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规范视域下的《论语》英译——以刘殿爵译本为例

翻译规范理论肇始于利维和霍姆斯,发展于图里,集大成于切斯特曼。该理论以文化模因为切入点,涉及哲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多门学科,覆盖翻译过程的所有阶段,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职业道德紧密联系,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都有重大意义。借助翻译规范,可以窥探刘殿爵《论语》英译本背后的文化因素。该译本承载目的语文化的主流规范因子,使得本身加载的时代文化模因更加深刻。译本语言文字的整体感和细节处都是以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但传递的信息却是中华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刘殿爵的翻译给人们的启示是,翻译要满足目的语读者的种种期待,文化内容的移植需要引发目的语读者的心灵共鸣。     

英译本比照下的汉语模糊特征——以《道德经》为例

从英汉语言对比研究的视角,以《道德经》及其英译本为个案样本,分析总结了汉语词、句、章三个层面的模糊语言个性。通过比较原本与英译本得出汉语模糊性具有语言经济性的结论,通过比较汉语译者与英语译者的英译本,说明本土译者具有汉籍英译的优势。     

试论《道德经》中“天道”的译介——以亚瑟·韦利的英译本为例

“道”的译介是《道德经》翻译中最为核心的问题,英译成“Tao”已被英语世界的读者所接受,“Tao”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亚瑟·韦利在翻译这个概念时使用了两种译法.在厘清“道”的译介历史之后,辨析韦译“天道/天之道”的特色,可以发掘韦利在《道德经》英译史上所做的贡献,从而得见其翻译策略和文化用心.     

大道至简，妙不可言——闵福德《道德经》英译本评析

《道德经》是一部深邃玄远的中国文化典籍,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出现过诸多译本。就英译本而言,不乏名流大家的珠玉之作。其中英国汉学家约翰·闵福德的英译本甫于2018年底出版刊行,作为其本人同时也是该部哲学经典的最新翻译成果,便是不容忽视的一部作品。文章通过描述性地梳理分析发现,译者治学基础扎实而经验丰富,底本选择依循传统又别具匠心,体例编排合理严谨,译笔行文简约精妙,具有独特价值。     

文学翻译主客体的阐释学解读——以《道德经》及其四个英译本为例

将阐释学的主体和客体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与翻译实践相结合,以《道德经》及其四个英译本为例,具体分析文学文本和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和客体,从原有的译者主体和文本客体内涵延伸到过去和现在、文本和阐释者、作者和读者六个要素的新内涵。     

从哲学阐释学角度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以《道德经》两英译本为例

从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中理解的历史性、偏见观和视界融合出发,以《道德经》两英译本为例,对中外译者英译《道德经》时的不同理解进行客观的、合理的梳理,认为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并肯定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理论对研究译者主体性的指导作用。     

改写者葛浩文——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

勒菲弗尔"改写论"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重视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指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形式,会受到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影响。文章从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了葛浩文译《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中的改写现象,总结了他所采用的改写策略和方法,旨在为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提供一些借鉴。     

从游戏视角解读典籍翻译文本制约——以《道德经》第七十一章首句两英译本为例

翻译作为一种理解和解释,同时又是一门艺术,其翻译本质、原理与哲学阐释学中的游戏概念极为相似。从游戏的角度对《道德经》第七十一章首句的两个不同英译本进行分析,从微观角度探究游戏的“他者”即源文本上下文对解释和翻译的制约性,指出要尊重游戏中“他者”的存在,最终实现译者和源文本的共同提高。     

典籍翻译的伦理研究视角——以《道德经》中“水”的翻译为例

典籍翻译在文化传播方面有着极为严谨的伦理需求。作为中国典籍的重要代表,《道德经》的文化精神与哲理智慧弥足珍贵。在社会化的翻译活动中,译者必须以一定伦理准则为导向。从翻译伦理的视角,分析如何在《道德经》英译本中有效地传递"水"所喻指的文化意象,试图以译者的伦理价值取向为出发点,讨论如何将翻译伦理模式用于指导具体翻译实践行为。     

《道德经》英译研究综述

《道德经》是中国典籍中的一朵奇葩,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分析了90篇《道德经》英译研究的相关成果,对《道德经》英译研究的现状,包括译本的分析与对比、译者视角、关键字词和风格的探索、《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评价、总结,并指出研究存在的不足,进而为以后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副文本视域下《道德经》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以安乐哲译本为例

