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与明中后期文学审美观念的变革

明中后期,阳明心学的广泛流播,在思想界产生剧烈震荡。心学站在与程朱理学相对的立场,从解放"理"对人的主体性和个体压抑的角度,重建了理论体系,在文学领域引发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潮流,文学审美观念亦随之表现为由雅入俗、由古入今、由理入情的特征,呈现出鲜明的浪漫气息。     

明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流布及其原因分析

学术界一般认为,阳明心学的兴起几乎没有对徽州产生什么影响。这一观点是有违历史事实的。其实,明中后期,徽州这个程朱理学的故乡,也成为王(阳明)、湛(甘泉)心学肆意流布的地域。徽州士民之所以迅速就接纳了心学思想,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与徽州学术思想演变的逻辑进程有关,其二是因为心学思想适应了当时徽州商业社会发展的需要。     

明中后期书商的市场意识和竞争策略

明中后期,商业性的出版空前发达,书商的市场竞争意识大大增强,很多书商在图书产品的开发、图书价格的制定、发行渠道和广告促销等方面都采取了积极灵活的竞争策略。至迟从万历元年开始,很多坊刻本图书的封面或扉页上还出现了"发行"、"发兑"等词,标志着商业出版已经出现刊刻与销售分离的情况,独立的发行商开始形成。     

明中后期书院教师行为与角色演变探析

明初书院教师笃信朱学,强调个人道德躬践的群体特征,明中后期开始王守仁后学书院教师们的面向平民,面向社会,面向生活的角色转变,探讨这个时期教师行为与角色演变的学术原因及其历史意义,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明中后期书院的勃兴及其影响论略

明朝建立后 ,重视学校教育 ,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 ,明中叶以后 ,书院由沉寂走向了兴盛 ,产生了重大政治、社会影响 ,冲击了正统的程朱理学 ,影响了社会风气 ,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刺激了学校教育 ,于是明朝中后期四次限制、禁毁书院 ,给蓬勃发展的书院以沉重的打击。     

静虚工夫与明中后期的儒道交涉——以朱熹后学蔡清为例

蔡清为明中后期福建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其工夫论也吸纳了道家、道教思想,以静、虚为本,将朱子的工夫论推向深入.这源于儒学自身的发展轨迹以及蔡清个人的学术经历等多方面原因.但蔡清是在坚持朱子学的立场上吸收道家、道教思想内容的.蔡清工夫上的特点表明了朱子理学尤其是闽中理学在明中后期的深入与转向轨迹.     

政治生态与传记书写:明中后期史书对王越形象塑造的演变

王越为明朝成化、弘治时期著名军事将领,其传记详载明朝各官修、私修史书。诸书所载王越传记,选取事件不一,褒贬各有侧重,众史家对王越的态度亦有矛盾之处,这是明中叶政治生态发生变化的反映。明中后期,北疆形势错综复杂,宦官专权屡次上演,这些问题始终影响着明中后期的史学家,进而影响着王越个人史的书写走向,呈现出一种矛盾与复杂的态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     

明中后期兵部的白银财政及与京师各部的财政关系

明代兵部也有财政职能,有独立收支。明初兵部便有皂隶、马差、驿传等财源,但在实物劳力财政体制下,各役按需设置,无法用货币统一度量,收入规模难以知晓。明中叶后,随着赋役折银走向定率、定额等,兵部逐渐有了大量白银收入。兵部的收入主要集中于武库司和车驾司,类项有皂隶银、马价银、柴炭银、筏夫银、驿传站银等。明后期,两京兵部白银收入规模约有902.7442万两,其中北京兵部约有888万两,南京兵部约有14.7442万两。解往两京兵部银库的白银共约157.1242万—188.3842万两,其中北京兵部贮藏约142.38万—173.64万两,南京兵部贮藏约14.7442万两。明后期,南京兵部建立总库对各司白银收入进行统一管理。但直至崇祯末,北京兵部仍未建立统一银库,四司各有收入,分别管理,较为混乱。兵部所藏白银主要用于军费、公费开支,但在开支时,兵部与户部、工部间存在着财权不清、财政挪用、互相推诿等问题。     

道统、文统与政统——明中后期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化

明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和广泛传播,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道统也因此发生了嬗变,道统的嬗变又促进了文统的分化。科举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场域,成为道统和文统争夺的主战场,从而使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化,"离经叛道"之说也因此出现在科举考试中,而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则在于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道统和文统的嬗变还促进了政统的变化,不仅扩大了士大夫的话语权,还使普通士人甚至是市民阶层也争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从而对代表政统的皇权形成一定的制约。道统、文统和政统的嬗变,孕育着近代的因子,昭示着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明中后期的贪赃之风与法纪衰败

明中后期的贪赃之风与法纪衰败温晓莉明代初期的严法惩贪、吏治清廉，与中后期的贿赂公行、贪赃腐败成风，形成鲜明对比。同一朝代，前后如此通异，实为中国封建时代所罕见。（一）明代中后期官场的贪赃之风有三大特点：一是举国贪赃，侵吞公物，其面甚广，已酿成上下相蒙...     

