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困扰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基本上实行了乡级基层政府加村级自治和民主选举的治理模式。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乡村自治和基层民主选举推动了乡村民主化的进程,并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农村政治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最近有学者仍然认为,由于宪法和法律有关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国家的行政权力被限制在乡镇一级政府,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这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国家在农村的行动方式开始法制化、契约化和政策化。因此,村民委员会实际上扮演了农村社会…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目标与实现途径

乡村治理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领域。对治理问题的分析必须尊重治理规律。现阶段探讨我国的乡村治理问题有特定的背景。目前我国的乡村治理已进入历史新方位。乡村治理的关键是要解决人的精神思想问题、人的社会管理问题和人的公共服务问题等三大问题。做好乡村治理工作责任重大,它的紧迫任务是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保障,最终目标是要在乡村建立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实践中,要应对城乡人口流动,扩大乡村治理主体的范围,实行共建共治共享,建立治理框架;加强村庄人员管理和服务,了解乡村居民现状,健全联系机制,完善登记制度;引导乡村居民的进步,改造人的精神思想,推动人的现代化,夯实善治之基;调控乡村居民的矛盾,重视改革"三有结合",完善治理体系,保证社会稳定;服务乡村居民的需求,强调分类分级施策,创新体制机制,有效解决问题;疏导乡村居民的转变,正确解释人的差异,支持社会流动,搭建转变阶梯。     

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晋江市英林镇为例

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基层协商治理的领导核心,是基层协商治理的推动引导者、赋能保障者。但在一些基层治理实践中,还存在着党建有机融入基层治理体系的密度不够饱和、村级党组织的治理能力有待增强、村民自治力量有待提升等困境。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治理的"英林实践"具体表现为:强化党建引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推动党建搭台,构建"3+X"共治生态圈;吸纳社会力量,促进多元共治谋发展;协调各方参与,提升共建共治社区治理水平。"英林实践"启示基层党组织:要突出核心引领,把准基层协商治理发展总方向;要整合多元力量,使基层协商治理助塑乡村振兴共同体;要全程融入协商民主,使基层协商治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实现势能转化,使基层协商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试论乡村治理结构在操作机制上的根本转型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突破,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较大的经营自主权,在激发出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村民自治的新型民主治理方式也在各地逐渐推开——新时期乡村治理的趋向凸显了乡村居民的主体性,因而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近年来,"乡政村治"格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治理探讨

乡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面临诸多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基本原则和重点举措: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城乡平等的资源要素交换制度,大力培育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健全农村党的组织和村民自治制度,转变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合理配置城乡公共服务资源,加快构建城乡流动人口社会管理和服务机制。     

乡村治理的新思路

乡村治理的困扰 村治,即乡村治理.村民自治是新时期村治的一种有益探索,但是遭遇重重困扰.首先,作为一个"群众性自治组织",从理论和法律上讲,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其经费也来自村民,循此毋庸置疑的合法性逻辑,自当对下负责,其主要任务在于办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等等.而现实中的村委会,难以避免地,将更多精力用于为上级政府"要粮"、"要款"、"要命(抓计划生育)",实际充当着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履行着类似于"村公所"的职能,在这个意义上,"行政村"的称谓倒也切中实质.     

被动还是主动的社会行动者?——中国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性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社会新兴力量的民营企业如何能够有序有效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制度理论研究新进展发现,在面对制度压力时,组织不只是制度环境的被动遵从和接受者,因其主观能动性还具有对制度环境的反塑作用。目前这方面研究大都认为企业家影响政策过程以"非制度化"和"非组织化"方式为主,而文章基于2002~2010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的研究发现,企业家已经开始有效运用"制度化"和"组织化"方式(工商联、行业协会和企业内部基层党组织),协助执政党共同推动营商环境改善和市场化改革,这一共建共治共享进程。     

论我国乡村治理的困境及成因

乡村治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它极大地推动了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对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和影响。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乡村治理的运作过程中也遇到了一系列的困境内外,阻碍了我国乡村治理之路的发展,本文通过阐述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的困境,进一步揭示产生这些困境的原因,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乡村治理的重要性,以期为乡村治理改革提供新的路径。     

以“三治合一”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

在社会治理体系当中,乡村治理体系是基础,夯实基础方能固本。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这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提出,为健全乡村治理模式、构筑乡村新秩序找到了路径。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困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在农村全面推行村民自治,其基本特征是乡镇政府作为国家的基础政府,依法行政,村设立村委会,依法自治,乡镇政府"指导"村委会的工作。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提供了契机。     

从传统治理到农民参与式治理——绍兴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与启示

"乡村典章"、"夏履程序"和"八郑规程"通过村民的广泛参与,大大地促进了村级民主管理的落实和发展,有效地推动了村干部的廉政建设,实现了村民的民主权益,保障了农村的和谐稳定.但作为一种制度创新,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惯性和乡村政治生态的局限,尚需进一步深化民主制度产生机制,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权力制衡机制,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乡...     

