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力行”到“实行”的重大转折——王阳明“实行”哲学的新辨析

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还不即是“仁”。明代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实行”,“实行”即是“仁”。阳明从“力行”推至“实行”,这一“实行”思想贯穿于阳明的立身行事、为官讲学,是其一以贯之之道。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在于行,事上磨炼即格物。格物是格事,非格心,也非格理。格物工夫就是下学的工夫,知行合一落实于行。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致知即致良知。致良知要突出“着实”之工夫,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之工夫,知行合一之“知”即“良知”,知行合一即行良知。阳明之学,无论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落实在“必有事焉”,事上磨炼,即是行。     

船山诗文赏析(三)

正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出处:《俟解》,中华书局版。赏析:这是王夫之在《俟解》一书中对圣贤与豪杰关系所下的断语,揭示了圣贤与豪杰的不同,亦即圣贤人格与境界可以兼具豪杰的人格与境界,而豪杰的人格与境界则不能兼具圣贤的人格与境界。中国古代提出的人生理想有"成人"、"君子"、"豪杰"、"贤人"、"圣人"等,其中"学为圣贤,志在豪杰"是大多数人     

王廷相认识论范畴体系

王廷相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是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知行兼举”是他借以构造认识论范畴体系的基本骨架。他的认识论之网,主要是“思虑”和“见闻”,“致知”和“力行”、“审几”和“成功”、“参验”和“是非”等“网上纽结”所构成,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论范畴     

论晚清学者刘熙载的主导思想与价值取向

在晚清学者刘熙载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他晚年在上海龙门书院的著述和教学实践,更多地表现出儒家"圣贤之道"的影响。刘熙载在经历了英法联军入侵和太平天国战乱以后,表现出积极入世、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刘熙载的为人为学,表现为求正(德醇)、求通(学硕)、求实(力行)三大价值取向。     

胡居仁对程朱理学的传承与创新

胡居仁＂奋志圣贤之学＂,以传承程朱理学为己任,是明初诸儒中恪守朱学最醇者。在宇宙天道观、理气关系、义利关系等方面承袭并发展了程朱学说。他＂一生得力于敬＂,＂主敬＂为其学术主旨。他重视＂为己＂之学,努力把儒家成圣成贤的人格修养理论变为个人的道德实践,把朱子学说向着专讲心性道德、追求士大夫道德人格的方向发展,并且躬身践履、笃志力行,以高尚的人格和品德成为明代从祀孔庙的四贤之一。开创了＂余干之学＂这一学术派别,成为明初朱子学最有力的传播者。     

识仁与致知：理学中的两种工夫路径辨析

针对胡宏于善端发见时察识以识仁的说法,朱子表示了质疑,通过对心之认知功能的辨析,他否认了心体反观自体的可能,从而翻转了程颢所提出的“学者须先识仁”之于心上识取自身完整结构而上达仁体的简易、顿达之工夫路径。但在朱子,道德活动的依据依然是仁体、性体之发动而呈现于心体之道德意识,心体之知可以片段、分立地呈现此仁体流行之义理。在朱子之敬义加持、即物推明的致知过程以及力行不懈的道德实践中,朱子之心体亦在实然上与仁体流行贯通为一。朱子将程颢、胡宏之识仁工夫翻转为渐进、积累之致知,遭到了陆、王心学的驳斥。究其实,在于朱子认为心只能在内容上发见仁体之流行,而非能够即机制即内容地肯认心体即是仁体之于穆不已之流行,以达到即本体即工夫而消解掉主观之工夫努力。经过朱子与陆、王在工夫上的两次翻转,理学工夫上的识仁与致知经历了二者的统一到割裂并再次统一起来的过程。理学文化中两种工夫路径的辨析、争论,实则显示了理学中合理地存在着奠基工夫与成就工夫之完整的下学上达的为学之方。     

