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中央司法权力的划分

厂卫干预司法是明代中央司法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它其实是皇帝在司法中分割三法司权力、扩张自己权力的一种手段。厂卫的司法权是皇权在司法中的延伸。除了厂卫以外,皇帝还通过自己直接行使司法权、内阁和司礼监分掌部分司法权能以及各种会审制度来限制三法司权力,以期在司法中贯彻自己的意志。这是法司司法的特点和皇权存在矛盾的必然结果。     

明代内阁与中央政权体制演变的互动关系

明王朝出于加强专制皇权的需要废除了丞相制度,从而导致中央行政中枢体制的严重失衡。为了巩固统治和完善封建官僚体制,内阁开始崛起并逐渐成为明朝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从内阁的兴衰及其权势的变化看,它完全依顺于皇权,其政治功能是皇权的外延与扩张。内阁大学士参与中枢决策,故而阁权在国家权力体制运作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决策权,但这并未抑制住皇权的恶性膨胀。     

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新论

改革浪潮将中国推上一个崭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一个发展和改革相互交织、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同时并存的阶段。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之间的矛盾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根本动力     

明代内府刻书机制考论——以敕纂修图书为中心

通过对《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史料的钩沉,勾勒了明代敕纂修图书的运作机制,明确了明代内府刻书是由图书编纂、审定、刊刻、装帧、发行等一整套业务流程构成的国家级出版活动,其实质是明代皇家的刻书。太监在明代内府刻书中只起到了司礼监刻书与其他机构所刻书版的管理职责,与内府刻书质量关系不大。     

允与请的博弈与皇权崇拜:唐前期的请行幸

请行幸是臣民朝见皇帝的一种形式,以皇帝驾幸某地来完成,分为民间群体请幸三都、官员请驾幸京师及地方、臣民请行驻跸礼三种。民间群体请行幸的参加者多为父老、僧、道等,形式由诣阙上表和遣使以闻两种,内容包括请驾幸和请留驾两个方面。官员请驾幸京师及地方则有京内和京外之分,多有邀宠之嫌。一般来说,请行驻跸礼的主体为所司,但遇到封禅礼这种高规格礼典,请行幸则要全民参与,形式由上表、献赋颂、诣阙请封等。在实际运作中,请行幸的效用甚微,其意义更多的在于请的礼仪表达,这种礼仪表达是君尊臣卑的反映,也是皇权崇拜的体现。     

中国古代中央监察体制变迁初探

中国古代中央监察体制复杂多变。先秦时期以规谏为主 ,秦汉到隋唐谏官、御史、封驳官三大体系职掌逐渐分明 ,宋金至元明清谏官、御史、封驳官三大体系回归合一。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是规谏人主的制度 ,而不是御史制度 ;谏官、御史、封驳官三者关系的变迁反映了“否定之否定”、“御史主线”、“对监察官自身监察不断强化”等规律。这些规律的出现与丞相制、三省制、内阁制等中央行政体制的演变密切相关     

明代宫廷书画收藏考略

明代宫廷的书画收藏十分丰富,嘉靖以后虽多有散出,但仍具有一定规模,直至明清鼎革之际宫廷所藏书画才散佚殆尽。明代宫廷所藏书画主要包括接收前代遗存、查抄籍没书画以及帝后臣工新创作书画几个部分。宫廷所藏书画主要由宦官机构司礼监负责保管,存放于质慎库中;另有部分历代帝王、君臣画像由印绶监保管,存放于古今通集库中。明代中叶以后,宫廷收藏书画通过充抵官员俸禄、偷窃等方式大量流散出宫,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补充和回流。明清易代之际,宫中所藏书画散佚殆尽,这为明末清初私人收藏家群体的崛起提供了机遇。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央企重组

中央企业重组，事关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涉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本文介绍了央企重组的进程，着重探讨了央企重组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是金融制度建设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我国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演变来看,地方政府金融权力呈现出的扩张态势、金融权力关系变迁中的政策主导性以及金融权力结构关系的失衡是其主要特征。这与金融发展的地方化趋势、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法律调整的"空缺"有紧密关联。优化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结构,应统筹协调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实现中央统一监管下的差异化授权;平衡兼顾地方政府多重角色利益诉求,形成权责明确、权责相称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健全完善立法,填补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法律"空缺"。     

张居正与冯保——历史的另一面

被誉为“宰相之杰”的张居正 ,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 ,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排除种种阻力与干扰 ,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政绩 ,缔造了所谓万历新政。但是身后遭到不公平的待遇 ,令人感慨系之。后人在复述这一段历史时 ,在赞誉他的同时 ,导致一种过于讳言其过的倾向。本文透过四个方面的剖析 ,意在窥探这位政治家的内心世界 ,以显示历史的另一面 ,更接近其真面目 ,并非故意抬杠 ,做什么翻案文章     

厚赏与羁縻:论明代藏族地方与中央王朝的贡赐关系

明代藏族地方与中央王朝关系甚为密切,贡赐关系成为维系和加强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政治隶属关系的特定形式。明王朝根据西藏地方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朝贡制度,以达到有效治理藏区的目的。藏族地方进贡当地土特产,贡马尤其受到明廷的重视。中央王朝对藏族地方僧俗首领及其所遣使臣入朝,采用厚往薄来的原则,对其赏赐,一般都远远超过其所贡物品,赏赐中茶叶最为重要。贡赐关系具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功能。明王朝通过经济上的贡赐关系,显示政治上的隶属关系,确立其对周边民族地区的间接统治。     

军镇势力的发展与中晚唐五代县级行政体制的演变

中晚唐五代以来,镇作为军事系统的权力末梢,介入县级政权对地方的管理,导致县司权力的衰退和县级官员的闲散罢废。但对于县级行政体系和整个地方行政体系而言,镇作为最初的军事据点介入地方行政管理,亦为唐宋之际县级行政体制的变化带来了契机。镇的逐步行政区化促进了县域的合并与重组,镇将参与行政事务管理、镇将与县令的兼任,则促使宋初县司实现了新的军政合一。镇的发展某些层面上在唐宋之际县级政权的转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央政府“大部门体制”改革评估与对策建议

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大部门体制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被加以推进和实施,职能、机构和人员整合工作得到积极落实,其改革成效正在逐渐显现,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重视和需要改进的问题,即部门整合与职能有机统一,改革后部门内部整合、部门间协调机制缺乏,管理事项过多、过细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因此,为进一步推动和深化改革,必须高度重视职能有机统一的改革要求,按决策与执行分开的原则设计大部,设立独立执行机构,建立有效的部际协调议事机制,积极推进相关配套改革、扩大和巩固改革成果。     

本色要求与体制之辨——明代七子派的“本色论”

刘勰首先将"本色"一词用于文学批评,初步探讨文学自身的规定性。刘勰的"本色说"在宋代得到回应,在明代七子派手里得到充分发展。七子派的"本色论"在批评实践中表现为十分重视体制之辨,他们维护各种文体体制的纯粹性,维护不同体式诗歌体制的纯粹性,对不同体式诗歌的体制坚决加以区分,其目的是为明人的各体诗歌创作提供典范。