型的主要行动者,揭示行动者之间的结构与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对策。     

县域经济发展动力的制度分析:框架与逻辑

制度是影响县域经济发展动力的重要因素。县域治理的制度在构成上包括观念、正式规则体系、操作机制三个要素,在纵向层次上可以分为制度环境、治理结构和行动者三个层次。县域治理的效率取决于其治理结构同制度环境的匹配与互动,而对体制、机制进行创新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三社联动”中社会工作的双重协同及其内在机理

作为社区治理的创新机制,"三社联动"体现了从建构走向协同的治理阶段以及政社关系重构下的"双层闭环"治理结构,这两大特征决定了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具有双重作为。一方面,从主体发展到协同联动,"三社联动"需要支持建构型社会工作的协同;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形成协同治理与联动服务的机制,需要服务治理型社会工作承担服务者、治理参与者的角色。由此,"三社联动"中社会工作具有建构性—结构性的双重协同论,对社区治理、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迈向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建设

社会工作在中国正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其不仅进入了官方话语体系,也成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社会对社会工作这一专业存在较高期待。但毋庸讳言,在中国社会工作缺乏强劲的理论支撑。因此,建构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是呼应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实践的需要,是超越现有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要求,是寻求"以中国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是回应全球经济社会变迁的全新挑战。实践智慧、科学研究、本土思想和制度传统是建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重要源头。     

话语理性到实践理性：社会学研究中的制度—行动关系——兼论社会学制度主义理论内核的嬗变

制度与行动关系是社会学制度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学中的一般行动理论与实践行动理论分别构成了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微观社会学基础。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特别强调制度中的规范与价值观要素,制度通过个体人格系统对调节性规范或规则体系的内化来对行动发生作用,在制度与行动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话语理性"。相反,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将认知因素上升至核心地位,制度凭借制度环境中生成的合法性机制通过行动者的制度认知、意义建构对行动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实践理性"。     

企业社会工作的时代议题与本土视角

当前,社会需求以及问题的关注点正在从生活世界转向工作世界,建立应对工作世界社会需求和问题的企业社会工作制度机制,已经成为社会建设的内在趋势与要求。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时代命题下,社工人才队伍的建设、企业社会意识的转变和社会体制的改革,为企业社会工作的推进提供了平台基础。基于这一时代趋势与命题,文章从工作组织、服务焦点和实务技术三个角度探讨了企业社会工作的本土框架与技术取向。由于我国发展专业化企业社会工作的条件尚存制度上的约束与结构上的限制,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必然是在行政性的社会工作框架内,通过辅助性的专业化服务实现嵌入性的发展。企业社会工作的开展也需要在本土化的背景中,通过让渡性的制度安排构建并轨性的本土机制。     

社会组织的发育路径及其治理结构转型

中国社会组织在发育机制方面表现为"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和"外部输入型"三种类型,受制于迥异的制度或行动者因素,三类组织的治理结构大相径庭:1)自上而下型表现出典型的科层化特征,对于政治权力极具依附性;2)自下而上型组织多为精英人治的治理模式,受精英个人影响严重;3)外部输入型组织则更多采用"移植"或"嫁接"而来的治理模式,往往表现出组织治理结构"外形化"的特征。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三类组织的治理模式都难以充分适应新的社会治理需要,从而制约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创新。而明晰政社关系边界的内涵、明确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定位以及推动制度创新则是社会组织治理模式转变的关键。     

行动者为导向的发展社会学研究方法——解读《行动者视角的发展社会学》

行动者为导向的发展社会学研究方法,试图从微观角度入手,通过理解个体动机、目的与兴趣来研究和解释宏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目前,行动者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在西方学术界得到广泛应用,其中荷兰社会学家诺曼·龙(Norman Long)基于长期的实践研究与理论思考,完成了<行动者视角的发展社会学>著作,提出"行动者为导向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运用行动者为导向的视角,可以使我们很好地洞察社会构建和重构过程,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小范围内相互作用的社会设置或场所是如何与更宽泛的结构网络、资源场域、关系网络发生互锁的.这一研究方法提供的是一种解释"特定社会形态是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活世界中形成并运行"的概念以及方法论框架.     

