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调查与研究--基于河南省郑州市的数据

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包括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客观生活质量具体表现为居住状况、工作状况和权益保护、消费状况、婚姻家庭生活、社会交往、闲暇生活、健康状况7个方面,主观生活质量用生活满意度来测量。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城市农民工的居住环境较差、收入偏低且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婚姻家庭生活质量不高、社会交往主要局限于初级社会关系网络、闲暇生活单调、身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好。城市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以生活内容诸项排列,从高到底依次为：婚姻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闲暇生活满意度、就医状况满意度、居住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尽管城市农民工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度有一定差别,但总体上感到比较满意。导致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较低的原因有很多,社会排斥是其中之一。城市农民工由农村进入城市后,遭遇了城市对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方面的排斥。要提高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须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建立覆盖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城乡一体的用工制度;积极组织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提高城市农民工的闲暇生活质量。     

中部地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现状与评价——郑州、武汉和长沙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

除了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客观物质生活的相对丰富以外，和谐社会应当更加关注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理解社会发展进程在其成员中的心理反映和情感体验。郑州、武汉、长沙三个重要中部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的比较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并非必然带来主观满意度的提高；物质拥有与消费情况对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降低；居民在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公共休闲设施、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以及公共政策，即解决贫困问题、下岗问题政策、教育政策、环境保护政策方面的满意度较低。     

中国10城市环境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调查报告

传统的环境监测指标虽然涉及多个方面,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还需要考虑居民对城市环境和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感受指标。选用绿色环境满意度问卷和生活满意度问卷,在全国8大区域选取了有代表性的10个城市的11 689位市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环境满意度由高到低的城市排名依次为:昆明、成都、北京、上海、武汉、西安、乌鲁木齐、哈尔滨、兰州、广州;生活满意度由高到低的城市排名依次为:成都、哈尔滨、昆明、乌鲁木齐、北京、西安、上海、兰州、武汉、广州。不同人群在环境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总体上来看:女性对环境和生活满意程度显著高于男性;年龄越大,对环境和生活的满意度越高;工人和农民的环境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最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对环境和生活的满意程度越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环境满意程度没有显著差异,汉族的生活满意度高于少数民族;在某个城市居住时间越长,环境和生活满意度越高。总体而言,中国10城市环境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整体偏低,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在10个城市中,昆明、成都的环境和生活满意度都靠前,兰州、广州的环境与生活满意度都靠后。     

我国城乡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

老年人口的核心问题是生活质量问题,对老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关注有助于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基于杭州市城乡老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发现,城市老年人比农村老年人具有更强烈的主观幸福感.子女孝顺是影响城市和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最主要因素;经济状况、对社区工作满意度、婚姻、性别等也是共同影响因素,但影响程度在城市和农村间存在差异.此外,在城市模型中,自我照料程度、子女个数等个人特征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在农村模型中,经济来源、对权益受侵害后的处理方式等经济和社会保障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总之,城乡老年人对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不同,城市老年人已侧重于对精神的需求,而农村老年人首先还需要物质的满足.     

西部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以昆明、兰州为例

在对西部城市昆明和兰州I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地域性差别；某些个体特征差异（如文化程度、就业状况和个人收入）对人们的满意度差别有一定的解释力，而另一些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则没有解释力；工作、消费与公共政策满意度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总满意度的较为重要因素。     

中部地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现状与评价--郑州、武汉和长沙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

除了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客观物质生活的相对丰富以外,和谐社会应当更加关注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理解社会发展进程在其成员中的心理反映和情感体验.郑州、武汉、长沙三个重要中部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的比较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并非必然带来主观满意度的提高;物质拥有与消费情况对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降低;居民在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公共休闲设施、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以及公共政策,即解决贫困问题、下岗问题政策、教育政策、环境保护政策方面的满意度较低.     

经济发展与主观生活质量——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进行比较研究，以三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比较分析了三城市居民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差异以及个人月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海居民满意度最高，广州其次，而北京最低；同时还发现，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个人月收入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不如想象的那么大，人均GDP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经济收入与主观生活质量——对影响主观生活质量的收入因素的实证研究

生活质量和经济收入之间的关系是目前学界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研究以对全国8个城市1 600多个样本的实证调查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对应分析等方法,对影响生活质量的经济收入因素做了定量分析,揭示了个人的经济收入状况与主观总体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论指出影响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是收入效应即在物质财富还相对有限的阶段,个人收入的增长确实能够带来更高的生活质量,而且高收入和高的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对应关系。     

西部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以昆明、兰州为例

在对西部城市昆明和兰州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地域性差别;某些个体特征差异(如文化程度、就业状况和个人收入)对人们的满意度差别有一定的解释力,而另一些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则没有解释力;工作、消费与公共政策满意度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总满意度的较为重要因素.     

