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人面桃花”的衍变

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经孟的《本事诗》一落实、渲染，人面桃花的故事遂广为传布。宋金元时期以此为题材的作品，今不得见；就明清时期此题材的戏曲创作而言，则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谨守《本事诗》规模，情节简单，重，点突出，注重人物心理刻画，但有单薄之嫌；一是增添人物事件，内容繁复，排场热闹，但却愈来愈远离人面桃花故事的重心，甚至喧宾夺主。这是人面桃花故事题材本身的某些先天性不足所致。若变换一个角度观察，则后一类剧本中之喧宾夺主者，实际上已经变为另外一种剧作，也自有其独立存在之价值。     

期待满足与视野重建——论孔子对《诗经》的接受

一部《诗经》(以下简称《诗》),自产生之日起,就为我们留下许多难解的谜。如“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风》诗,何以能与统治阶级典雅庄重的《雅》、《颂》并册,享受同等的殊荣?一些反映青年男女间相爱相恋的诗歌,何以往往被牵涉进重大的历史事件,赋予政治的内容?应用上,出现了许多“断章取义”的例子,仿佛根本上就不必顾及诗歌的本义。阐释上,则是各家诗说的风起云涌,齐、鲁、韩、毛开其端,宋元明清踵其后,使得浩如渊海的《诗》学端倪难求。历代学者们为此煞费苦心,皆想理出一条研究     

天一阁藏姚宗文《闲居诗》考论——兼论晚明阉党集部文献的价值

浙江宁波天一阁藏姚宗文《闲居诗》是目前已知唯一存世的姚宗文诗作集成，堪称孤本，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通过《闲居诗》文本内容分析其刻本的性质及刊刻后在宁波藏书界的流传轨迹，认为《闲居诗》刊刻时代为清顺治年间，而非天一阁著录的明万历年间。《闲居诗》中大量有关晚明党争和明清易代诗作反映了姚宗文厌恶党争、坚持原则、更关心国事民瘼，同时也表达了姚宗文亲近佛道的思想旨趣。以《闲居诗》为代表的晚明阉党成员集部文献，因负面的历史评价，阉党成员著作大多得不到后世妥善保存，甚至被有意毁弃，导致存世情况不甚乐观。而《闲居诗》作为晚明文史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让晚明文史研究更趋全面客观。阉党成员集部文献的价值不容忽视，亟待给予更多关注、保护和利用。     

吴伟业《梅村词》以史为词与明清之际词学新变

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诗有“诗史”之称，《梅村词》也表现出时代风会与个人遭际的影响，以其《满江红》词表现最突出，可称词史。明清易代之际的大背景促成了吴伟业词风的变化，也促成了时代词风的变化，即由软媚柔婉到慷慨悲凉。由媚而雅是明清之际词学转变大势，直接影响到清词的品格，开启清词复兴之路。     

袁凯《海叟集》漏收、误收考

袁凯曾自编其诗为《海叟集》四卷,明清两朝有多种选集与全集传世。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明诗》,亦收录了《海叟集》与其集外诗。出于各种原因,袁凯诗集存在漏收与误收情况。其集外诗所收录的一首诗歌,亦可从图画文献中得到印证。借助目前较为丰富的明清各类相关文献,可以对袁凯诗歌进行辑佚、考正与考误,此项工作对于袁凯基础文献整理,大为有益。     

王富鹏《岭南三大家研究》评议

古代岭南诗人，以张九龄及明清之际三大家最卓越。1991年阅《南园前五先生诗》《南园后五先生诗》合刊（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我始知唐清之间的过渡时期，尚有优秀的十位明代诗人，堪称屈陈梁三家的先驱。有关三家的研究，值得推介广东韶关学院教授王富鹏博士论文《岭南三大家研究》（下文简称王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略论明清章回小说与诗歌的关系

章回小说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也是最具民族性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代表样式。欣赏中国的章回小说,我们不难发现章回小说同诗歌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明清章回小说中,诗歌已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据有关资料统计,《三国演义》引诗157首,词2首;《水浒传》引诗556首、词54首;《红楼梦》引诗124首,曲35首,词8首。数量之大,是其他文体难以并驾齐驱的。那么,诗歌为什么会在明清章回小说中如此张扬呢?从宏观上探究,原因大致如下:     

宋科举科目考(下)

三、进土科及其中特殊类型两宋期间，进士科反复变化，最终至明清才固定模式。考其变化而涉及科目类型的，约有进士分科、特奏名、上舍及第、制科踢进士、进士赐诸科、召试赐进士、赐进士。兹分述之。进士分科进士分科起因是王安石变法，但从科举形式看却是因试艺内容引起的。宋初，进士科试艺内容沿五代旧制，为诗、赋、杂文、策、贴经、墨义，其后去墨义、增论，并无大的变化。王安石变法，罢诗、赋，改试经义，引起一场大震动。《长编》卷220：“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贴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     

关于《谢榛研究》的一封信

关于《谢榛研究》的一封信程千帆庆立先生：往岁有幸得读《诗家直说笺注》，今复承赐新著《茂秦研究》，知先生于谢氏及有明一代文学，治之精且专也。近人惑干焦里堂下逮王胡一往之见，于明清诗古文辞往往妄肆诋，或束之高阁，实则其中流变甚繁，亦各有所成，来容横加抹杀...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饮酒》诗主旨新探

《饮酒》诗主旨新探郭满禄《饮酒》诗二十首在陶集里占据着显赫的地位，历来论家不穷，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亦有不少论者仅仅据二十首中若干首诗或若干词句，便给《饮酒》诗下这样那样的结论，这就未免失之于偏颇与武断。本文拟就对陶渊明二十首《...     

