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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沃尔夫冈·顾彬教授,是最早将"东方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来的西方学者之一.然而,当萨义德及其<东方主义>一书大行其道,为东方学者所广泛援引的时候,顾彬教授却拿出了一篇论点不同的文章,要对东方人的所谓"东方主义"理论加以重新反省.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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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中国哲学界有人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个“法”是什么? 众所周知,这个“法”就是对“哲学”概念的定义。然而,中外哲学家对于“什么是哲学”的理解和规定,可谓见仁见智。在思考宇宙人生重大问题的前提下,形形色色的哲学学说中,有古希腊之法、古罗马之法、理性主义之法、非理性主义之法、唯心主义之法、唯物主义之法、结构主义之法、解构主义之法……,实在是“法无定法”。一定要以黑格尔的一家之言为标准,难免有“西方中心主义”幽灵作祟之嫌。中国哲学自古以来就有着自己的“家法”、“师法”。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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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与吴晓同志的文章《从实践出发:开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是一篇论述艺术人类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有一定见地的论文。文章从价值取向、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等多个维度探讨了艺术人类学建构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我认为文章的亮点在对于艺术人类学所运用的田野民族志方法的论述。它从“行为作为观察与描述的焦点”、“场域作为描述与解释的坐标”与“惯习作为研究与阐释的指归”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艺术人类学的独特方法,颇具创意与启发。云南大学向以民族学的研究见长,云南作为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又以其历史悠久、绚丽多彩的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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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史上,似乎都有一些具有永恒意义的话题,不同时代的人们都能从对之返本开新式的研究中获得新的启迪。李洪岩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文本的理论与实践》一文,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话题。史学文本的文学化主张,与坚持“直书其事”的客观主义倾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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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历史人类学”,好像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幽灵,在中国史学这个深潭的水面上,搅起了一点不大不小的涟漪。中国史学界好像比较喜欢讨论什么“学”的定义,记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每次开社会史学会年会,都会有“什么是社会史”的讨论,到最近几届,这种讨论终于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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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我的同窗学姐盛英曾经主编了一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筚路蓝缕,用洋洋80万言梳理了一个世纪里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历程,评介了120多位女性作家,在推进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方面功不可没.该著<导言>在论述"历史分期"时,虽然明确地将"世纪初到'五四'",定为"女性意识觉醒,女性文学勃然崛起时期",但由于学界长期将"近代"与"现代""分而治之",当一时用"20世纪"将两者统观之时,就往往会顾此失彼.当时,对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研究还未引起整个学界的真正关注,几无积累.即使对如秋瑾、徐自华、陈撷芬、王妙如等少数女性作家有所顾及的话,那多数也是未曾用性别文学的视角来加以观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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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布(John B.Cobb,Jr.)教授就这一次金融危机及其相关问题接受采访,通过采访稿知道了他对有关问题的见解,从而有一些思考.柯布教授是著名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也被认为是生态经济学家.作为前者,他让我们更多地反思所谓的现代化、现代性,但是又不至于让人们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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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斯是当今欧美最负盛名的学术史家。从《欧洲史学新方向》、《历史研究国际手册》、《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到眼下书店里畅销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等,他的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学术史知识之具体详实、真确细密,让人感叹不已。然而这还不是他所提供的最主要的东西。最主要的当然是贯穿于上述诸书的他的预设、视野和方法,———这些可能远比他所提供的那些具体知识对我们更有价值。“一部史学史而仅只考虑到历史学规范内部的因素乃是不可能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绪论》)这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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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真正的学术研究都是一项以功力为基础的志业,其传世的长短与投入劳动的多少一般说来成正比。但这绝不意味着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等价的,——学术研究之间的价值落差甚至从选题开始就已经注定。在某个时期内,人们总是对某些问题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和特殊的兴趣,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前沿”所在。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学术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历史性质,极大地凸现了“前沿”的价值。古老的人文学术领域尤其需要学术新风的吹入,需要时代之火的淬砺。为此,从本期起,特开设本专栏。从已知出发来探索未知可能是所有学术研究的基本特征。前沿,大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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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民间文化与民间信仰,重视民间文化的田野调查,为山东大学的学术传统之一。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义和团民间资料调查,长达四十余年,三百多名师生的足迹遍及冀鲁豫数省,获得了民间宗教与义和团的起源等方面的资料百几十万字。2000年结集出版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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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李泽厚先生是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最富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影响广泛波及到人文社科诸多领域,他的很多思想论断至今大家仍耳熟能详、津津乐道,此可见其思想魅力之大。更难能可贵的是,李先生是一位以思想为生命的哲人,而今已入耄耋之年的他仍泉思喷涌,与青年人谈学论道,乐此不疲,近年仍大作不断,特别是其新近出版的《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中国哲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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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神话因其富于原始哲学色彩,又同一个民族的宗教教义、思维方式以至节庆、习俗、仪典活动有关,故学者们都特别注意各民族不同的创世神话。但过去中外学者大都认为中国汉民族没有创世神话,流行较普遍的盘古开天地之说最早见于三国吴徐整的《三五历纪》,远在神话思维时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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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个人的青春是美丽的。一个学者的学术青春更美丽,更富有魅力。当我看到袁世硕先生近期撰写的《接受理论的悖论》(以下简称《悖论》)时,第一感觉是为这位著名的文学史家的学术青春爆发力叫好。袁先生是以孔尚任年谱与《桃花扇》、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等明清文学研究而蜚声国内外的。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位年逾八旬的学者,竟以锐敏、宽广的学术视野,破门而出,向姚斯、伊瑟尔、费什三位世界级的接受美学大师发出了挑战。这是中国文学史家第一次旗帜鲜明的向世界接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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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承《文史哲》杂志邀约之赐,让我在徐国琦教授大作发表之前,便有机会深入研读,受益实在匪浅。我与徐教授认识已有二十余年,对他辉煌的求学经历和近年的累累硕果,不但了解而且充满敬意。此处能饶舌数语,妄作评论,深感荣幸,并祈望得到徐教授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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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全球公民社会,是指世界各国的公民们为了影响政府决策和公民行为而在国家和市场活动范围之外所形成的跨国公共社会领域,其主体是全球公民社会组织(CSOs),它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联盟、全球公民网络、跨国社会运动和其他跨国民间力量①。全球公民社会(G lobal的civil society)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步流行起来的一个较新的概念。与之相比,全球公民社会的历史则要长得多。但全球公民社会的数量、活动和影响的迅速增加,则是近二十多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十多年来的新现象,“全球结社革命”(莱斯特·萨拉蒙语)的时代正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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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了吴承学、沙红兵两先生的大作<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与反经典>(下简称吴文),觉得是一篇立意新颖,证据充足的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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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此书的出版使以顾颉刚为主角、以“疑古”为标识的那场轰轰烈烈的知识运动达到了自身的顶点。用“如日中天”来描述1926年间的“古史辨”派的声势并不逾分,不过,还是时人钱穆的感受来得更为真切和准确:“《古史辨》不胫走天下,疑禹为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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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什么?”这个古老而永恒的司芬克斯之谜,总是梦魇般地折磨和困顿着人类自身。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不是在这种无尽的反身性追问中成就自己的文化及其传统的。回眸上下数千年人类文明足迹,我们蓦然发现文明的分野竟源于人的自我意识类型的差异。因为人如何理解自己就如何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