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政策执行组织结构碎片化的表征与系统性矫治

政策执行是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关涉基层治理目标的实现,其碎片化的组织结构具体表现为央地碎片化、同地碎片化、部际碎片化,根本原因在于错综复杂的府际关系、本末倒置的权责关系、南辕北辙的执行关系、复合叠加的职责关系。基层治理政策执行组织结构碎片化的破解之道在于科学运用系统性理论,构建以信任与效能为核心的政策执行思维体系,健全以利益补偿与科学考核为中心的政策执行机制,建构以“三级融合式”为重心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超大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超大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目前,超大城市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临着治理主体、治理职能和治理信息碎片化的问题。为此,应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应对超大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体而言,应在治理价值上向注重公共利益转变,在治理机制上向合作治理转变,在治理信息上向信息共享转变。     

构建和谐的政策执行环境

构建和谐的政策执行环境,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只有构建和谐的政策执行环境才能有效整合服务型政府政策执行系统的诸要素,使政策目标得以实现。本文试图通过对服务型政府政策执行环境的解析,提出构建和谐政策执行环境的路径选择。     

有序博弈:消解政策执行阻滞的目标路径

政策执行过程实际上与政策制定过程一样,是一个充满着连续不断的交易、谈判和政治互动的复杂过程(米切尔·黑尧:《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赵成根译,     

“互联网+基层治理”：以数字化手段推进整体性治理

碎片化是中国基层治理不可忽视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权力体系碎片化、利益诉求碎片化、空间结构碎片化。浙江省绍兴市杨汛桥镇"4+X"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互联网+大桃"模式有效证明了数字化手段与整体性治理的耦合性。基层政府应借鉴和学习相关经验,疏通多向互动整合渠道,整合多元主体参与治理,重构弥合互补网络关系,树立服务导向治理观念,实现权力、利益与空间的整合。     

整体性治理与基层工作机制创新路径探析

整体性治理与基层工作机制创新具有内在的理论契合性。在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基层工作机制创新的主体是直接上级与顶层权威、基层领导与兄弟部门、基层群众与社会组织。基层工作机制创新,需要在明确多元影响主体及其功能的基础上,在纵向线条上争取上级支持与顶层表态,在横向线条上争取领导重视与横向协同,在内外连线上衔接群众需求并动员社会组织参与,以争取更大范围的外部支持。     

影响中央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分析

运用政策理论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中央政策本身三方面分析中央政蓑执行不力的因素,有利于探求中央政策有效执行的途径。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县级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依循整体性治理理论进行审视后发现,我国县级政府社会管理存在"职能碎片化"、"责权碎片化"、"协作碎片化"、"公共政策碎片化"等问题,需要从"转变政府职能"、"再造组织结构"、"推动协同治理"、"改善决策机制"4个方面进行系统性、整合性的创新。     

政策网络氛围下的合作治理

现代公共政策的制定是由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这些参与者之间形成一定的网络,以此影响着公共政策。政策网络既不是从上至下的治理模式也不是从下往上的影响模式,而是政府在协调各个政策参与者的利益关系的基础上,综合做出的政策选择。     

地方政府维稳机制变革:一种整体性治理的策略

<正>一、治理失灵:传统地方政府维稳的主要困境我国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维稳机制和运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基层的稳定大局,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改革渐趋深入,中国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条块分割、碎片化的维稳机制面对经济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社会矛盾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风险因素增加等现实问题,日益凸显其自身的不适应性,频现治理失灵,致使一系列维稳异化的问题在基层涌现。如"一票否决"的考核机制,使维稳与     

我国特殊教育政策的执行困境——基于政策执行综合模式视角

本文基于萨巴蒂尔和马兹曼尼安的政策执行综合模型理论来研究我国特殊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实施主体及政策目标群体直接的互相影响因素,从而识别影响特殊教育政策实施因素.本文基于政策综合模型,分别从政策问题具有的特性、政策本身因素、政策外因素3大主要变量提出解决方案,从而促进我国特殊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     

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分析

政策执行作为政策过程的中介环节,是将政策目标转化为政策现实的唯一途径.政策执行的有效与否事关政策的成败.研究公共政策执行有两个基本模型,即:"浴盆模型"和"史密斯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理想化政策、政策资源、相关人员的态度、政策环境四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是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性因素.对这些因素进行全面研究,把握其规律,是实现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     

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分析

美国政策学家艾利森提出：“在达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政策执行对于政策的实际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浅谈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治理结构

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治理存在法律不健全、自治能力差、监督不力、公信力不高等问题,提出建立健全非营利组织的法律法规、完善组织内部治理机制、加强公众监督机制、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等对策。     

资源约束、角色分化与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基于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的案例研究

当前关于政策执行的研究多从政策属性与政府结构来探讨执行差异。然而,为何处于同样层级、同样获得中央财政拨款的地方政府在执行同样属性的政策时仍然呈现出较大差异？基于对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案例的数据集观测,本文提出,尽管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时普遍面临着资源有限的约束性条件,但是,为了获得不同类型的资源支持,地方政府在执行同样属性的政策时逐渐形成联合决策者、政治激励者、社会动员者、网络治理者的角色分化,从而导致政策执行模式的差异化。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在执行面临着资源约束条件的政策时,地方政府在建立政治激励机制、动员社会力量、治理合作网络方面的基础性权力建设至关重要。     

协同治理:政策冲突治理模式的新探索

协同治理是地方政府突破"公共事务政府管理"局限,走出政策冲突困境的新思路,既是政策冲突治理的新探索,也是"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现实选择和发展方向。本文通过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治理结构,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的集体决策机制与政策利益协调机制等途径,多元协同治理政策冲突。     

三元主体视角下社会治理困境的产生根源与破解策略

社会治理有助于整合治理资源、提升治理成效,但现阶段社会治理呈现出形式主义化、诱发新问题、治理主体创新能力不足等困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公众的双重行动逻辑以及逻辑偏差是产生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社会治理本应遵循"中央政府充分赋权—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社会公众有效参与"的基本逻辑,实际却呈现出"中央政府留权大于赋权—地方政府偏差执行—社会公众无效参与"的逻辑,从而形成多种形式的困境。为此,中央政府要加大赋权力度,注重赋权与留权间的合理比例;地方政府要严格执行政策,保障公众参与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社会公众要正确表达诉求,提升自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要通过三者合力,破解社会治理困境,提升社会治理成效。     

公司治理结构与组织创新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推动公司组织创新,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面临的重大任务。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存在股东大会约束作用不够、董事会有效运作不够、监事会监督作用不够等问题。这也就需要我国企业在股权多元化、规范和完善董事会作用、强化监事会等方面进行一些纽织创新的探索。     

街头视角下的整体性治理与政府线上回应研究

街头治理是城市化进程中日益重要的公共事务,而网络为公众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参与途径。城管部门作为其中主要负责机构,同时承担着公众参与的压力与机构改革的压力,行政数字化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压力。通过分析广州街头噪声治理的案例发现,基于整体性治理逻辑的大部制改革减少了负责同类事务的职能部门数量,并明确了协同执法的部门边界,这都直接提升了线上行政的回应效率。     

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从公司治理结构和环境绩效内涵出发,从公司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探讨了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从而提出应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发挥公司治理监督职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