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态批评正名（一）——针对概念混乱的问题

中国学界对＂生态批评＂的言说,呈越来越热的趋势。这些言说包括对生态批评何时出现,为何出现,它的内涵、对象、范围、特征、意义、思想基础、理论依据、价值标准等的认识和讨论。然而,对生态批评的谈论往往存在着与生态文学、生态文艺学、文艺生态学、生态文学研究等词混用,以至缠绕不清的问题。而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不利于生态批评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拓展的。     

“‘甘肃文学八骏’东部行”与社会转型期的东西部文学关系

社会转型期文学生态的变化使得东西部文学关系出现了新的面向,东西部之间文学意义的互见成为可能。＂甘肃文学八骏＂能够成为文学界颇有影响的品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突破自我、主动寻求与＂他者＂＂对话＂的路径选择,通过＂进上海＂、＂进北京＂等＂东部行＂的文学活动,在东部和西部文学界之间找到了一种共同维护文学理想的话语方式。透过＂‘甘肃文学八骏’东部行＂的表象,就会发现它在东部与西部、都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以及地域性与差异性等文学关系上有着意义丰富的涵盖。     

史料背后的识见——评《新时期文学场域研究》

基于学界对＂新时期文学＂时间节点的众说纷纭,《新时期文学场域研究》以文学现场的复杂性、＂转型期文学＂的过渡性为论述基点,将＂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限定于1976～1987这一时间段。该书从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入手,把文学知识谱系研究与＂场域＂研究相结合,既有纵向的历史视角,同时也注意到横向纬度,对被二元模式遮蔽的＂新时期＂文学现象做出了精确的理解和评价,从理论和史料两方面显示出独特的学术创见。     

“百花文学”思潮中的“苏联”质素——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百花文学＂思潮的出现深受＂双百方针＂和苏联＂解冻文学＂思潮的的影响。鉴于中苏当时的特殊政治联盟关系,文艺政策的执行与调整也多倾向于苏联,因而＂百花文学＂作品自然耦合了苏联＂解冻文学＂的写作模式,尤在当时＂干预生活＂的相关作品中表现明显。但因不同的国内形势,苏联的＂解冻文学＂繁荣发展,而国内的＂百花文学＂却在政治的强力下被迫中断。尽管＂百花文学＂思潮是短暂的,但毕竟显示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生态的新变,与新时期文学也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跨越时代,游历问题

南帆时常介入文学研究的各种重大话题,但是,他的观点往往与主导的观点存在相当距离。例如,当大家都在讨论＂纯文学＂的时候,南帆却认为＂纯文学＂是一个＂有意义＂的＂空洞理念＂;当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失语症＂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时候,他却指出＂阐释的有效与否比理论家的族裔更重要＂;当大家都在进行文化研究的时候,他却在许多不同场合表明,文学研究必须包含阐释文学的语言、形式、结构和美感;当大家都在谈论反本质主义的时候,他又提出了关系主义的理路。这种特立独行的思考源于什么？带着这些疑问,师生间进行了一场＂对话＂。     

台湾《文学杂志》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批评倾向

半个世纪前的《文学杂志》如今仍旧是两岸学者最关注的台湾文艺期刊之一。它重视文学评论,所发表的大量中外文学评论引导了时代的批评、创作和欣赏潮流。它对20世纪中国小说的批评具有＂当下性＂、＂艺术性＂和＂反共＂倾向性。论文对其＂反共＂倾向性的认定,颠覆了人们对其＂综合性纯文学刊物＂的印象;它对20世纪中国小说批评的＂艺术性＂标准,给了台湾的文学创作者、研究者和读者以莫大的启示。     

论梁实秋著译题材的“审美自律”特征

梁实秋先生的＂雅舍＂系列散文和汉译《莎士比亚全集》日渐受到读者和学术界的重视。他的著译题材以＂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和＂伦理的文学＂为主要内涵,反映了文学作品的＂审美自律＂特征。他以展示普遍的、永恒的人性为宗旨,探索人性特点而又回归传统古典;他坚定地维护着文学的独立和尊严,著译选材交织着＂平民意识＂和＂绅士意识＂;他注重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道德意义,提倡关注现实人生又要胸怀淡泊。梁实秋＂审美自律＂的著译题材观蕴含了他对于＂时代文学＂的理解,呈现出与当时主流文学价值相悖的边缘性文学价值,对提升文学作品的艺术品位、彰显文学活动的＂审美＂本质和＂人学＂本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导向作用。     

文学研究的时代课题——生态文学

生态文学是西方人文主义者通过对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反思、质疑及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环境污染和人类生存状况的忧思而展开的课题。它在文艺学领域引起强烈的反响，并迅速发展为一门显学。拟以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为背景，探讨生态文学的研究价值，呼吁文学研究对生态文学的高度关注。     

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观及其变化

五四时期,文学领域受平民主义的影响掀起了平民文学的热潮。周作人是平民文学的首倡者,曾经将平民文学置于与贵族文学二元对立的位置,用普遍和真挚来界定平民文学的特点。但是当平民文学运动如日中天时他却对平民文学颇有微词,并试图调和它与贵族文学的关系而提出了＂平民的贵族化的文学＂的主张。这种前后态度差异的原因一向被简单地认为是受其中庸之风的影响,但实际上,一方面,这是平民主义思潮自身发展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周作人的思想对这种发展做出调整的结果。     

周作人的个性主义文学观

周作人的个性主义文学观认为文学是＂人＂的,文学是＂个人＂的,文学是＂个性＂的,文学更是＂自己＂的,构成了相对完整、内容丰富的一个系统。在＂人—个人—个性—自己＂这一逐层收缩的价值系统中,充分显示了周作人对于＂个人＂的理性自觉和情感坚执。当他以这种思想来批判封建礼教时,这种理论发挥的是积极的作用,但当他把人的生物性单独地夸大并使之与人的社会性相割裂时,这一理论的消极作用就暴露出来。这种个人原则的至高无上性决定了周作人以保持个体的个性自由和切身利益为最终选择,放弃了对社会、民族的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