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五言诗的起源

关于五言诗起源的问题,向来聚讼纷纭。有的推原于汉代以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钟嵘《诗品序》云:“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这里所列举的,或仅为单句,或只是半章,或除兮字不计,或杂以四言,惟邪径童谣,纯乎五言。但童谣出现于汉成帝时代,非五言诗之先见者。其余既非全篇,自不当以五言诗论。     

传:赋之变体

赋与传，彼此间可谓泾渭分明：前者属文学，后者或入经学，或归史学。但在先唐文献中，二者确乎有过一段文字姻缘，结出的果实虽不算丰硕，却堪入精品之林。我们不妨循着语义递嬗的轨迹，在严格的文体分类之外，接续上这一失落的历史谱系。一首先从一桩历史公案谈起。《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说：“初，安入朝，……（上）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颜师古注：“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九》“离骚传”条第一次指出“传”为“傅”字之讹。他认为：“‘传’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     

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

我国古代辞赋基本经历了先秦两汉、魏晋迄唐、宋元以降三大阶段，而对其兴于诗而亡于诗之过程、始终介乎诗和文之间增变的主旋律，笔者已撰文概述（详《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古（魏晋迄唐）赋家变汉代散体大政定式而进行的历时六、七世纪的赋体诗化道路作一初步探索，以观测其所建构的以声律为基础、以情境为追求的赋学审美世界。诗、赋关系，渊承虽久，至有“赋，诗之铺陈者也”（刘熙载《艺概·赋概》）说，然在赋体形成初期、尤其是汉代散体大赋立格，赋即以散化特征独立成体…     

从《文选》的抒情赋看萧统的文学观

赋体文是由《诗经》中“赋”的表现手法演化而来的。《文心雕龙、论赋》指出：“《诗》有六义，其二日‘赋’。‘赋’者，销也；铺采擒文体物写志也。”认为赋是体物写志的，这个概括很精当。“物”、“志”范围很广。《文选》赋类前面放的“京都”、“郊祀”、“耕籍”、“畋猎”、“宫殿”类所写的“物”是指与帝王生活有关的物，抒写的是合于帝王好大喜功的“志”。除此之外，更能打动人心，流传久远的恐怕是那些描摹一般景致、不太追求比并寄托、不重经国体野、更重作者个人情志的小赋。这类赋，《文心雕龙·诠赋》在大赋后讲：“至于草…     

从赋体的多元特征看辩证的文体论思想之产生

一、“体兼众制、文备多方”说的提出萧子显通常是以其《南齐书·文学传·论》见称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而他在《自序》一文中提及的“体兼众制、文备多方”之说所蕴含的文体论思想及其地位,则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体兼众制、文备多方”之说是由赋体创作所引发出的一个实践性的问题。萧子显《自序》云: 少来所为诗赋,则《鸿序》一作,体兼众制,文备多方,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梁书》卷三十五《萧子显传》例) 据《梁书》本传记载,萧子显“尝著《鸿序赋》,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可谓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结合上文“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之自述,更可见《鸿序》是萧子显在生前就颇有影响的一篇赋体作品。尽管这篇作品早已亡佚,我们无法考     

《子虚赋》、《上林赋》辨正

《天子游猎赋》是西汉司马相如的天才之作,在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天子游猎赋》几乎不为文学史研究者所知,取而代之的是《子虚赋》和《上林赋》。一般认为,是《昭明文选》把游猎赋分成《子虚》《上林》二赋,其实这个错误从魏晋之际就开始了。如潘岳《关中记》所载:“泾渭灞浐丰镐涝潏,上林赋所谓‘八川分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引)左思的《三都赋序》说:“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庐橘夏熟’。”晋灼于“庐橘夏熟”一段注云:“此虽赋上林,博引异方珍奇。”郭璞注也割裂为二篇。萧统《文选》沿其误,题为《子虚赋》、《上林赋》,分属二卷。李善于《子虚赋》题下引《汉书》本传,也未明言这是误分之篇,非相如前作的《子虚赋》。此后,这一错误似乎成了定论,无人怀疑。《贞观政要》记载唐玄宗对房玄     

命赋厥初:先秦古赋体制例说

本文所谓的“古赋”,主要是就时间性而言的,指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早期赋体文学,其体制特征虽不如后来的汉赋那样明晰,但却具备了赋的基本因素.本文就早期赋作的体制问题作专门探讨,具体涉及《晏子春秋》《史记》《说苑》《新序》先秦两汉典籍以及《论义御》等出土材料.由此也可对赋体文学早期的发展轨迹与文体特征等问题作新的认识.     

