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工程”还是“真才实干”?——基于政治晋升激励下的国有企业创新研究

国有企业CEO同时具备"经济人"和"政治人"特征,这意味着仅从薪酬激励设计角度研究国有企业创新犹如管中窥豹,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激励可能是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另一机制。本文采用2007~2014年间国有上市公司CEO变更数据,研究了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政治晋升激励使得国有企业CEO更加专注有效的研发投入,在降低研发投入量的基础上,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其次,我们探讨了国有企业政治晋升激励可能存在的"面子工程"和"真才实干"两种机制,发现政治晋升激励不仅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产出率,而且提高了创新产出的价值增值能力,支持了政治晋升激励下CEO创新"真才实干"假说。最后,我们进一步研究了薪酬激励、在职消费对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低薪酬激励,高薪酬激励时国有企业CEO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更高;相对于高在职消费,低在职消费时国有企业CEO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更高。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以2008—2018年沪深股市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国有企业高管同时具备“经济人”“政治人”的特征出发，探究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政治晋升激励越高，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越小；在采用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经过内部控制的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能够提升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进而减小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     

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政治生态建设路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政治生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对政治生态建设重视程度不足、国有企业对"关键少数"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有效性不足、国有企业选人用人等关键环节腐败问题依然突出、国有企业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国有企业存在政治生态建设层层递减等不足之处。进入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应当不断厚植政治生态建设的思想根基,强化对"关键少数"的权力监督和制约,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构建严密的配套制度体系,打通国有企业政治生态建设责任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供电企业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措施研究

党的十八大把"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作为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要抓好的重要任务之一,如何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是国有企业新时期实现"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一个新课题。浅析,健全权力正确行使的有效防控机制,构建与供电企业相适应的监督体系,是保证权力正确运行和监督制约的关键。因此,供电企业应以制度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监督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问题。     

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经验证据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要打破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存在的体制障碍,加强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相互融合。那么,那些具有跨体制(即跨越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种体制障碍)联结关系的国有企业高管,是否会有助于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呢?鉴于"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条重要改革途径,因此本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转让数据考察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对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高管没有跨体制联结关系的情况相比,当国有企业高管拥有跨体制联结关系时,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可能性较大;当跨体制联结关系是由内部董事形成,对于发生在管制性行业和不影响公司控制权变更的股权转让,高管跨体制联结对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正向影响越强。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主要通过传递交易信息和环境信息、缓解意识形态障碍等机制影响国有股权向私营企业转让。这些发现意味着,搭建国有企业高管与私营企业高管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创造国有股权转让的公平交易环境,对助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重要意义。     

政治关联、高管薪酬与企业未来经营绩效

本文紧密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考察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公司未来经营绩效的作用。以2001~2011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高管薪酬的经济因素和公司治理因素后,不管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公司的高管都获得了显著较高的薪酬。但是,在国有企业中,由政治关联导致的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未来的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而在非国有企业中,由政治关联导致的超额薪酬则与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表明,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高管获取了过度薪酬,是一种有损企业未来绩效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政治关联的非国有企业高管所获得的较高薪酬则是对其较强的寻租能力的一种补偿和激励。此外,本文进一步的检验还发现,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中,以及在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高管的过度薪酬问题更加严重。     

监管独立性、市场化进程与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的执行效果——基于2003~2012年国企高管职位变更的数据

国企高管职位晋升机制是国企高管激励的重要制度安排,其执行效果直接影响激励效力。本文手工整理了2003~2012年中央与各级地方国企董事长、总经理及党委书记离任后的去向及升降数据,并基于各级国资委对所辖国企高管绩效考核的规定,首次探究了国企高管职位晋升评价机制的执行效果及其有效执行的前提条件。研究发现,央企高管晋升依赖业绩表现及个人能力;而地方省属和市县级国企高管在政治锦标赛的约束下,依赖非业绩的政治关系资源或政策性负担的承担而获得晋升,晋升评价机制在央企和地方国企被差异化执行,即监管独立性影响晋升机制的执行效果。此外,相较于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相对有效执行。     

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企业债交易成本研究

建立度量银行间债券市场企业债交易成本的2步估计模型,利用企业债分笔交易数据,分别估计108支企业债的交易成本,从整体上考察了企业债市场交易成本情况。结果表明,交易成本随交易规模的增加而减小,交易活跃性、剩余期限和信用评级都影响企业债的交易成本,交易活跃、剩余期限短和信用评级高的企业债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企业债交易成本呈现以上特征的原因在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特有的交易机制。为进一步降低企业债的交易成本,监管部门应加强市场透明度的监管力度。     