唐朝政府对下层士人的赋役政策与实存状态

唐朝是下层士人迅速发展壮大时期,本文以唐朝与下层士人有关的赋税和徭役制度为切入点,探究唐朝下层士人经济生活中制度层面与生活现实之间的背离,进而研究这一时期下层士人的整体经济状态。     

清中后期桂西民族地区的科举户籍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变

清中后期,桂西地区改土归流逐步推进,但桂西恶劣的区域环境及落后的文化,导致新近改流之区科举应试面临缺额问题,由此产生要求变革桂西科举户籍制度以允许外省之人进入改流地区应试的策略。而肇始于雍正九年的桂西移家入籍应试政策却在乾隆二十五年被废止,这一政策施行过程虽短,却揭示了桂西科举户籍制度变革给桂西社会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也折射出桂西边疆内地化进程中不断变迁的边地社会形态。     

晚明吴越地区民间尚文风气试析

嘉靖年间以来,吴越地区市镇兴起,经济繁荣,商贾细民的经济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当生计不成问题时,受传统的尊生重死意识的影响,他们自然而然地会对寿序、墓铭等文化产品的消费产生需求。与此同时,文士也已从“义利之辨”的观念中解脱出来,为了谋利、治生,他们纷纷代人撰文。两者相互作用,从而促成了民间浓厚的尚文风气。这种风气的兴盛,揭示了先前贵族式的行状、墓志铭等在晚明已经遍布市井里巷,日趋平民化;而文士以文治生,其行为及相应篇章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的商业色彩。     

从王世贞与明中后期诗坛之关系看文化的相融与独立

明中后期,诗坛复古的呼声此起彼伏。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诗坛主流以强大的优势横扫诗坛,以公安、竟陵为代表的楚文化亦风靡一时,而在两大强势文化的夹击下,吴文化风雨飘摇。尽管未能引领诗坛主流,但处于弱势的吴文化仍与强势的齐、楚文化鼎足而三。王世贞作为后七子领袖挥戈诗坛,但其吴音不改。钱谦益倾力编纂《列朝诗集》旨在保护吴文化传统。吴文化与齐、楚文化共生的命运说明了文化本身的稳定性,文化一旦形成,便不会轻易地因外界强加的力量而改变。     

明、清、民国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备荒赈灾考述

明、清、民国时期,黄河上游地区自然灾害较多,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各级政府沿袭前代做法,较重视储粮备荒、减免赋役,同时,还采取措施进行赈济,本文对赈济灾荒过程中的勘报灾情、临灾赈济、恤政机构、以工代赈等措施及其演变作了探讨。那时虽有备荒赈灾制度,但遇灾歉后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吃草根树皮咽观音土甚至"人相食"的事例仍多有发生。     

明、清、民国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备荒赈灾考述

明、清、民国时期，黄河上游地区自然灾害较多，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各级政府沿袭前代做法，较重视储粮备荒、减免赋役，同时，还采取措施进行赈济，本文对赈济灾荒过程中的勘报灾情、临灾赈济、恤政机构、以工代赈等措施及其演变作了探讨。那时虽有备荒赈灾制度，但遇灾歉后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吃草根树皮咽观音土甚至“人相食”的事例仍多有发生。     

试论转型中后期政府能力的危机与建设

文章试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角度阐述政府能力的含义与构成,分析在转型中后期由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动而引发的政府能力危机。为了解决政府能力不足的矛盾,必须在宪政体制内,在转变政府职能和重新配置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加强政府能力建设。     

明代中后期《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以王世贞为中心

明嘉靖至万历时期,以"舆论领袖"王世贞为代表的阅读公众初步形成,他们以荐读、研究、创作实践等方式迅速推动着《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从而掀起了知识分子阅读、讨论的风潮。考察其背后的社会原因,主要源于皇帝对道教的推崇、西王母信仰的兴盛及明中后期发达的印刷业。在《穆天子传》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传播偏向,一是以复古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偏重于"白云谣"诸篇章并将其应用于诗歌革新,二是经知识分子再创作的穆天子故事杂糅西王母仙迹而普及民间。两个偏向又重合于周穆王见西王母事件,使受众产生《穆天子传》的主题就是写穆王与西王母相会的错觉,从而影响了文学史的撰写和当代人对此书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