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董事具有咨询功能吗?——异地独董在异地并购中功能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我国财政分权下的地方保护主义为制度背景,以2002~2010年间由我国A股上市公司所发起的异地非关联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异地独董在异地并购中的咨询功能。研究发现,当主并公司拥有来自目标公司所在地的异地独董时,异地并购的效率显著更高,且目标公司所处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程度越严重,异地独董对异地并购效率的提升作用越明显,但该效应只在主并公司为民企的情况下存在。研究还表明,本地关系网络是现阶段异地独董发挥咨询功能的主要途径,而主并公司所在地的政府干预和国企自身的代理问题是异地独董在国企中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本文揭示了异地独董运用其社会资本帮助主并公司突破异地并购障碍方面存在中国式的咨询功能,强调了其在我国现阶段商品和资本市场均存在严重地区分割的情形下作为替代性制度安排的可行性和重要性。     

独立董事声誉与盈余质量——会计专业独董的视角

本文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声誉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本文以2007~2012年我国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从会计专业独董的视角研究独立董事声誉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专业独董的声誉对企业盈余质量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受聘于大股东掏空严重、低市场化进程地区企业和担任审计委员会主席的高声誉会计专业独董上更为明显。本文的结论在使用不同的盈余质量度量方式、不同的独董声誉度量方式、控制了内生性因素后依然成立。本文的结果表明,高声誉的会计专业独董能积极发挥治理作用,提高盈余质量。本文为独立董事声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声誉机制能激励独立董事维持其独立性,提高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从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这对于当前我国不够完善的投资者法律保护体系以及公司治理机制是一种有效的补充。     

公司风险投资与新创企业创新——基于母公司战略意图的视角

公司风险投资(CVC)是成熟企业设立的对新创企业进行投资的风险投资机构.本文基于CVC母公司实施创新战略，进行外部探索学习的视角，分析CVC作为成熟企业创新学习的机制对新创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利用2004年～2017年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发现，相对于具有其他投资目的的资本，承载着母公司创新学习战略意图的CVC所投资的新创企业具有更高的创新水平；母公司感知的创新绩效越低，创新意图越强烈，CVC所投资的新创企业的创新水平越高.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母公司内部创新受到的制度约束越强，CVC所投资的新创企业的创新水平越高.本文认为，CVC有利于促进新创企业的创新，这种促进作用与CVC母公司创新学习的战略意图有关.     

基于文化视角的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探讨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快,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一些成功经验被引入我国。然而,这些成功的经验在国内未能得到长足的发展。现有的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多是基于政治、法律、社会的角度来分析各国的公司治理模式,而基于文化视角的研究还很少。本文从文化的视角分析各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探讨我国的公司治理模式的文化特征以及其他各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借鉴意义。     

公司董事会的作用发挥与制度创新——基于股权结构的研究

如何完善公司董事会的作用发挥与制度创新是我们当今面临的问题之一。文章对关于公司董事会与股权结构相关性进行探讨,并分析了公司董事会的现状和公司董事会的作用发挥与制度创新。     

商道文化与社会网络双重属性作用下异地商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异地商会的商道文化与社会网络双重属性,实证检验了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加入异地商会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代理成本在企业加入异地商会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存在“异地商会—社会资本—代理成本—企业创新”这一链式中介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的异地商会数量越多,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国有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非国有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对其发明创新和非发明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     

媒体关注与税收激进——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考察

近年来,税收激进的研究越来越强调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利益冲突会导致自利的管理层在避税的同时通过转移公司资源实现自身的机会主义行为,为股东带来非税收成本,税收激进成为一个代理问题。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媒体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被视为新兴转轨经济体中重要的外部公司治理力量,可以有效缓解各种代理问题。同时,在中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独特制度背景下,实际控制人性质不同的公司由于税收政策和代理问题的差异有着不同的税收激进动机,也为检验这一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在代理理论框架下,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研究媒体关注是否及如何影响管理层税收激进行为及其经济后果就显得尤为必要。利用2011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6 839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结合对120万条媒体报道文本的大数据分析,使用OLS和三阶段联立方程OLS回归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媒体关注通过增大管理层基于税收激进的机会主义行为成本抑制税收激进;由于地方国有企业的避税动机更低,当将样本按照实际控制人性质进行拆分后,媒体关注对税收激进的抑制作用仅在中央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样本中显著;在经济后果方面,研究发现处于高媒体关注度下的税收激进公司的公司价值更高,进一步证明媒体关注可以降低税收激进中的代理成本,提升公司价值;机构投资者在管理层避税成本收益决策中起调节效应。 媒体关注作为重要的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之一,能有效缓解管理层税收激进中的代理问题,加深了对媒体关注公司治理机制以及管理层税收激进成本收益决策的理解,对投资者保护和税收征管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思想文化多样性的关系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怎样看待“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思想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是一个关系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的重大问题。要在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前提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的共识。     