资源需求与交易成本对服务外包治理机制的作用——基于N公司的案例研究

提出了服务外包中双方的交易治理机制由客户需要的资源类型以及交易成本共同决定,并建立了需要探究的理论框架。以N公司所实施的4个不同的软件服务外包项目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了各个项目所需求的资源、交易成本情况与项目实施中的具体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根据案例研究结果,提出了在不同资源需求(被操作性资源与操作性资源)以及不同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低与交易成本高)时可供选择的交易治理机制。     

浅谈国有企业廉洁风险防控规范权力运行机制建设

<正>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利己意识的泛起、企业内部管理监督机制存在缺陷等因素的影响,国有企业腐败现象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态势,国有企业逐渐成了腐败问题易发、多发领域,腐败现象也逐渐呈现出新的特点。如果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严重损害我们党同职工群众的血肉联     

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研究

腐败问题执政党的硬伤，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关系党的执政任务和执政使命的完成。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事关改革发展的大局，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列举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表现特征，分析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产生原因，提出解决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有效对策，将有助于建立和完善教育、警示、防范、监督、检查、惩戒反腐倡廉体系建设。从源头上遏制，从制度上防控，从运行中自律，严格依法依纪惩治腐败分子，努力创造科学发展、廉洁政治、风清气正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     

新形势下做好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也出现了诸如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降低、力量分散、广大职工的思想和认识呈现多元化等问题。本文通过对当前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形势和思想政治工作困境的分析,从工作机制、观念、内容、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     

腐败的预防治理与制度创新

腐败问题是当今社会普遍面临的一个重大政治课题。近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并呈现不断蔓延之势。对于腐败问题，国内外学者纷纷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了研究。本文主要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对腐败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详细阐述解决腐败问题的一些措施。     

浅析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对策

在国有企业中，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让干部不出现腐败问题，应从制度、监督、引导和自律方面着手进行，才能解决根本问题，从而使国有企业有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     

强化三项机制 打造高素质国有企业政工干部队伍

本文从强化三项机制入手,浅议了如何提高新形势下国有企业政工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用以适应中央对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要求及国有企业自身面临多重挑战的需要。     

完善国有企业纪检工作机制的思考

完善国有企业纪检工作机制是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制的重要内容。未来完善国有企业纪检工作将从政治监督工作、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大监督体系、“三不”机制、党风作风和纪检组织规范化、法治化等方面进行努力,实现国有企业纪检工作高质量发展。     

试论现阶段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

现阶段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与企业绩效脱节、薪酬结构单一、缺乏外在的制约和监督机制、透明度差等非规范化问题不仅影响国有资产效率的发挥,而且也影响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是管理权对所有权的严重侵犯。本文针对高管薪酬现状,通过分析高管薪酬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相关建议。     

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监督机制对薪酬机制的替代效应研究

降低代理成本的途径有薪酬机制和监督机制两种,这两种机制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即"强监督低薪酬,弱监督高薪酬"。对于股权较为集中的国有企业,来自监管部门的监督力度很大,因而不必过分依赖薪酬激励高管。论文利用803家国有上市公司2010年的数据,构造国有企业监督指数。实证检验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监督机制对薪酬机制确实存在替代效应,说明国有企业不必完全通过提高薪酬以降低代理成本,监督机制是有效的替代性选择。     

创业投资的治理作用:——基于高管薪酬契约设计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9-2012年沪深两市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创业投资参与对民营和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创业投资能够显著改变民营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但是创业投资并没有显著改变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2)对民营企业而言,创业投资参与降低了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之间的敏感性,但是提高了高管薪酬与市场业绩敏感性。实证结果表明,创业投资在民营企业高管薪酬制定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创业投资更加重视市场业绩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作用;创业投资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影响非常有限;创业投资参与民营和国有企业的动机可能存在差异。     

限制国企高管薪酬并非好药方

在国企改革全面推进的同时，对于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改革方案一直未能露出水面。据媒体报道，2013年年末，人社部完成了对国有企业高管的全面调研，近期在总结调研结果，并将以此作为依据之一制定相应的全面限制国有企业高管收入的规定。国企高管全面限薪规定即将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