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研究——以洛阳市为例

通过对洛阳市358名城市居民的实证调查发现:洛阳市城市居民的整体生活满意度较高;从工作现状、居住环境、家庭生活、家庭收入、人际关系、业余活动、家人的健康状况、生活城市、心理状态、预期目标的达成程度10个主观幸福感的具体维度来看,洛阳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较高,但是在具体满意度幸福指标上其高低存在较大差异,满意度最高的是家庭生活,满意度最低的是家庭收入。建议采取如下措施提升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科学的城市发展目标;以和谐社会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建立健全合理的社会发展主观指标;以中原经济区建设为载体,不断优化城市社会环境;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利益调整机制。     

经济发展与主观生活质量--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进行比较研究,以三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比较分析了三城市居民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差异以及个人月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海居民满意度最高,广州其次,而北京最低;同时还发现,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个人月收入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不如想象的那么大,人均GDP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的发展及其研究

生活质量主要体现为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包含人们对生活的幸福感体验与满意度的主面指标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广泛流行。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生活质量主观指标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并在80年代以后逐渐趋于成熟。一些国际组织都采用了主观指标或建立了自己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活质量。作为主观指标发源地的美国，在其研究与应用上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欧洲一些国家紧随其后，亚洲也开始了对人全面关怀的步伐。     

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现状研究

选取江苏南京市、张家港市、昆山市3所民工子弟学校中448名初中阶段的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以南京市某公办中学228名城市户籍初中生作为对照组,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等,结合访谈法,对其主观幸福感进行调研。结果显示：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总体上接近中等水平,显著低于城市户籍初中生;流动儿童中女生的学校满意度显著高于男生,流动儿童中男生的自我满意度显著高于女生;流动儿童中初一学生的学校满意度、生活环境满意度显著高于初二或初三学生;流动儿童中初一学生的消极情感显著低于初二和初三学生;进城时间长的流动儿童的朋友满意度、生活环境满意度、自我满意度都显著优于进城时间短的。     

初中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教育对策

主观幸福感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总体性评估,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成分: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初中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家庭因素、学习因素、社会关系、人格特征、自尊、控制感等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提高初中生主观幸福感的对策包括家庭方面、学校方面、初中生个人方面.     

中韩职业女性主观幸福感之比较

通过考察中国和韩国已婚职业女性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发现:两国已婚职业女性的主观幸福感同处于中等水平,但是中国妇女比韩国妇女感到更幸福;职业满意度、家庭生活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维度都有显著相关;职业满意度和家庭生活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有预测作用,但是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力远高于职业满意度,中国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力明显高于韩国。     

农民工定居城市倾向的经济学分析

为了探讨促进农民工定居城市成为市民和提高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道路和途径,对比农民工的城乡生活成本和收入,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对农民工选择移居城市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城乡生活成本的差距和城乡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农民工定居城市成为市民的倾向;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决定着返乡农民是否能够坚持已经形成的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分析结果表明,有效地控制城市生活成本的增长、提高农民工务工收入、促进返乡农民从事高附加值农业生产将决定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和质量。     

宿州市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调查描述性研究

从居住情况、社会交往、家庭生活、休闲娱乐、工作收入、环境等6个方面研究安徽省宿州市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问题,以满意度作为量度来考察这些方面的生活质量。并分别对这6个方面进行了评价和描述,居住情况方面：对周边环境除绿化和体育场所外满意度较高;社会交往方面：对邻里关系和社会交往的满意度非常高;在家庭生活方面：对婚姻生活和家庭关系满意度极高;休闲娱乐方面：人们感觉自己的闲暇时间适中,对休闲娱乐的总体满意度偏高;工作收入方面：对工作满意度一般偏高,对收入的满意程度一般;在环境方面：大多数人认为宿州的环境污染存在问题,对社会治安的总体评价较高,对医疗卫生服务也较满意。最终得出宿州市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是比较高的结论。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来自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的证据

经济增长和政府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增加国民福祉，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我国民生领域的重要工作之一。基于2016～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老年人的主观生活质量。采用稳健性估计与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互联网使用对不同老年群体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社会网络是互联网影响老年人主观生活质量的中介变量，即互联网使用通过维系和扩大老年人社会网络提高了主观生活质量。因此，应加快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能力，进一步强化互联网使用对老年群体的幸福激励作用。     

城市文明铸就“博爱之都”

近年来，南京以提高市民素质为重点，坚持把市民的文明细节作为提升市民文明行为的突破口，开展了各种文明创建活动，在群众的广泛参与中不断提高市民的素质水平，有力提升了城市的文明程度。在举国“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的背景下，南京市民在创建文明城市、提升文明素质、提高满意度和幸福感方面都付出了努力。2007年11月，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文明中国》大型电视节目摄制组抵达南京进行采访录制。《公益行动》栏目摄制组也于11月27日在南京电视台录制了一期大型互动访谈节目，以南京市民的志愿服务故事为切入点，全面展示。     

从社区归属感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

社区作为中国城市社会中一种新的社会基本组织形态,已经逐渐被广大市民所普遍认同和接受,成为中国城市社会再组织和城市居民再社会化的工具与载体。其中,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是决定社区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而社区满意度是影响社区归属感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努力提高居民的社区生活质量,不断提升人们在社区生活中的满足感,以此促进社区的整体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