良知的界限与匹夫的责任——王阳明圣贤有分说的法哲学阐释

我们不能简单指责王阳明"圣贤有分"说在客观上为宗法等级制度建立了一种合理性,而应该看到,这种家长制的国家恰恰是阳明学说的既定前提.因而,阳明圣贤有分说的现代价值,并不在于它能产生出某些高出一切、领导一切的见道者,然后再由这种见道者随波逐浪的道德显现,把我们引领着走向民主、科学之路;相反,在消除了等级制度并确立了法律之"分"的今天,圣贤有分说完全可以成就一种"匹夫道德",让人们在各尽其能各负其责的普遍自觉行动中,既尊重法律的平面化量化特质,又保有道德的立体自由独立性.唯有这种纵横交织的格局,儒学才有可能为自身开辟出融入当代生活的道路.     

毛泽东对杨昌济知行观的继承、超越和《实践论》的发表

(一) 杨昌济的知行观主要是在继承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对宋时理学的唯心主义体系十分眼膺,《朱子语类》中“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知行观和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在这基础上,他融合了近代维新派人物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如康德的先验哲学而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观。由于杨昌济既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又出洋留学十年,具有丰富的“世界之智识”,故他能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合东西两洋文明于一炉而冶之”,但其思想的主流仍是中学,是我国传统哲学的最后一位人物。主张“知先行后”、“知行并重”,一方面强调“知”,强调“知”对“行”的重大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又不忽视“行”的意义,注重“行”的作用。认为“不重学问,不知学问之不讲,则力行只是盲行,行之愈大,则危险愈大。”[1]而“知”的重要性就在于指导“行”,“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力行也”,“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因此,在杨昌济看来,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     

评司马光的认识论

司马光是北宋时期一位很有思想深度的思想家。他在学术上议经驳传,独立思考,颇有见地。他在认识论方面的观点,也是有创见的。司马光在许多著作中阐发了自己对认识事物、学问修养的看法。他所撰《致知在格物论》,是对儒家经典《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新解,也是司马光本人的认识论的核心。司马光说:“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恶恶,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盖寡,恶且非者实     

荀墨揭义

荀卿者名为儒。而实窃墨者之行也。墨者之性恶。故节葬短丧。晏然行之而心安。侈然论之而不怍。彼墨氏不自伪也。是以非儒也。曰儒者之行伪也。墨氏固不揜其真耳荀卿则曰性恶也。圣贤君子之学修伪也。非性也。其劝学修身不敬并相儒效篇。劝天下以行其伪也。父母兄弟无故。君子之至乐也。舜禹周公之事。圣贤有大不幸者存焉。而荀卿以大义灭亲为儒效。观其论。斯知其仁矣。其非儒而勿显非也。则暗、     

朱熹之学：理学抑或心学

朱熹以为万物一体，其本便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在人为圣贤之心、本心、道心。这种心中立于现实、超越于经验，不可认识，却是事物的决定者。这种超验的、决定事物生存或存在的实体，便是理。天地之心、圣贤之心、本心、道心是理。这个理，儒家称之为仁。仁便是心。穷理传仁之学便是论心传心之学。朱熹之学，如其说是理学，毋宁说是心学。     

传统的修身治国之道及其现实意义

古今圣贤，都把修身当作治国之本。《礼记·大学》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孟子亦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那么，传统的修身之法、治国之道究竟是什么？它对于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一、传统的修身之法古代圣贤以修身为安身立命、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本，不但终生奉行，修之不二，而且目标极高。《礼记·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天命就是天道，即天的意志，客观的规律。众所周知，客观规律是不…     

三达德与五达道

三达德指知、仁、勇,五达道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也称五伦。《中唐》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又说:“子曰:好字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从“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论张之洞教育思想的转变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其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张之洞对“中体西用”,不仅“乐道”,而且“力行”;不仅贯彻于经济,而且更贯彻于文化教育。但这都     

