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中的巨人——论“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的文本差异性

"言说鲁迅"遮蔽"鲁迅言说"的思想本质,这是鲁迅研究界客观存在的一大弊端。由于"言说鲁迅"重在"言说"而轻在"鲁迅",其结果是使"言说鲁迅"发生了重心偏离,鲁迅也被囚禁于精英话语的"围城"中,变成了一种任人阐释的文化符号。"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原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立文本,但却常常被人们互相混淆和相互替代,进而严重干扰了读者对于鲁迅思想的理解与认识,并最终导致社会对于鲁迅陌生化的消极态度。     

“鲁迅”的“现在价值”

这里讨论的“鲁迅”是符号化的鲁迅,“鲁迅遗产”主要是指鲁迅和同时代的东亚思想家与文学家共同创造的20世纪东亚思想、文化、文学遗产,它是20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现在价值”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国家以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学术界的问题。     

论鲁迅的“政治学”

鲁迅"政治学"指鲁迅的政治思想(显性鲁迅)和鲁迅著作、行迹中体现出的政治学趋向(隐性鲁迅)的综合体。尽管鲁迅一直被认为是"政治性作家",但他却与实际政治经常处于"不即不离"的状态。他是一位始终的"革命者",却又总是估量着牺牲的价值。这与个人勇气无关,却与他独特的革命观和历史观相关。因而,尽管鲁迅的政治思想也可纳入"学科"进行分析和研究,譬如将他归纳为一位民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开放、内省的民族主义者,但却无法抵达鲁迅政治意识的根底。存在于这个根底处的,是一种独特的感觉结构:业已觉醒为"人",却无时无刻不将自身感觉为"奴隶",形成一种独特的"奴隶人"意识。这种意识并非只针对外在社会政治制度,更针对由主客体共同构成的整个历史的"主奴结构",并只有通过作为个体"失败"的存在论经验(相对于"正常"年代的"成功")或作为群体"失败"的历史经验(相对于"革命"时代的"胜利"),才能获得。这正是鲁迅常常让人感到晦涩或费解之处,但却奠定了鲁迅"政治学"的基础。他因之而发展出"非政治"的政治性,让民众成为"政治主体"而非统治的对象或"得民"的材料的政治意识,以及"从下面看"的视野,并生成"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自觉。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重读鲁迅《呐喊.自序》,我们能够发现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与其他更积极的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之间的思想分歧。鲁迅的“五四”有别于一般“新青年”的“五四”,对这种差异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并最终走出今天关于五四评价的种种争议,寻找理解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共同思想平台。     

作为“异见”的“存在主义”鲁迅——山田敬三的鲁迅研究及其独特性

山田敬三在搏斗中走进了鲁迅研究,并以不同于以前日本鲁迅研究的“异见”提出了“存在主义”的鲁迅。但山田敬三的“存在主义”是基于鲁迅活在当下的“无意识存在主义”,并非哲学概念上的存在主义。山田敬三的鲁迅研究首先提出“存在主义”解读视角,拓展了日本鲁迅比较文学,是日本鲁迅研究之研究的奠基者。因此,在日本鲁迅学史上具有新变的价值,同时对今天的鲁迅研究也具有启示意义。     

试论鲁迅早年的“三步走”思想体系

鲁迅在早年的文字中,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有着一个自成体系的“三步走”思考,那就是:(1)张启灵明;(2)矢志立人;(3)缔造人国。其中,张启灵明是立人的前提,缔造人国是立人的目的,而这两点又常为论者所忽视,这三者又是次序分明、环环相扣、不可僭越的,因为,超越了第一步直接立人,立出的人是畸形的;超越了前两步直接建立人国,其结果反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理解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从事着第一步的工作之原因所在。因为在他看来,发国人之内曜和心声,正是重塑国民精神最为关键的一步。     

“转”而未“变”——关于鲁迅“向左转”的深层分析

关于鲁迅“向左转”问题,传统的鲁迅解释框架,无论是左翼论,还是启蒙论,皆遮蔽了诸多认知视野,同时也把鲁迅的一次历史选择,当作终极选择。实际上我们应当排除左翼论和启蒙观的二元对立,采取让鲁迅和“左翼”相互注释的方法,重新回到瞿秋白、王任叔、舒芜等提出的既有命题,认为“转变”和“不变”,在鲁迅那里以不同形态同时存在着,变化的是某些实体性思想,不变的是一种思想结构或主体性结构。鲁迅在触摸到欧洲精神的根底时,便开始把等级社会孕育的非“人”状态当作“罪”来感受。“罪”和“责”,使他在个人存在与民族和人类之间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中介。但鲁迅把“人”的观念推向极致时,却成功地规避了绝对主义逻辑陷阱。“自由”和“平等”的断裂是通过“罪”的意识和“赎罪”行为连接在一起的。而“罪”感和责任意识,又使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非政治”的政治性。鲁迅正是带着这种主体性结构和“非政治”的政治性走入“新的阵营里”的。这不足以改变原有的历史形态,但却“改变”着一种文化的内在品质。     

从“立人”到“尊严”：鲁迅与柏杨的“药方”

20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提出了“立人”说,21世纪初台湾作家柏杨提出了“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的主张。“立人”与“尊严”,是两位人文大师为复兴中华民族开出的“药方”。这两个“药方”是一脉相承的,与如今大力提倡的“以人为本”相吻合。     

无“家”的彷徨——鲁迅对于“家”的绝望与痛苦

关于鲁迅作品的研究长期以来忽略了对于其"家"主题的考察,实际上鲁迅的作品中处处隐含着对于"家"的焦虑。这个"家",包含三个层面:微观的家庭、中观的家族和宏观的传统文化、现实社会的精神家园。这三个层面的"家"是紧密相关的,鲁迅藉此步步递进地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深入骨髓的无"家"的绝望与痛苦。鲁迅作品中的"家"主题表达了他对于人生和社会的一个整体性的、根本性的焦虑。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摹本寓言——鲁迅小说身体的现代性体验与主奴共同体建构