副文本的合理运用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安乐哲在《道德经》译本中将其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研究发现：正文本翻译前,通过副文本阐述译者重译典籍的因由、目的、底本的选择以及哲学语境的建构;翻译中,阐明译者“中国式叙述”的翻译策略、语言和文化语境的建构以及读者服务意识;翻译后,再现道家哲学语境,并彰显译者的翻译惯习。译者发挥主体性利用副文本建构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多重语境,不仅使读者加深了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也为中国典籍的翻译提供了新思路。     

描述性关照：勒奎恩《道德经》英译本剖析

美国当代女作家厄秀拉·勒奎恩不懂中文却翻译出了《道德经》,而且反响不错。通过描述性翻译研究的视角分析该译本的生成过程,包括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途径的选择、翻译目的的设定、翻译内容的安排以及译文的受众效应平衡等,能有助于解除规范性对《道德经》翻译的诉求,更有利于了解国外对《道德经》的解读策略、目的和为此所作出的尝试。     

作为现代性建构手段的现代文学早期英译——以《天下月刊》的《雷雨》译介为例

20世纪20至40年代,在新文学主将们以外国文学的译入作为实现中国文学、思想乃至社会现代化的手段的同时,也有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尝试着把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到西方。这种实践包含着现代性的努力和期许,却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1936至1937年,英文期刊《天下月刊》连载姚莘农翻译的《雷雨》,这是曹禺这部重要剧作的首个英文译本。《天下月刊》从其“阐释现代中国”的办刊理念出发,试图以《雷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优秀代表,与世界文学“对话”,从而帮助中国获取现代国际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这种以翻译作为现代性建构手段的诉求,既体现在了《天下月刊》对《雷雨》的评价和定位上,也决定了作为译者和《天下月刊》编辑的姚莘农在翻译中采用了颇受争议的直译策略。《天下月刊》同仁与五四作家们形成了一种“接力”,在创作与翻译的不同领域,共同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努力。     

基于语料库的《道德经》“无为”主题的翻译

本文通过自建《道德经》多译本平行语料库,通过主题词的筛选,确定对老子"无为"思想的翻译进行横向及纵向的分析思路,总结前人对"无为"思想翻译的一致性与多样性,以便对今后道家哲学思想的学习、翻译与传播提供借鉴。     

论典籍翻译中的意象转换——以《道德经》英译为例

典籍的翻译对弘扬中华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道德经>是我国古代典籍的典型代表,以前人们更多的是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讨论其译本.意象既是语言研究的对象,又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古今中外人们对言、意、象的追问和思考从来没有间断过.随着当今多门学科的交叉与渗透,人们对语言与意象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梳理和总结文学意义的构成和古今中外对意象的不同理解,并结合<道德经>的英译本探讨中西意象转换的文化差异问题,以揭示意象在典籍翻译中的重要意义.     

文化翻译理论视角下《道德经》数字翻译研究——以辜正坤译本为例

《道德经》的语言简洁、抽象,使得意义的缺乏或语义不足问题十分明显,数字意义就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例证。以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为视角,通过对辜正坤的《道德经》译本进行分析,发现中西方在数字的实指和虚指方面有着很大的文化差异,中国的数字除了实指意义外,还有着很强的虚指功能;而西方的数字只有实指功能,这对译者和读者理解原作形成了很大的障碍。译者除了具备很好的双语语言能力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双语文化背景知识。在典籍英译过程中,译者要想实现文化传真的最大化,相较于其双语语言能力,译者的双语文化背景知识更为重要。文化翻译理论在指导典籍英译过程中有一定的可行性,在助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方面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道德经》英译本的本土文化流失

<道德经>是东方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部殊胜的宝典.它博大精深,涵盖宇宙万物的科学大真理.著名汉学家Arthur Waley的译著却在内涵和形式上都有所欠缺,难以呈现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从功能对等看《道德经》中“名”的英译——以Arthur Waley，D．C．Lau，VictorH．Hair三个英译本为例

近年来的“老子热”使老子的《道德经》受到世人瞩目,被国内外译者竞相传译。各译者对“道”和“名”的翻译差异较大。“道”作为老子哲学的核心,有着深厚的底蕴内涵。“名”是“道”的外在体现,也是老子哲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代表性的ArthurWaley、D．C．Lau、VictorH．Mair三个译本将《道德经》首章中的“名”英译为name,未能完整贴切地体现出“名”的深刻内涵。本文从功能对等的角度分析“名”译为name的局限性。     

《道德经》与生态美学

《道德经》蕴涵着丰富的生态美思想,其内容包括生态之道美、生态自然美、生态和谐美等方面。学习《道德经》的生态美学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认识自然、保护生态环境,树立生态审美意识,发挥审美在生态建设中的影响,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美学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