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东南文化运动成因探析

东南文化能够在一个特定时期内闪射出特别耀人的光芒,是全国抗战总态势下“东南一隅”的独特地位与独特的抗战局面使然。战时东南文化运动形成壮阔的声势,也由于大批文化人的聚合。东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对稳固,是东南抗战文化运动取得成就的一个因素。东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起了主导作用。     

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及其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努力建立了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鲜明的特点，即广泛的民众性、相对的稳定性、在共同纲领统一下的一致性、坚持抗战的坚定性、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具有典型性等。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早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战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胜利，为我党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略论七七事变前后的江西抗战文化

江西抗战文化是中国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有力地推动了伟大抗战精神的形成,极大地打击了日寇和支援了全国抗战,为江西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全国抗战中发挥独特作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山西与广西抗战文化之比较

广西和山西两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处于西南边锤,一个处于华北抗战前线。表现在文化形态上,一个是国统区大后方文化中心,一个包括抗日根据地文化、阎统区文化和沦陷区文化,在抗战文化涵盖的类型、内容和范围上有所不同;又由于两地都为与蒋介石集团既相关联又互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为了各自的生存,在全民抗战的大环境下,都形成了以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进步的,宽松的抗战文化氛围,在抗战文化上又表现出许多共性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对抗战的影响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由“不抵抗、不交涉” ;“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 ;“媚日外交”到态度比较强硬、被迫抵抗的曲折复杂的转变过程。这一对日政策的转变 ,具有进步性。它不仅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有利于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局面的早日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同时 ,也使南京国民政府停留在口头上、计划上的抗战准备得以逐步实施。但是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是不彻底的 ,仍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     

抗战前阎锡山同蒋介石的关系

抗战前阎锡山同蒋介石的关系智效民西安事变之前，阎锡山是继张学良、杨虎城之后与中国共产党以“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实行合作①，并被誉为“其守土抗战的主张确能深入民众”②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首领。近年来，人们已经从党史研究领域对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九·一八”事变后新桂系政治态度的变化

新桂系军阀集团是国民党中较大的一支地方实力派,它曾一度统治过广西、安徽、湖北等省,其势力所及近半个中国。这支反共反人民的地方势力,在“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关头,曾逐渐改变了其政治态度,朝着抗日、团结、民主方向迈进。抗战爆发后,新桂系踏上了民族解放的疆场,积极参加抗战,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做出了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新桂系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推动作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坚决主张抗日救亡,坚定的抗日救国立场成为了新桂系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政治基础。新桂系根据时局与形势变动的实际情况,利用其作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军事影响积极推进与中共的政治互动及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内部团结以及国共再度合作从而实现举国抗战新局面的最终形成。     

抗战初期国民党经济政策研究

抗战初期国民党经济政策研究余信红１９３５年，华北危机日益加深，严重威胁和动摇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全国人民抗日救亡共赴国难的呼声，国民党及其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张对日抗战，以及英美开始逐渐改变其过去对日所采取...     

爱国主义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精神动力

<正> 一、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建立国共两党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基本前提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结束为期10年的敌对状态,分干戈为玉帛,合作抗日,从而促成了以国共两党为核心,联合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民和海外同胞参加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促成了全国抗战局面的出现,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前提。国共两党是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再次携起手来的。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居次要地位。客观形势要求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抵抗外敌侵略,争取民族解放。但当时掌握着全国政权、拥有几百万军队的国民党仍将“捷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作为处理对外对内关系的基本准则。蒋介石认为,“倭寇深入”只是“皮肤小病”,“赤匪猖獗”,方为“心腹之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民党当局对日处处妥协,对内全力“剿共”。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以各种方式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误国政策。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和国民党当局内外政策的变化,中国     

试论吴玉章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发展、壮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人对此作出了巨大贡献.吴玉章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际,他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主张,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战,赢得了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在国内,向全国人民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主张、伟大意义,揭露投降派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号召全国各阶层人民积极参与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抗战初期鲁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

<正>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鲁西北特委和国民党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在鲁西北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战初期一年多的时间里密切合作,发动广大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政权,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开辟了华北敌后鲁西北广大地区轰轰烈烈的抗战局面,初步创立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抗战初期的鲁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建立和发展的历程中,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形成了不同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许多特点。     

毛泽东论"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是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种过渡性建国方案.这是一个既符合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民主的愿望,又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并可能为各抗日党派共同接受的切实可行的民主建国方案.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反对,这一方案最终未能实现.     