简述黄鷟来的生平、交游及其感怀诗

明清时期,江浙一带文人荟萃,文学极为繁荣,尤其是闽中文学,更是令世人惊叹不已。黄鷟来就出生于明清易代之际的闽县,在当时社会影响相当大,并且与此时的逸老遗民联系非常密切,如费密等。他的诗歌著作有《友鸥堂集》,其中两百多首感怀诗相对清晰地呈现了他的心路历程和个性思想。     

明清之际《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受实用学术思潮的影响,明清之际兴起一种文学诠释《诗经》社会功能的现象。诠释者褒扬《诗经》“直道而行”的“美”、“刺”精神,阐述“变风”、“变雅”以情感人的教化方式,肯定《诗经》绞迫直露的审美风格,探寻《诗》“可以观”的原因,并指出《诗经》与应用文发挥社会作用时有“虚用”与“实用”之别。诠释者诠释《诗经》的社会功能时,注意了“《诗》之为诗”的文学属性,是对《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铁锁何处沉江底?——黄石地区名胜古迹考辩之三(兼谈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为鄂西作)

黄石市郊临江有座峭耸壁立的西塞山,长期以来,人们多以之为西晋伐吴、使吴国“千寻铁锁”沉江一役之地,又以为唐朝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所咏即此。如《湖北通志》(1921年刊本)在《舆地志·山川》之“大冶西塞山”条下,即引刘禹锡诗,又明清两代修撰之《大冶县志》,亦引刘禹锡诗,并将山列为“大冶八景”之一,名曰     

《说苑》引《诗》特点及其修辞作用

西汉经史文献学家刘向《说苑》一书旁征博引典籍之多可谓引人注目，其中引《诗》又独具特色。如对史料原有引《诗》进行录、增、删、改，且绝大多数为直接引用，以全书多达91处，这反映了《诗经》在先秦的至尊地位。也体现了刘向个人的《诗》学观。从修辞角度对《说苑》引《诗》的修辞作用进行分析，认为刘向大量引《诗》是为了以《诗》证事、以《诗》为喻、以《诗》作评，目的是为了达到较好的进言效果。     

刘长卿诗异文考辨

<正>我国唐宋元明清部分总、别集,以及少数地志、诗话等书,校对了刘长卿的诗,收获不小。今将重要的异文,加以考辨,以定是非,希望能供研究者参考。是非明显,或彼此两可者不论焉。 每一诗题后,按《丛书集成》本《刘随州集》标出卷数。因为《丛书集成》所据为《畿辅丛书》本,是个很好的本子。其编次与宋明刻本、《全唐诗》等基本相同,又较通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导读书——读《诗经主题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所保存的305篇作品,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从汉代起,一般人读它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注释《诗经》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称做诗经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诗》本文也就叫“经”,“经”和“经学”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统的诗经学是以《诗序》为纲的,《诗序》即《诗经》的题解,但大多不合于《诗》的本义,而读者却往往奉为圭臬。所以(宋)章加愚感叹道:“《诗序》之坏《诗》而《诗》亡,……自儿童读《诗》即读《诗序》,已入肌骨矣,……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夏出,安不亡乎?”宋元以来,儒学趋向市俗化、乡俗化,《诗序》的影响更浸入社会底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社会风尚、人伦道德所给予的影响,诗经学可能比《诗经》本身还大得多。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     

《神童诗》批注

前言《神童诗》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培养维护其反动统治的忠实奴才和接班人而编写的通俗读物之一。《神童诗》相传是北宋时期的反动儒生汪洙编纂的,原作的诗句不多,后经明清一些反动文人的陆续增补,使它宣扬孔孟之道的内容越来越具体,影响日益深广。正同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思想都毒害劳动人民一样,《神童诗》也毒害人民。《神童诗》贩卖孔孟之道的主要内容有:一,大肆鼓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读书做官论”;二,宣扬“自小多才学”的唯     

孔子“兴”式教育法与《诗》《易》的义理化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诗经》和《周易》是他教授弟子们的重要内容，但他并不是仅仅要求弟子们记住《诗》《易》的辞句，而是要他们从中体会出“忠恕”之道来。孔子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当时十分盛行的“兴”式方法，即仅据《诗》《易》中的某一辞句断章取义地引申发挥。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要求弟子们要紧紧围绕着“忠恕”之道去“兴”。孔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诗》《易》改造成儒家经典的。孟子、荀子以及西汉中期以前的儒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