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社分工与合作：中国社区建设体制改革创新的根本要件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社区。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单位制社会的解体,是中国社区建设得以开展的深刻背景。现行的社区建设体制,本质上属于政府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是政府内部的行政权力与职能重新分配的结果,并未改变“政社不分”的传统社会体制的结构性缺陷。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阶段,该体制已难以承担社区的社会发展、社会民主、社会治理与社会服务的制度角色。社区建设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必由之路在于,切实转变政府的社会职能,积极培育民间社会组织,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体系,努力构建政府与社会的分工合作体制。     

制订我国《慈善事业法》的几点思考

一、明确调整对象目前中国的慈善组织有四种类型:第一是中国式的独立的民间慈善组织,以中华慈善总会、上海慈善基金会、广州慈善会为代表。其体制模式基本建立了“自治”机制,政(政府)社(社团)完全脱钩,其“民间性”占主导地位。第二是中国式的准民间组织。其体制模式是本级慈善组织与本级行政机构相互协作、融合、补充,建立了民间运作,行政支持的运作模式。第三是事业性的慈善组织。其体制模式基本同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专职工作人员的编制、工资分别由国家编委核定和财政负担。第四是完全行政(官方)的组织,其体制     

构建转型时期农村家庭寄养新模式

儿童福利事业转型经历三阶段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中国儿童福利事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50年代末期,是体制改造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开始接管“育婴堂”、“孤儿院”等旧式民间儿童福利机构,并对之进行改造,构建起由政府统一管理、统一拨付资金、统一配置人力资源和固定资产的儿童福利管理模式。     

培育民间福利组织 提升社会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目前,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政府组织形式正在向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转化,社会管理正在从单位管理模式向社会管理模式转变。适应这种转变而发生的,是一大批连接政府和个人的民间中介组织的产生和成长,其中类型繁杂、功能多样的民间福利组织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这些组织在满足居民需要、居民自治、社区互     

日本地域福利体制研究

二战后,高速经济增长促进了日本福利国家体制的形成。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发展停滞与人口老龄化加剧,使福利国家体制面临严重挑战。地域福利作为代替福利国家的新的理念登场。日本开始探索从福利国家体制到地域福利体制的转变。地域福利以居民为福利主体,调动社会福利协会等福利组织,形成新兴的"地域共同体",及时有效地为地域社会中需要帮助的对象提供多样化的福利服务。本文主要分析了地域福利的形成过程及地域福利的理念及内容、地域福利实施体制,并对地域福利的核心老年人地域福利进行了阐述。地域福利作为一种协作模式,将对中国发展社区福利也具有启示作用。     

民办教育立法热点聚焦

法律地位我国《宪法》明文规定:“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它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党的十四大报告也强调:“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改变国家包办教育的做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把“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作为改革办学体制、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办学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继《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之后,经过四年的努力,国务院又出台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     

国外高层决策咨询机制及其启示

随着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政府决策活动所涉及的规模、范围和复杂性均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使得现代政府决策体制发生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变化。当代行政决策体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即“谋”与“断”的相对分工。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逐步形成了政府系统内部的专门咨询机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咨询机构(思想库)相结合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决策咨询体系、制度和方法,在政府决策中发挥了强有力的支持功能。这对于我国建立与完善适应时代要求的政府决策咨询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国外主要国家政府内部的决策咨询机构现代政府…     

社会福利服务机构专业化发展路径思考

政府应从制度规范角度保障社会福利服务机构的专业性国外及香港的社会福利、服务事业走过了志愿性向专业性发展的道路,而专业性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以香港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社会福利服务组织一般都是民间的志愿性组织,主要依靠私人的募捐和慈善,20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开始大力推行社会工作专业化,把前期的救济型福利转变为综合型社会服务。1984年底,香港社工注册制度建立,从业者自愿注册。     

香港发展养老服务事业的启示

东华三院是香港历史最久远及最大的慈善机构,致力为市民提供社会福利、医疗和教育服务。从一个在庙字内的小小的中医诊疗亭开始,东华三院现已成为亚渊乃至世界范围内为老服务的窗口,其经验具有借鉴意义。作法政府主导香港政府着力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进程。政府大规模地向民间福利组织提供财政捐助,直至奠定了今天的"官民合作,官款民营,民间福利组织与社会福利一体化"的社会福利制度格局。香港财政每年都在加大对养老服务的投入,但在运营方式上不是直接提供服务,而是通过招标,由中标的民间福利服务组织营运政府规划的社会福利项     

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及其政策实践

７０年代中期 ,在西方各国普遍遭遇到经济衰退后 ,开始重新反思政府在福利制度方面的视角。１９８１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举办了一场名为“８０年代的社会政策”的研讨会 ,并将与会论文编成“福利国家的危机”的册子 ,它正式开启了对福利国家的声讨。大多数学者对福利国家质疑的焦点在于经济问题、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政府扩张问题、财政问题以及道德问题。面对危机与挑战 ,由政府公共部门办理各种社会福利的模式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这使得政府部门在福利服务的政策上 ,面临角色转变。从８０年代开始 ,西方各国民营化开始…     