乡村振兴视域下推动实现乡村善治的路径构建

改革开放40年来,农业农村的发展虽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城乡发展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的乡村发展也不平衡。因而,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推进实现乡村善治,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善治治理体系,既能够为破解农村治理困境提供新思路和改革取向,也可以通过塑造具有新素质、新思想、新文化、新境界的新型农民,为区域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与活力。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随着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农村社会治理有了更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但农村社会治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理念滞后弱化治理效能、组织惰性导致活力不足、机制缺陷减弱治理动能。推动农村社会治理,应坚持党建引领,增强农村社会治理保障力;强化共治理念,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融合化;聚焦现实问题,找准农村社会治理着力点;推动机制变革,激发农村社会治理新动能。     

外部融接与内部并举：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二重向度

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础治理单元,其治理现代化能够不断巩固我们党在基层社会的执政根基,打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微观基础,是满足城市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要举,也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外部融接与内部并举是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二重向度。做好外部融接应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机契合,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动态融入,与数字赋能社区治理新模式对标竞进,与城市社区人口结构变化深度适应;加强内部并举需发挥城市社区党建的全面引领作用,强化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的社区治理制度保障,构建以“两邻”理念为主导的社区情感治理机制,打造数字化社区服务互动新平台。     

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走向——强村、精乡、简县

现阶段,农村正在进行税费改革。税费改革的目的是规范税收体制,减轻农民负担,是一项利民工程。因此,税费改革又是对农村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但是,如果在税费改革中不能对现有乡村治理体制进行结构改革,税费改革的成效会大大减小,甚至有违税费改革的初衷。在税费改革起步时,我曾经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改革”的文章。[1]随着税费改革的推进,本人认为,在与税费改革相配套的乡村治理结构改革中,应该以强村、精乡、简县为取向,对农村利益关系进行再调整,使税费改革的好处真正为农民所享受。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始…     

城市边缘地带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城市边缘地带的农村社区治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变化,这一地区的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增加,基层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一刀切"社区治理模式面对挑战,社区治理陷入困境。上海市宝山区G镇构建自治与共治的社区治理体制,构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制度性合作",这是突破国家主导的一元化社区治理体制的一种尝试。     

“元治理”理论视域下的乡村治理精细化——基于湖北省荆州市S村的调查分析

以湖北省荆州市S村为研究范本,从"元治理"理论视角考察该村的治理精细化过程,研究发现:该村的乡村治理精细化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与村级自治有机结合、双重发力,但在实践中存在治理预期与村民诉求错位情形。提升村级治理效能,需要充实、培强村干部队伍,培育村民的治理主体意识,合理赋予村级组织权力。     

户代表会议——开创中国基层民主治理的新路

农村基层民主是我国最广泛的社会民主。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举,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面对农村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浙江省岱山县东沙镇泥峙社区从基层民主治理的方式方法入手,开始对户代表会议进行新的探索。户代表会议以户为单位,创新了基层民主治理的载体,弥补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不足和缺陷,在干部和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成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新平台。户代表会议开创了一条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新路子。     

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兰考实践

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和要求主要体现在目标指向、治理格局、治理路径、重要指标、技术支撑等方面。兰考县在政治建设方面坚定"四个意识",把党领导一切的原则贯彻到县域治理各个领域;在经济建设方面坚持创新驱动,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文化建设方面注重文化引领,发扬红色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建设方面永葆为民宗旨,注重民生提质,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新突破;在生态建设方面严守生态红线,推进生态建设,实现生态治理和循环经济双赢。根据兰考实践,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注重改革创新,发挥制度优势,共建共治共享,完善政府治理体系,发挥大数据作用。     

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

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需要高度重视乡村社会的法治秩序建构,将自治、法治、德治结合起来。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是民主与法治的结合,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首先要树立法治思维,形成基层政府与农民的良好互动关系,打造多元主体共治的局面,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的关键作用,坚定法治化治理的目标、理念,制定专门的乡村治理法律体系,营造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良好社会环境,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