“文已尽而意有余”辨──论钟嵘《诗品》中的“兴”

通检钟嵘《诗品》，“兴”字出现九处，而从诗学范围来谈的则有七处：“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斡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着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诗品序》）“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且辄书．内元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诗品》卷上）“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　　不奇。”（《诗品》卷中）“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     

《薑齐文集》遗文《惜馀鬓赋》考释--为纪念王夫之逝世二百七十周年作

《船山遗书》中关于集部作品有散文,赋,诗,词,曲五部分。散文各体收入文集十卷中,其中韵文占了半数,而赋在韵文中又占了十分之八九。可以说《文集》除古近体诗外,是散文、韵文的合编。《七十自定稿·自叙》说:“‘诗言志’。又曰:‘诗以道性情’。赋亦诗之一也”。     

《两都赋》和《二京赋》的历史价值

<正> 一汉赋给人的印象是“虚辞滥说”、“靡丽多誇”,但细读《两都赋》和《二京赋》,却有不同的观感,若校以有关史料,则更觉其内容“类皆有据”、“确然可信”。无怪《长安志图》的作者李好文,亲到长安考察史迹之后说:“赋语文之词,固多张诞,然身未尝至,目未尝睹,亦未可辄拒而不信,尝读汉人之赋,遂知两京台观之盛,班孟坚曰:‘轶云雨于太半,虹蜺回带于棼楣,’又曰:‘攀井干而未半,目眩转而意迷。’(按:见《西都赋》)张平子曰:‘将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耸兢??按:见《西京赋》)予至长安,亲见汉宫故址,皆因高为基,突兀峻峙,崒然山出,如未央、神明、井干之基皆然,望之使人神志不觉森辣,使当时楼观在上,又当如何?由是观之,则数公之言,未遽为张大也。”(《长安志图》,《经训堂丛书》本,卷中) 西汉定都长安,东汉定都洛阳,有关汉代长安和洛阳的史料,除了近年在旧址的一     

一代烟尘帝王笔──萧绎诗歌创作与宫体诗之关系

一提起“宫体诗”就很容易让人回忆起萧纳或“质徐”，但对作为梁代文坛的一位重要人物萧绎来说，他的身影似乎并不会那么清晰地显现出来。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烟尘中的南朝旧地，看看萧绎是如何介入的，由此，我们将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关干“宫体”的明确记录最早见于《梁书》，一是｛梁书·简文帝记｝｝中的“（高祖）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瘤，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一是《梁书·徐掩传｝）中的／搞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在这里萧纲、徐招作为代表人物出现了，他…     

论《诗经》中的两种赋

《诗经》中有两种赋:一种是朱熹说的“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诗集传》),另一种是李仲蒙说的“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从《诗经》的景物白描句子中,最能看出这两种赋的区别。现论述如下。一李泽厚同志说:“所谓‘诗言志’,实际上即是‘载道’……‘记事’……,就是说‘诗’本来是一种氏族、部落、国家的历史性、政治性、宗教性的文件,而并非个     

赋体生成与屈辞赋体论证

赋体文学盛于汉代,体式多样,题材丰富。作为文学文体之一类,赋至宋玉正式标题成体。世人在追溯赋体形成时,都会提及屈辞,或径直将屈辞认定为赋体。这缘于屈辞的创作同样是采用讲求言辞文采的雅言写作。而雅言的言说、创作形式,正是赋成体之前,作为动词时赋的基本内涵。屈辞的创作虽是采用赋法,但一些作品的创作已有明确的文体归属,并非全为赋体。可称赋体的只有《卜居》《渔夫》与《招魂》。     