王畿与王学的衍化

王畿字汝中,别号龙溪。嘉靖癸末(1523年)受业于王阳明,为王阳明及门高足。当王学风靡天下之际,四方问学于王阳明者甚众,常常先由王畿与钱德洪疏通王学大旨,故有教授师之称。中年以后,讲学于江、浙、闽等地。从哲学思想看,王畿虽亲炙王阳明,但并非仅仅拘守师门。王阳明揭橥致良知说,强调先天本体与后天之致的合一:良知作为先验的道德本体,其形成不依赖于后天的工夫;但这种先验的道德意识最初又只具有本然(自在的性质),要使良知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则离不开主体的致知过程。在王门后学中,以钱德洪,欧阳德等为代表的工夫派,着重发挥了王阳明肯定后天致知过程的思想;与此相异,王畿则将良知视为现成本体,并由此提出了现成良知说。王畿对良知说的引伸和发挥,不仅有其独特的理论意蕴,而且在王学的衍化中有着引人瞩目的地位。     

折衷朱王 去短合长——高攀龙格物思想平议

高攀龙论学特重格物,主张"学必由格物而入"。他痛感王学末流提倡"无善无恶"而带来的是非善恶混乱颠倒的学风世弊,重申程朱格物之旨,兼采阳明学致知之义,提出了独特的格物思想:强调客观面格知公是公非的标准,申明是非于天下;主观上将格物工夫落实于切己修身,由物格而知致,止于至善。其特点是明善而不著,格物以知本,认为致知必由格物而著实,一草一木之理亦所当格,意在折衷朱、王,去两短而合两长。     

中国哲学“诚”观念的深刻内涵

中国哲学非常重视"诚",在《中庸》中它居于核心地位,至宋明甚至被看作极顶字。对于心学来说,诚是天道与人道的交接处,是天人合一的心灵状态与精神境界,至诚具有反身内省、复朴归真、寂然感通、尽心合天诸意涵,远非《大学》八目之一的"诚意"之所指。诚是心灵活动中一天人的枢纽,自诚明,则知性而知天,类似于佛家所谓的开心真如门;自明诚,则向学而力行,类似于佛家所谓的开心生灭门。儒家哲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内外兼修。就个体而言,诚者与诚之者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合为一体,亦即合内外之道。     

"刽子手悖论"之消解

消解强化的与再强化的“刽子手悖论”之要点为:1.法官之判决涉及对囚徒认知状况之预言,故囚徒就判决所作之论证应作为判断判决能否被执行之依据;2.囚徒之论证不可靠;3.该论证依赖于一个错误的认知原则;4.该认知原则之错误根源在于,误以为推得一命题必然意味着知道该命题。     

论顧炎武思想(下)

(三)明道救世,经世致用的“博学”論顧炎武思想的第二个大节目是“博学于文”。这是他学术思想的总綱。什么叫“博学于文?”他說:“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昔学之事也。”又說:“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可見他之所謂“学”,他之所謂“文”,包括的范围是极广的,“学”不仅指讀書,“文”也不仅指文章。按理說,所有一切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事物,都应該包括在他的“博学”的范围之內?怯捎谒莫M隘的“經世致用”观点,使他的“博学”对象主要限于人类社会的范围之内,而把对于自然的研究放到极为次要的地位。他解释《大学》中的“致知”道: “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为人君止于     

外儒雅而内奇崛:理学家之人格追求与元人之文风追求

在元代,理学全面影响诗文,形成了以理学为精神底蕴的一代文风,这也是元代有别于其他时代的文风。不管我们如何评价这种文风,都应该首先认识它。元代这种代表性的文风,与理学精神的内部关联在于:诗文之“平易正大”,是理学家追求的“圣贤气象”人格精神的体现;诗文之“自得之趣”,是理学家学问与道德修养中追求“深造自得”的表现;诗文之“气和声和”,是理学家要求“志以御气”的结果。总之,元代诗文追求的雍容平易、萧散高致、淡雅光洁,是理学家外圆内方人格追求的体现:在儒雅闲静的背后,深藏着孤介不倚、凛然难犯的君子之性。黄溍比之为:“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鱼龙光怪,隐见不常,莫可得而测也。”我们概括为外儒雅而内奇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