论新疆抗战文艺繁荣的原因

抗战时期是新疆各民族国家认同发展的重要阶段。新疆督办盛世才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制定了六大政策,成为后来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基础。新疆各民族的传统文学艺术,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文学艺术实现了完美的交融与结合,形成了具有新疆特色的、繁荣的抗战文艺。本文着重分析新疆抗战文艺的繁荣的原因与作用。     

抗战中的东北救亡总会及其历史贡献

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它是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声浪中,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建立的。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它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特别是东北同胞,共同进行了光复东北的抗日救亡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论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角色定位——以江西省域为个案的分析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文化大一统和文化多样性相统一的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如何在地方开展有地方特点和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是理论和实践中的崭新课题.特别是关于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角色定位与政府职能发挥的研究方面,学术界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出的新要求,根据文化发展的共性与个性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总量大、样式多、历史悠久、特点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江西省为例,对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开展个案研究,从政策制定、价值维护、合作共赢、社会协调、职能整合、绩效评估、任务实施、信息化建设与资源筹集等九个方面,阐述我国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具体角色定位,从个案中管见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一般规律和特点.科学界定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角色作用,形成在我国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中的政府主导与协调同全社会积极参与的互动格局,无疑是探索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之路的明智选择.     

地方政府合作意愿分配对区域全周期治理的营造与影响——基于4个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动态考察

“意愿-行为”构成了地方政府间合作全周期过程,合作意愿分配是地方政府有方向营造合作行为的隐性过程,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分配何以驱动显性合作行为并由此形塑区域治理结构,是有待回应的研究命题。基于4个都市圈中心城市地方政府2012年至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分析了都市圈“中心-外围”治理结构下中心城市地方政府合作意愿对象与要素的分配特征以及意愿驱动行为的路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合作意愿分配是“意愿-行为”过程中的前置环节,通过对合作意愿对象的分配形成合作网络环境的营造效应,界定合作网络的风险、成本与文化。都市圈中心城市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对象分配具有等级、辖区和地理三条路径,其对周边城市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对象与要素分配形成了“中心-外围”治理结构下中心城市地方政府的个体意愿网络。都市圈合作的意愿网络与政策网络互构过程中,意愿转化为行为,驱动“中心-外围”治理结构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的形成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于1936年首先在山西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其复杂而深刻的社会背景。它是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相互交织、激烈斗争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而积极主动争取,以及执政山西的阎锡山面对危局,反复权衡,最终出于民族大义转向联共抗日立场的结果;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于促进山西抗战局面的形成,对于“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两军携手抗击日军进攻,以及山西和华北敌后三大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回忆桂林文化城的几个片断

桂林文化城的由来,自有它的历史原因和产生条件。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就有看一定的基础,抗战爆发后,全国的许多文化人先后到过挂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并且很快地普遍展开,从而使桂林成了著名的“文化城”。桂林,不仅是广西的文化“制高点”,而且也是南方文化较高的城市之一,自古以来是南方的名城。就中国的旧文化的标准来说,通常是将“科举”的“功名”作为衡量的尺度,就是说,一个地方有多少“举人”,多少“进士”,以至于有几位“状元”、“榜眼”、“探花”,来定其文化水准的高低。桂林从唐代开始,“功名”之士络绎不绝,就说“状     

论新桂系的抗战方略及其实践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勇气概”。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激于爱国热忱,将常备军十四个团扩编为四十个团,接着又改编为三个集团军,开赴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