宗教行动、价值与社会整合——基于宗教社会学的“田野”调查

宗教社会学的两大理论传统分别是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结构/制度范式和以韦伯为代表的诠释学范式。在这两种理论取向的导引下,又分别发展出了世俗化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但无论在哪种理论中,作为文化语境和社会结构中的宗教信仰"行动者"常常被忽视。事实上,作为信仰的主体和实体,宗教信仰者总是受到已有文化、权力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出于对社会关系的建构需要以及多重权威认同取向而采取相应的宗教信仰行动。而群体的信仰行动会直接导致一种规范和价值体系的生成,进而导致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如果这种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与社会一般性规范和秩序相适应则会产生新的社会整合,否则,则只能作为一种社会团结方式而存在。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工作干预：理论和实务的再思考

长期以来,理论与实务的关系一直是影响社会工作发展的核心问题。如何认识和分析处于变迁背景下的社会工作,需要从新的视角审视。本文试图从现代社会工作在西方发展的历史维度出发,深入探讨社会工作现代性与专业属性的内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分析视角解释当代社会工作在新时期面临的转向、变化和挑战。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社会工作发展始终要处理好理论与实务的关系,要通过认识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路径来理解专业实务的内在特质,分清一般助人实务和专业助人实务的本质差异,从而在结合中国社会的文化、制度和政治-经济环境的前提下,促进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和整合实务的发展。     

社会工作“实务理论”概念框架、类型层次与结构性特征

中国社会福利时代与构建福利型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实务模式建构营造适宜环境,社工专业发展、社工实务模式与社工实务理论创新等议题应运而生。社会工作实务理论概念框架主要包括实务哲学、实务理论、实务模式、实务智慧、实务经验、亲身感受和社会生活实践七个类型,代表社工实务不同的层次结构。社会工作实务理论源于生活实践,指导专业社会服务,确立社会服务基本原则,划分社会服务范围内容与优先领域,界定社会服务对象,规定社会服务过程与程序,选择适当的助人方法技巧,确定专业服务标准,指明专业服务发展方向,在社会服务过程中发挥多种重要作用。社会工作实务理论最突出的特征是融微观化、指导性、操作性、实践性、过程化、方法论、生活化和个性化于一体,将专业价值观、专业知识、专业助人方法和专业服务有机整合起来。中外历史经验证明:影响和制约社会工作实务理论发展与理论创新的社会结构性因素众多,尤其文化与福利文化等结构性因素都深刻影响社工实务理论。社会工作实务理论发展状况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社会生活模式和制度安排的结构功能。社会工作实务理论的精髓是如何看待、回应和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社会福祉,实质是反映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理论创新能力,反映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现代化建设程度。     

需要为本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模式研究

多元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模式具有多重涵义,有基于文化和制度的,有基于理论的,有基于社会工作方法的,还有基于地区和实务的社会工作模式.本文基于中国社会工作者的实务经验,在理论视角下建立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并讨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模式的基本涵义,以人的需要为本是本土社会工作模式建立的核心.界定服务对象的需要类型和需要内容,评估他们的需要是社会工作实务开展的基础,满足服务对象的需要是制定社会工作实务方案的目标.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必须嵌入中国的社会制度体系中,嵌入中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中,嵌入中国社会政策发展中.     

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及其路径

一、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撑 现代社会工作制度的建立和运作、社会工作方法与技术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社会工作实务的推进模式与技巧、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等等,无不与一定的理论、知识相联系.那种认为社会工作所涉及的仅仅是具体、细致甚至琐碎的实务而不涉及理论的观点,以及认为仅凭爱心、热情、甚至怜悯就能做好社会工作的观点,无疑是对社会工作的误解,在实践中会产生不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