从晚清到五四,“国民”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身体改革运动中关注的焦点,国民不断被中国知识分子“召唤”出来,以改造社会大众长期以来禁锢在传统君主世界的封闭思想。鲁迅往往在非理性的基础上对国民身体进行理性思考,展示“铁屋子”里的国民身体图景,通过人各有己的己立立人以及人种退化的身体变调,把孤独与寂寞、虚无与荒诞、生存与死亡、绝望与反抗等生命存在样态作为小说题材,有意识地探求本真生命与自由人性,由此推及民族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折射出五四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时面临的巨大矛盾和困惑。     

论“鲁迅影像”中的绍兴空间营构

"鲁迅影像"作品中的绍兴空间,是"鲁迅影像"中最稳定、最成熟和最明确的空间意象。这一空间在电影文献纪录片、电视传记片和演剧传记片三种类型的作品中有不同的侧重和表达,体现了"鲁迅影像史"上不同的绍兴风貌。绍兴空间由风景、风物和风情三种不同符码组成,它们的编码规则代表着鲁迅形象的认知模式,并随着"鲁迅影像"定位和媒介影响而改变。绍兴空间也形成特定的程式:在画面和声音关系、绍兴空间的视线设置、处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像内容的排序和比重都表现出一定规律性,也内涵着空间的权力秩序。绍兴空间意象内外视觉机制的形成从属于"鲁迅影像"建构,它具有为鲁迅形象的现代性目标诉求提供批判基础、构筑丰富情感的作品阐释空间和形成情绪氛围的功能。     

鲁迅与“第三种人”的论辩考述

鲁迅对第三种人态度有前后变化。在论辩初期他对第三种人敞开了大门,希望他们能够做左翼文坛的同盟军,一道抵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但第三种人对国民党的高压统治没有异议,却不断指责左翼文坛扼杀文艺,并试图借宣扬为艺术而艺术以保持中立。鲁迅在学理上并不否认第三种人的文艺主张,但他进一步指出,置身于文艺和政治无法分离的时代,文艺工作者反抗专制统治的基本立场更为重要,而第三种人执意强调创作技巧,不过是躲进象牙之塔以求苟安。     

1949:鲁迅纪念“国家话语”的形成

1949年的鲁迅纪念已经具有了"国家纪念"的性质,以毛泽东的"鲁迅论"为核心的鲁迅纪念"国家话语"开始形成,个体纪念话语开始逐渐隐匿在"国家话语"与集体话语之中,呈现出跟此前纪念显著的差异。本年度欢快明朗的鲁迅纪念话语的出现,被重塑或被强调的"苏联的真挚友人""为人民服务的作家"等"鲁迅"形象以及被倡导的"学习苏联""自我改造"等鲁迅精神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连,所有这些都标志着鲁迅纪念已经开始步入"当代"。     

“看”的意味与“救救孩子”的思想命题——论鲁迅的儿童视觉启蒙

鲁迅始终抱有"人之父"的启蒙心态和坚持"睁了眼"看取人生的启蒙立场,他对视觉机制的关注不仅仅停留在感官层面,还有"看"背后复杂的隐喻机制和权力运作。鲁迅围绕儿童展开的视觉文化实践最终指向"救救孩子"。鲁迅对儿童的视觉启蒙是通过相互联结的三个步骤来实现的:首先确立儿童视觉启蒙的合法性;第二步是去蔽,通过破除对儿童实施的"瞒和骗",使事物从"不可见"到"可见",同时警惕"看"背后的权力运作和欲望机制;第三步建构美好的"儿童相",活泼健康的"儿童相"的最终达成也是"救救孩子"思想命题的完成。     

重释鲁迅的“不宽恕”

"胡鲁之争"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意味深长的文化景观,而鲁迅的"不宽恕"与胡适的"宽容"常被同时提及、比较。作为20世纪中国最富有影响力的思想者和文学家,鲁迅的"不宽恕"究竟传达了怎样的讯息?在他所留下的堪称丰富的精神遗产中,"不宽恕"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鲁迅的不宽容及其强调复仇、决不妥协的"精神界战士"形象,是当今文化语境下仍然值得人们探寻的问题。     

论胡适文学革命的“语言”逻辑起点

胡适对文学革命的突出贡献已是不争的事实,"白话文运动"是对语言与文学的双重革命.胡适"有意地主张白话文学"并取得显著成就在于他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语言的主体地位,找到了"语言"逻辑分析的起点.因此才有了"活文学"与"死文学"的觉悟,并使其坚信白话文学是大势所趋.但语言工具只是"白话文运动"的逻辑起点,胡适的"语言工具论"限制了他的现代语言观,究竟如何推进白话文学,胡适只能从文学史上找根源,再就是不断地"尝试"白话文写作.     

1978:“拨乱反正”中围绕鲁迅的纷争

"文革"结束之后的"拨乱反正"之际,围绕鲁迅曾经发生过一场纷争。矛盾的双方在历史风雨中离去的时间不同,归来的时间也不同,时间差造就了优势与劣势。捷足先登者要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写文学史,而已经去世和迟迟未归者的同情者却不能认可。双方的争论既包含着历史的恩怨,也体现着时代的矛盾。     

“立人”首在“立言”——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生存观

“五四”白话文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学工具和形式的变革。文学革命者认识到文言是权力建制的工具,国人具有文字崇拜的心理,白话文运动具有推动全方位的生命解放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