基于多元理论视角的董事会介入公司战略文献评述

以董事会介入公司战略的研究为主题,对该领域40年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述。整理和归纳了本领域研究中所使用的六大主流理论视角及其之间的异同点;以六大理论视角为基础,首次探索本领域研究中视角转换的根本原因,并归结出董事会介入公司战略的发展脉络和演进线索——股东积极主义。基于以上综述,提出本领域未来研究的四大发展趋势,以期帮助后来的学者完整清晰地了解此领域的研究历史和现状,更好地在此基础上做出理论和实证的贡献。     

地区间信任与集团异地发展——基于企业边界理论的实证检验

本文研究地区间信任对企业集团异地发展的影响,并区分其影响机制。基于企业边界理论,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指出地区间信任能够降低异地市场交易成本和集团组织成本,二者对集团异地发展有相反效应,集团异地发展程度取决于两类成本降低的程度。基于2008～2013年手动整理的上市公司母、子公司地理数据和CESS调查的地区间信任数据,本文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母公司所在地与异地信任程度越高,集团在该地建立异地子公司的数量越多。这意味着地区间信任更多降低了集团组织成本,促进了集团异地发展。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之后仍然稳健。(2)进一步研究显示,地区间信任对异地子公司的作用在市场进入难度更小的地区间更强,并且主要存在于民营集团中。(3)从经济后果来看,地区间信任降低集团组织成本还体现在减少异地子公司管理费用并提高异地子公司绩效上。基于单一国家数据,本文将地区间信任这一重要的非正式制度视角纳入集团异地发展的分析框架,从视角和影响机制上拓展了企业集团发展的相关研究。     

论多元民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

多元民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十分密切。多元民族文化源于生物多样性，并反作用于生物多样性。多元民族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形式主要包括：1、利用丰富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理论保护生物多样性；2、保护自然生态；3、保护生物遗传基因的多样性；4、保护村寨自然景观的多样性。     

基于资源投入视角的社会责任决策与公司价值效应研究

本文从资源投入角度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政策进行定位,通过设计社会责任政策的决策框架,将资源投入水平、投入集中度和投入偏重方向指标引入社会责任与公司价值的关系模型中,并借鉴资源基础理论、社会责任交易观等多个层面理论的思想,分析不同社会责任政策的经济后果,然后使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在投入集中度相同时,选择较高或较低投入水平政策的企业均能取得较高的价值回报;(2)在投入水平相同时,集中化投入企业的价值较均衡化投入企业高;(3)企业需要将资源在不同维度中权衡配置,选择合适的投入水平和集中度政策组合的企业价值较高;(4)投入偏重方向政策与价值的关系不确定,它受到企业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     

创新文化是孕育企业创新的土壤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要在竞争中获胜,创新是关键。而创新文化是孕育企业创新的土壤,本文通过分析美国微软、3M公司的创新文化,可以发现我国企业在创新文化培育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     

基于陕西本土文化的激励机制研究——以ST公司为例

本文运用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基于陕西本土文化背景下的激励机制问题展开研究,结合陕西历史文化,选取ST公司为例,提出一套系统的全面的员工激励方案,主要包括薪酬激励体系、精神激励体系两方面的内容。     

企业文化与公司领导者

<正> 企业是由企业领导者和员工组成的共同体,是共同工作,创造、,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企业文化因企业的成立而诞生,随企业的发展而成熟。 如果我们将企业比作人,那么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个性。一个人的个性是由一套相对持久和稳定的特征组成的,企业文化也一样。企业文化是企业组织成员共有的价值体系,我们常常听人说“这是我们公司的风格”,“这是我们行事的方式”,显然,企业文化通过某种途径来支配企业成员的行为。 作为企业的带头人,企业领导者本人是影响企业文化创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可以这样说,企业的个性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企业领导者的性格特征、文化底蕴以及创业理想。 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文化和企业领导人的关系将经历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