论班固的《咏史诗》与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成熟问题──兼评当代五言诗研究中流行的一种错误观点

关于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时代问题，几十年来在文学史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已成定论．本文对这种观点的依据重新考察辩析，提出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应在东汉初年．当代研究者多引钟嵘《诗品序》中一段话为主论依据．其实钟嵘并没有文人五言诗到班固时代而不成熟的看法，他说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是他对班固诗风的批评，并不涉及五言诗是否成熟的问题．班固的《咏史诗》从用的、内容表现、体裁方面看实际已很熟练．其写的“质本无文”，与他的文学观念有关．本文认为．要探讨汉代文人五言诗成熟问题关键在于弄清西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情况．     

曹禺早期剧作中“蛮性的遗留”解析

我们在各自的研究中，已愈来愈深切地感到，曹禺早期剧作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意念——“蛮性的遗留”。且看《雷雨·序》中的一段自白：“《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可以说是我‘蛮性的遗国’，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与“蛮性的遗留”语义相近的还有“原始的情绪”、“神秘的吸引’等等。而且，这些意念虽只是在论及《雷雨》时提出来的，可事实上，“蛮性”是贯穿在他早期的心态与剧作全过程的，不单单是《…     

略论苏轼对赋体文学的发展

赋是汉代的代表文学。作为一种文体,汉以后仍有发展,不过到了宋代,赋已经丧失了在汉代文坛上有过的显赫地位。苏轼曾经说过:“古为文譬造室,赋之于文,譬丹刻其楹桷也,无之不害于为室。”(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引)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轼对赋这种文体不加“问津”。     

赋体源流辨

“赋者,古诗之流也。”自班固首创这种赋体源流说以来,历代辞赋评论家大多沿袭班固的说法。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自诗出,分歧异派”,把赋看作“六义附庸”。宋人祝尧说:“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清人程廷祚也说:“赋与骚虽异体,而皆原于诗。”直至晚近,仍有些论著坚持这种说法。如有个辞赋的选注本说:“《诗·大序》说《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赋即其中之一。到了后来,它成为一种独     

《辞赋文体研究》简介

《辞赋文体研究》（郭建勋著）2007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辞赋文体纷繁复杂,极具兼综性与边缘性,这种特殊品性,使其在中国古代文体尤其韵文文体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本书旨在对辞赋文体形式和表现特征进行全面的厘清与总结。其中第一、二章分别探讨了骚体赋、诗体赋、文体赋、“七”体、律赋和宋代新文赋的形成和文体特征,属于辞赋的分体研究;第三章论述大赋与小赋的区别、各自的形式特点及其兴衰流变,着眼于对“大赋”与“小赋”这两个重要范畴的清理和辨析;     

宫体正义

一般认为它体诗兴起于南朝文坛的新变之风。其实，当时的宫体诗人也是新体诗创作的积极参与者，而他们自觉创制宜体，也是当作诗歌新变的一条途径。陈代的姚察就指出：“（徐油）属文好新变，不拘旧体。……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①今人孙康宜教授也说：“萧纲和他的朋友将他们的宫体诗创作称为一种‘新变’（innovation），或许，这是指宫体诗创作是一个与几十年前的声律新变（山etonalinnovation）同等重要的诗歌运动。实际卜．‘新办’R几乎成为富仕达例作的杯志。”②宫体诗大都声律协调、体制短小、文辞华…     

六朝文论若干问题之商讨

一、关于《文赋》“诗缘情而绮靡” 周汝昌先生《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说:“按陆机本意,‘缘情’的情,显然是指感情,旧来所谓‘七情’。”他举出陆机《叹逝赋》、《思归赋》中的例子,证明“缘情”的情与“闲情”、“艳情”、“色情”等并无干涉。其说至当。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证明“缘情”一语是当时人常用之语,并非陆机独创。如潘岳《悼亡赋》:“吾闻丧礼之在妻,谓制重而哀轻。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缘情。”意思是,曾听说为妻子服丧礼,服制虽重而哀情却并不深;如今有了亲身体验,方知其服制之所以重,乃是依据人情而制定的。按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