“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的困境与对策——基于广州市的调查

一、前言 “星光之家”计划是从2001年开始实施的“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的简称,是民政部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社会服务需求,为建构当代中国的社区福利服务体系并推进城市社区建设为目的而策划并倡导,由全国地方各级民政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具体组织并在全国城乡广泛开展的社区社会福利服务改革。     

日本老年社会保障模式的解析

日本的老年社会保障由老年收入保障、医疗护理保险和老年福利服务三大系统构成。日本模式具有“国家、民间互补型”制度特征和福利保健服务为主的生活保障型制度特征。同时也存在着如何通过福利资源的有效整合,发展福利混合经济的问题以及如何通过“积极老龄化”政策,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问题。日本老年社会保障模式对中国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地域共生视野下日本的“农福连携”模式研究

日本从2016年开始推广“农福连携”的新型社会参与模式,当时是基于安倍政府建设地域共生社会的构想,作为一种跨领域的综合治理手段而实施的。近几年来,日本政府、非营利组织、农协、农业经济体、民间企业等多方主体逐渐参与到“农福连携”的相关工作中,“农福连携”从最早的残疾人优惠政策发展至日本农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农福连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农业和社会保障领域的双向合作,为缓解人口老龄化、地区过疏化背景下日本农业从业人员不足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在恢复地方农业生产,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等方面,“农福连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使日本走出一条别出心裁的农业改革之路。同时,受益于该模式,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得以在农业领域重拾生活自信,创造了相应的社会价值。     

欧盟一体化框架下北欧社会政策及福利模式的重新定向

欧盟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 ,使欧洲从一个分散的经济组合转变为统一的经济实体 ,这个新的经济框架也对欧盟成员国的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产生各种直接和间接影响。本文分析了欧盟一体化背景下北欧福利模式面临的基本挑战 ;阐释了北欧福利体制与“欧盟社会政策”之间的制度互动和协调 ;讨论了北欧福利模式未来的变革趋势。     

东亚福利体制下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变迁的比较研究——基于1996—2016年ISSP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1996年、2006年、2016年政府责任主题调查数据,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以东亚福利体制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三个国家和地区公众在1996年、2006年、2016年期间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发生较大变化,1996年日本公众对政府社会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较高;2006年韩国公众对政府经济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得分最高,中国台湾省的社会性福利态度得分最高;2016年中国台湾省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得分均最高。三次调查数据显示日本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福利态度变化较大,其次为韩国,中国台湾省变化最小。研究进一步发现同一福利体制下公众福利态度的差异化特征受时间、国家和地区以及个人因素的影响。福利态度国别地区比较研究说明东亚福利体制内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并存。本文丰富并发展了东亚福利体制理论,具有基于本土福利态度发展政策的意义。     

美国社工的工作环境

上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的社会工作者职位多半由政府提供，这和1935年以来美国实行的“福利国家”政策有关。那时，政府提供的社会工作职位占50%以上。这个比例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下降，但仍然保持在40%左右。民间或非政府职位多由独立的或承接了政府项目的大型机构提供，如保险公司里的社工。     

论政府的理性与社会政策面向

当前,我国日渐成熟完善的市场与日益扩大的政府干预产生了“共生现象”,而市场与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成为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政策主体面向尤为关键的问题。本文认为市场和政府失灵的实质是资源性配置的问题,如果我们无视政府功能的限度,政府必然失灵,也必然不能真正消除政府失灵。我们目前不能也没有必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选择,更没有必要争议“纯福利”还是“准市场”的价值体现,我们必须重申“政府理性”,也必须尝试一种新的社会政策面向,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功能组合。本文认为政府理性就是一种公民社会路径下的政府公共理性。面向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据此做出的社会政策面向。就是说,政府除了面向商业部门购买服务而发挥市场的力量之外,需要所谓“视界向下的革命”,不断拓展社区面向和非政府组织面向,从而实施有效的资源动员与政策执行。     

政府公共行政改革与社会福利社会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社会福利事业为加快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福利服务需求,开始了遵循市场经济客观规律,走社会福利社会化道路的探索。几年的推展和实     

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模式构建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日趋完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也相继进行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面临深刻的变化和调整,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就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政府职能转变为我国非营利组织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必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讨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发展的问题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农村社会福利体系发展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我国社会福利体系逐步完善,社 会福利体系的覆盖范围逐渐扩展, 社会福利事业的投入逐年增加, 福利水平逐次提高,慈善事业得 到了较快发展。但是,受经济社会 发展阶段性影响,我国社会福利 制度还存在覆盖面窄、福利不均 衡、统筹级次不高等问题,特别是 社会福利制度城乡二元分割,农 村社会福利较为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